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部老领导说：我们对情报人员有很好的保护！

安全部老领导说：我们对情报人员有很好的保护！

廖  攀  周启亮

余放，一位在隐蔽战线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原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余放简介：1933年1月出生，1950年12月参加工作，195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解放军东北军区机要干部训练队学员，吉林省委机要员、机要秘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助教，国家安全部外事局局长，国家安全部办公厅主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等职。退休后，出任国家安全部影视领导小组组长，并担任多部谍战题材影视剧的总顾问。2013年2月19日，余放同志在中国北京逝世，享年80岁。余放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我们对谍战片的要求，第一条是重大基本事实、人物有历史依据。这叫大事不虚。其次是具体故事情节要戏剧化，好看。这叫小事不拘。

继谍战电视剧《潜伏》火爆荧屏后，中央电视台一套的黄金时段又开播一部谍战剧《誓言永恒》。

60多年前，在国共两党决定中国命运的长期较力中，蒋介石、白崇禧、胡宗南的身边，潜伏着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情报和反间谍战线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没有硝烟的战斗。长期以来，情报人员的经历、作为及历史评介是讳莫如深的话题。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终其一生，依然不为人知。

这是一种怎样的职业？热播的谍战剧《潜伏》《誓言无声》为何广受追捧？从那些波诡云谲的间谍故事中，我们应该感悟、思考什么？

余放，一位在隐蔽战线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原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担任多部谍战剧的总顾问，也负责谍战题材影视剧的审查。近日，北京西郊一个树木葱郁的大院，余放先生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情报职业需要献身精神

中国新闻周刊：以《潜伏》为代表的谍战剧热播，你作为国家安全部门曾经的负责人，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余放：《潜伏》的主题还是好的，这部电视剧要展现的是英雄人物在隐秘战线上的工作。但是有些情节不合情理，不符合国家安全工作的专业常识。比如最后一个情节，党组织已经知道了余则成妻儿的消息，并将他们保护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却不告诉余则成，又给台湾的余则成安排了一个女情报工作者配合工作，最后结为夫妻。这种情节在我们的系统里是绝对不允许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伦理道德底线不允许被打破。像这种情节就比较荒诞，虽然(它)比较好看。现实中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组织会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你的爱人找到了，受到组织的照顾和保护。但是你要接受组织的安排，继续潜伏。如果他不同意，组织不会强迫，会考虑到他个人意愿调他回来。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情报系统的权威专家，从你的角度，谍战片应该有哪些需要把握的原则？ 余放：我们对谍战片的要求，第一条是重大基本事实、人物有历史依据。这叫大事不虚。其次是具体故事情节要戏剧化，好看。这叫小事不拘。再就是要符合间谍和反间谍系统工作的行业规律和职业规范。据我了解，多数的谍战剧主题还是不错的，旨在宣传隐秘战线的英雄人物对国家的贡献。问题在于情节，主创人员不了解隐秘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工作规律，出了不少笑话。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在保证主题的前提下，怎样避免在情报和侦察的细节上出现笑话和常识性的错误。

中国新闻周刊：《潜伏》里的余则成，他弃军统转向延安有爱情的因素，也有对军统的失望。有一种说法，似乎去意识形态化是谍战片重获市场的要因？

余放：对余则成这个形象的描写的确是个性化的，不是脸谱化。这在实际生活中不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更多投身到我们的事业里的人还是出于信念和信仰。有的人开始是为了爱情离开了国民党，这在实际上工作中也是有的，但和我们接触之后，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了。间谍和反间谍，是不同国家、民族、政治团体交锋、对抗最激烈的领域。说到底，这一领域还是信念、理想、价值观的交锋。

中国新闻周刊：事业的成就和家庭的美满是幸福的重要来源，我们的情报人员如果工作和生活上有冲突，一般会作出怎样的选择？

余放：遇到这种情况，组织上会尽量协调、妥善解决。实在解决不了，我们会有特殊措施调整安排。毕竟这个工作是不能强迫的，否则会很危险。比如他的家庭特别困难，他实在去不了外面工作，我们会给予照顾。总的说来，我们国家情报部门的传统还是人性化的。

举个例子，像余则成那样被派到台湾的情报人员还是有的。也发生过一些事情，一些情报人员暴露，被国民党杀害了。后来，两岸开始沟通后，好多他们的子女就回来了，找到了主管部门。他们子女的要求，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做了妥善的安排。

我们的情报人员有很好的保护

中国新闻周刊：一般来看，情报人员这个职业相对缺乏安全感，实际情况如何？

余放：安全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对自己的情报人员有很多安全保护措施。从我的观察、经历来看，还没有发现我们的情报人员，由于保护工作做得不好，而出现危险。被境外间谍机关抓住，或者被绑架，这些还没有发生。

从我们党开展情报工作到现在，我们都是有很周密的保安措施，虽然情报工作给人的印象很危险，但到现在还基本没有遇到过意外。对情报人员家庭的照顾也是我们的既定政策，组织对家属的照顾，有特别的安排。我们派出人员的家属有专门的保护和照顾。

这在我们系统是有着很好的传统。我国情报系统的元老李克农老部长，在他晚年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以伤病之躯查访烈士遗属，要求妥善安排在情报系统作出贡献的同志的生活。他还给中央政府打报告，要求“使过去在战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扶，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中国新闻周刊：挑选情报人员的标准是什么？哪些是你最为看重的素质？

余放：我们首先看重的是他的政治素质，就是指他的信念，他的共产主义信念。现在来讲就是对祖国的忠诚，这方面最重要，思想品德要好。一个人对事业、对国家的态度在平时工作中可以观察到，有的人很明显吊儿郎当，没有事业心，这种人员不大适合情报工作。情报人员必须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对祖国忠诚。还有遵守纪律，这个也属于政治素质。

中国新闻周刊：请说说你的幸福观。

余放：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这实际上是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不一样，幸福观就不同。我们的情报侦察人员不论遇到多大曲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始终坚信自己是幸福的。这一点在电视连续剧《誓言永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新闻周刊：现实中也有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文学家关露这样的情报人员，她的晚年很悲惨。她的遭遇是个特例吗？

余放：关露的确是我们很杰出的同志。她是个诗人，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就是她所写的。后来她参加到了我们的工作，打入汪伪政权内部，获取了很多情报。她是个很优秀的情报人员。她解放后和晚年的不幸，是那时不正常的扭曲的情况下造成的。

解放前很多打入到敌人内部的同志，他们工作的特点就是单线联系，解放后，他的上级去世了、牺牲了，因此他们中有些人就被认为是特务，或有政治问题。这样的人由于环境特殊，找不到证明人，因而被误解。但当时中央的政策就是，只要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认真查对，核实之后，要给予纠偏、平反。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后被地方当做敌特分子处理的，我们发现了，会从各方面核实事实，然后给他平反。

这是个智力密集行业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些反映间谍战的影视剧中，你最喜欢哪一部？为什么？

余放：经过我们审查的谍战片，好的还是不少的。我最喜欢讲述我党杰出情报英雄阎宝航情报生涯的电视剧——《英雄无名》。阎宝航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获得了德国进攻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和日本关东军编制、序列、人员、装备情报等三大重要战略情报。这个片子对重大事件的叙述符合历史真实。阎宝航接触的上层人物，包括于右任、陈诚、何应钦，特别是宋美龄，这都是真实的。事件和人物符合真实历史。

其次是具体故事情节戏剧性强。这也是我帮他们出的主意，我跟编剧商量，就是要“写活”阎宝航搞情报的过程，比如阎宝航怎样受怀疑，比如军统千方百计地阻挠阎宝航的活动。编剧最后把这个写活了，既符合历史真实，又有大量生动情节，这就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还有一部我喜欢的就是现在正在播出的《誓言永恒》。

中国新闻周刊：《誓言永恒》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真实？

余放：《誓言永恒》讲述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在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成功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进入关键阶段。这时，台湾的情报机构竭尽全力想掌握和破坏中国大陆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海峡两岸的情报机构开始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殊死较量。

《誓言永恒》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在上世纪60年代的背景下，我们和在台湾的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斗争非常复杂激烈，那是符合历史情况的。它的人物原型都是多多少少实际存在的。《誓言永恒》在谍战片里很有深度，我说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安全部门自己参与组织编剧和拍摄隐蔽战线的很多影视剧里，《誓言永恒》是我最欣赏的。《英雄无名》属于情报，而《誓言永恒》属于侦察保卫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潜伏》热播，被观者解读出很多“办公室哲学”，比如挑拨、陷害等。谍战片希望带给观众什么？或者我们应该从中获取什么样的价值？

余放：对“办公室哲学”不宜过分渲染，一些谍战片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对一些情节、细节的扭曲、夸张。观众看完《誓言永恒》后，印象最深的还是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对祖国、对事业的忠诚。尽管历经苦难、曲折和误解，他们都矢志不渝，忠诚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再就是充分体现了间谍和反间谍斗争是一个智力密集行业，是一个高智商的斗争，要斗智斗勇。最后，归根到底，还是我们提到的根本，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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