美国的“新疆工程”研究为分裂中国提供理论依据
美国的“新疆工程”研究为分裂中国提供理论依据
李博雅 励轩 张培青 谷棣
《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是大约10年前美国一些学者推出的课题报告,它提出的所谓“新疆工程”引发过中国国内的不满,它的一些观点被认为是“为新疆分裂提供理论依据”,其部分参与者的特殊身份也难以逃脱为美国对华战略服务的质疑。目前,美国到底有哪些人在研究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他们如何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纯学术研究”的背后,是否带有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这些话题,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为什么警惕美国学者的“新疆工程”?
“新疆工程”的说法来自《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主编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他是美国知名的突厥问题和中亚事务专家。斯塔尔认为,“中亚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他2007年出版的《新丝绸之路》一书对美国的中亚政策制定有很直接的影响。
《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这部由10多名美国学者合写的课题报告把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污蔑为“在某种程度上同化维吾尔人”的阴谋。报告中不乏“殖民统治”、“独裁危机”、“汉人移民”等各种措辞,其中一个主题是,中国在新疆的主权合法性存在问题,这一论调为新疆分裂势力提供理论依据。据了解,在中方表示不满后,参与该课题报告的部分学者公开表示“不支持恐怖主义,也不支持新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熊坤新教授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虽然“新疆工程”的主编声称没有任何政府背景,但该学术机构很容易影响到美国对新疆问题的决策。如果再考虑到报告另一作者格雷厄姆•富勒曾任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等经历,其客观性很令人质疑。“新疆工程”已由学术层面的探讨转而开始影响美国政界人士,2007年时任总统布什接见“疆独”分子热比娅一事就应引起中方警惕。
中国学者张培青去年在美国访问学习期间,曾在波士顿大学图书馆看过“新疆工程”报告。通过研究早期资料,她发现,该报告发起者曾声称,作为研究的“第一部分”,是向许多国家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员提供一种权威性介绍,使他们了解(新疆)这片土地的过去和未来,此后还会有后续的“第二部分”,将根据第一部分的研究得出一些明确结论,向有关国家的政府和国际机构提供政策方面的建议。张培青询问过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但得知他们并没有继续出版曾列入计划的后续部分。
访学期间,张培青还经常参加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组织的各种讲座,有数场讲座主题涉及中国的民族问题,在讲座过程中或讲座后,来自各国的学者有时就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激烈争论。
在美国,谁在搞中国边疆研究?
中国的边疆研究在美国算不上显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授主要集中在几所知名大学。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前身是1943年成立的为美国军方培训中央欧亚语言人才的项目,后来逐渐转向学术。该系涉及的中国边疆研究主要划分为“蒙、藏、疆”三块。该系教授乔治•卡拉学识渊博,能运用数十种语言,在该系享有“教授的教授”的美誉,据称他能阅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蒙文。该系藏学家艾略特•史伯林的专长是明代西藏历史,但对现代西藏也有很大兴趣,经常在媒体或网络上发表自己对西藏事务的看法。新疆学教授戈德纳•包文德是美国目前唯一一位专注于新疆研究的政治学家,精通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同时兼任政治学系和东亚系教授。
此外,美国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现有3位涉及中国边疆地区的教授。弗吉尼亚大学有由多位藏学学者组建的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项目有两位藏学教授及一位藏语讲师。其中罗伯特•巴奈特教授是“伦敦西藏信息网”创始人,曾是一位很活跃的记者。除以上学者相对集中的学术单位外,美国其他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学者则零散分布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如:乔治敦大学詹姆斯•米尔沃德(米华健)教授专注于新疆史,代表作是《嘉峪关外:1759—1864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波莫纳学院的杜•格兰德尼(杜磊)教授是研究中国穆斯林的人类学家,代表作有《中国穆斯林:族裔民族主义在人民共和国》。
除这些美国院校中的中国边疆研究专家外,介入中国边疆研究最有名的智库是美国东西方中心,它可以委托在大学供职的教授完成相应的研究项目。总部位于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是美国国会在1960年成立的,该中心由美国政府资助,但也接受其他私有机构、个人、基金会和外国政府的资助。印第安纳大学学者戈德纳•包文德在得到卡内基基金会资助后于2004年出版《自治在新疆:汉人的民族主义需要和维吾尔人的不满》。这篇论文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维吾尔人不满和民族冲突的根源”。他认为新疆地区的冲突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正在新疆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新疆发生过的一些暴力恐怖袭击,他却表示动荡既不是长期暴力文化的表现,也不是外国阴谋的产物。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者是美国所谓的“最了解中国边疆的人”。他们为美国政府了解中国边疆问题提供咨询,如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邀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一些学者做过的演讲题目包括:《2008年3月抗议一年之后:中国正在西藏促进稳定吗?》、《当今中国的伊斯兰信仰:维吾尔族和回族不同的现实》、《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吗?》,等等。
据了解,少数美国学者与流亡藏人甚至与达赖喇嘛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如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的教授罗伯特•瑟曼。有的美国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同情流亡海外的藏人或维吾尔人,但还能保持一些独立判断。比如,印第安纳大学学者艾略特•史伯林虽然同情流亡藏人,但也公开批评过“藏人行政中央”(即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做法。印第安纳大学学者戈德纳•包文德曾表示,虽然他“并不完全相信北京所说的,但也并不完全相信世维会所说的”。
如何与这些美国学者打交道?
不少研究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的美国学者与中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保持着密切交往,如哈佛大学藏学教授范德康,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获聘兼职教授,每年都会给中国学生上课。有中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国学界有不少研究中国边疆的学者,然而大部分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距离。
但国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会学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可以说这些学者与美国政府关系很密切,有为美国对华战略服务的背景,有的研究项目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但他认为,如果单独批驳部分美国学者支持“疆独”,对他们个人来说“显得太重”,因为在美国对华战略的背后,还涉及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政治偏见等。他认为,这些学者多数还算是“真正的”学者,但会带有一定的偏见,比如,有的会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压迫人权”等等。有一些学者比较严肃,也比较中立,因此,不应完全把他们推到敌对面去,要看他们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要区别对待,多合作。
熊坤新教授认为,可以邀请更多学者和美国人士到中国实地察看,以事实改变他们的偏见。中央民族大学一位研究中国边疆政治学专业的学者表示:“很难指望他们的想法与我们一致,但双方学者间依旧保持着交流。”新疆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表示,与上海等地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相比,他们与这些美国学者的交流相对少一些。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7月18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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