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是民族政治认同的根本保证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向多极/多元发展的今天，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防实力的迅速提高，外部力量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攻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快速发展和深化改革将中国推入了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趋于尖锐，敌对势力在内部制造混乱、阻碍发展，甚至于造成大规模动乱和颠覆政权的威胁仍在不断增高。因此，国家安全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国防安全概念，而是一个需要从全方位、多层面进行战略思考并综合治理的总体工程。在这个工程中，文化安全对于今天的中国国家安全具有首当其冲的重大意义。

文化安全是发展巩固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根本保证

    所谓文化，包涵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领域，它表述并支撑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明体系。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文化诠释和界定人们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价值理念、政治信仰，为建立一个国家所必需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提供了思想和精神基础。

    任何一个国家的长安久治，都离不开其国民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是国民对其民族及其文明体系的认同。民族认同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国民凝聚力。政治认同，是国民对国家政治体制的认同，亦即公民认同，是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和政府治理有效性的根基所在。

    显而易见，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只要其国民具备了强烈并相互重合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国家安全就有了最根本的保证。不论是面临外敌或内患，都能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克服挑战，保持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反之，如果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脆弱，或两者之间出现裂痕，国家安全便危机四伏甚至倾塌。

    在今天的世界上，通过文化理念上的潜移默化而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进而分化瓦解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挑战国家体制和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最终导致国家垮台的事例屡见不鲜。从前苏联的解体到今天世界各地延绵不绝的“颜色革命”，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以至崩溃，是根本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如何确保文化安全，为中国的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奠定牢靠的文化和价值认同基础，是确保国家总体安全的当务之急。

    但是，恰恰在文化方面，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中国近现代发展中存在着巨大的“文化断层”，使中国文化安全面临“历史困境”。此外，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及其实施，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文化安全的“结构困境”。文化发展面临的这两种困境，为发展和稳定国家安全的根本基础——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造成了巨大障碍。

中国文化安全的历史困境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存亡危机。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疆土的沦陷，而是中华文明、中国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死挑战。此前，尽管中原大地屡遭外族入侵，但入侵者却无一例外地被中华民族所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其根本原因，是基于农耕经济之上的中原文化，比入侵者的文化更为先进。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中华文明也得到不断地发展与充实。这是一个处于先进地位的中国文化“主动”融合其他文化的发展过程。

    鸦片战争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逆转了中华文明的“主动”融合进程。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与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更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这一次，侵入中国的“外族”不但不会融入中华民族，反而以其工业化的强势，要在文化上摧毁中华文明，由此导致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危亡。为了救亡，中国人不得不从基于工业化之上的西方先进文化中寻求指导，从而开始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的“被动”融合过程。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赶走列强，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

    但是，激烈的救亡运动以及由此导致的革命运动，阻滞了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进程。一方面，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在文化上继续“被动”融合，不断地学习和汲取西方文化中的思想理论、发展模式以至国家社会的组织方式，以此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毕竟，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引领中国以“革命”的形式启动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跨越式转变。

    今天的中国，已经再次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因而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开始拥有了主动性，出现了从“被动”融合再次转向“主动”融合的趋势。然而，在中国社会激烈、快速的转变过程中，中国文化发展严重滞后，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像西方文化那样去经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现代化蜕变过程。因此，中国文化就整体而言，仍然基于农耕文明之上，与今天的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至话语体系都十分薄弱。这不仅使“中国故事”的讲解面临巨大的语言困境，在客观上阻碍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更为严重的是，无论是概念还是语言，中国传统文化都很难诠释和界定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事物、新观念、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新行为方式;对民主法制、公平竞争、政治参与等现代国家体制中的必要元素的解释也显得苍白无力。由于文化发展长期滞后，中国在今天的世界里不但“话语权”明显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建立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也缺乏原生的文化底蕴。这是当今社会中思想观念和价值信仰混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中的最薄弱环节。

中国文化安全的结构困境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模式完全不同。这一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为了克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矛盾而逐步形成的。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限的“硬实力”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的国家利益的矛盾。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具备“全球作战”的军事力量，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这样的军事力量。但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快速的经济发展已经使中国的国家利益遍及全球并不断发展。

    第二，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发生利益碰撞。但是，为了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中国必须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础上，避免同美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第三，苏联解体后，所有危及政治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都基本属于中国内部事务(台湾、三股势力、人权、贫富分化、深化改革、政治参与、民主发展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被中国境外的政治活动和操弄所引爆。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如何既处理好国内问题，又防止境外的各种“导火索”和“雷管”引爆国内的各种矛盾，是中国必须长期面对的艰巨挑战。

    正是为了克服这三个基本矛盾，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采取了同以前新兴大国的崛起模式完全不同发展道路。

    世界历史上的新兴大国——英国、德国、日本、美国以至前苏联——的崛起，其必要条件之一，是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作战——“全球作战”——的军事力量。因此，它们的崛起过程，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向外扩张的过程，也是挑战当时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国历来反对军事扩张，主张和平共处。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中国并不挑战现有的、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并领导的国际秩序，而是积极参与其中，与世界接轨，维护和平，确保发展。

    事实证明，通过融入，而不是挑战现行世界体系而获得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成功的。但是，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在文化安全上的结构困境：一方面，中国在话语权、价值观、意识形态以至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等重大问题上，都必须在别人构建的世界体系中受到评判。由于国家体制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中“政治不正确”，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每每落入“有理讲不通”的局面，甚至被妖魔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融入了别人的体系，因而在客观上为西方文化理念、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大门。其结果，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始终面临着来自于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巨大挑战：国内的社会舆论、人文思想、学术研究以至政府的文宣政策，都很容易被西方的舆论和价值观“牵着鼻子走”，十分被动 。中国的文化安全面临的结构困境，使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必须长期面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强劲“逆风”，稍有不慎，就会面临旗折政息的危机。

文化复兴是中国文化安全的根本保障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历尽沧桑，却是唯一以完整的国家实体延续下来的古代文明。其根本原因，就是基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之上的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这是中国国家总体安全的固有优势;巩固和加强这一优势，是建立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安全所面临的历史和结构的双重困境，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认同的文化底蕴日渐薄弱。仍然基于农耕文明之上的中国文化，难以有效应对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认同所面对的种群宗教纠纷、文化道德失范等种种挑战。这是今天社会中价值观混乱、信仰纠结、文化自卑与自傲并存、以至社会行为中犬儒与民粹两极发展的根结所在。

    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文化发展的长期滞后，国民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即公民认同)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今天的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走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起来的;是通过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和持续30余年的改革开放而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在这一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其由革命党转换为执政党的需要，在其指导思想中不断加入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新元素。尽管如此，在指导思想和执政实践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建设空间。这一空间的客观存在，是当今中国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难以重叠的根本原因。

    显然，很难再依赖从外部文明中引进先进思想和理论来填补这一空间。当今西方民主体制中的重重弊端、愈演愈烈的种族宗教冲突以及思想文化界的迷惘与失落，都清楚显示了其“历史的终结”的自信与豪情已不复存在;而新兴“民主”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乱象，更进一步表明了“盎格鲁-撒克逊民主体制”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的物质文明与先进的西方物质文明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以及基于其文化之上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感召力也急剧下降。如果再不努力从自身丰厚的文化积淀中汲取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精神养料，非但难以解决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拉大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实践之间的距离，从而加剧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恶化中国文化安全。

    发展和巩固中国文化安全的唯一有效途径，是促进在现代化基础上的中国文化复兴，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蜕变。文化从来就是动态的，是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充实变化的。中国社会毕竟已经从农耕文明发展到现代化工业文明，表达其文明的文化也必须与时俱进。只有通过文化现代化，中国文化安全才能突破其历史困境和结构困境，才能发展建立起在思想文化上一脉相承的现代话语体系，从而用自己的话语讲解自己的故事，诠释自己的价值和理念，为自己的国家体制提供原生的思想理论根基。只有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模式”才有自己的价值支撑;中国梦才有原生的文化底蕴;民族复兴才有稳固的、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文明基础，从而获得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的高度一致。

建立中国文化安全的政策选择

    建立文化安全是一个长期的重大战略工程。因此，必须要有十分谨慎的顶层设计和全面的计划与安排，不可能一蹴而就。历史证明，真正的文化进步与发展，都是由社会主导完成的。毕竟文化是滋润并渗透整个社会以及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营养液，只有在全社会的参与促进下文化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过多的政治和行政干预都只能是事倍而功半，甚至于适得其反。因此，政府与执政党只能在原则和方向上加以引导，起到发动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但文化发展中具体的组织与推广必须靠全社会的参与来完成。

    首先，为了确保文化现代化健康有序的全面发展，必须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全面细致的相关法律和措施，积极引导和管理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的文化发展与交流。同时，对各类文化产品进行客观严格的分类和分级，确保社会不同层级和不同行业的人群有适合自己消费的文化产品。通过对文化产品的管理(而非控制)来促进文化发展的和谐与顺畅，抵制各种不利于中国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的因素，保证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快速复兴。

    其次，必须注重文化教育，在整个教育体制中突出中国文化的教育与传承。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通过教育充分挖掘中国文化中的治国理念、人伦价值、道德规范以及与其他民族和国家交往的原则、内容与形式。更重要的是，强调文化教育的目的是发展，绝不是复古。要在教育过程中发展并形成继承、批判、创造的良性机制。因此，必须在法律的规范和政策的引导下，积极鼓励并促进学术自由，尊重包容不同意见，形成良好的文化学术交流风气。

    最后，必须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在法律的严格规范下，倡导和鼓励各类促进文化发展的基金会、智库、社团等非政府组织，并由这些机构在文化发展政策的引导下，依法组织赞助各种研究项目，召集学术会议，资助文化交流，使各项文化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和推广，持之以恒，必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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