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大东西看不见”会出颠覆性危险

作者:江涌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4-02-23

没有预见就不能领导

——“大东西看不见”会出颠覆性风险

江  涌

目录

一、“大东西”之一:方向性问题

二、“大东西”之二:根本性问题

三、“大东西”之三:全局性问题

四、“大东西”之四:战略性问题

五、“大东西看不见”带来颠覆性风险

安全的对立面就是风险。“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算是对“风险”的最浪漫主义的理解。风险,人们在生产或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危险,产生意想不到的可能性,核心要义就是在不确定性。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民族进步的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风险,但是最大风险应当是颠覆性风险,即难以甚或不可承受的危险。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国家治理难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应当努力避免政策上犯错误,犯大的错误。“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1]古今中外经验教训表明,若在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上出现错误,即“大东西看不见”,就很有可能出现重大风险甚或颠覆性风险。

江涌:“大东西看不见”会出颠覆性危险

一、“大东西”之一:方向性问题

上大学时,听管理学老师讲课,反复强调“细节决定成败”,总觉得有些不当,后来工作,逐渐明白:细节影响好坏,方向决定成败。笨鸟先飞,是有前提条件的,道理简单,倘若方向不对,势必离目标越来越远。个体如此,组织更是这样。伟大舵手毛泽东同志曾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马列主义指引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前进的方向。“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如果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2]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确立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求真务实的党,党章规定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且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历不同历史时期。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面向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即阶段性目标)。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更是在党,鉴于历史经验与教训,邓小平同志曾经不无担心地警告,“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方向性问题上不能出偏差,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如何确保不出现偏差,关键在全党团结一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才能实现目标。团结一致,步调一致必须向党中央看齐。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讲过一段名言:“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4]迈向伟大目标的征程上,亿万人民必须齐心协力,要知道即便组织化最高的军队也经常要喊看齐,而且要天天喊、时时喊。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邓小平的女儿曾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跟着走!”[5]一个“跟”字,明确了方向,就是跟党走,是跟着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央走,如此在行动上、思想上不会掉队,最终从苦难走向辉煌,从崎岖走向通途。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6]。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根本前提下,通过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不断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7]。邓小平对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性作了凝练概括:“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8]为了保证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稳步前进,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论断:“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9]“四个坚持”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确保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的必要条件。“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10]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其中,社会主义是基础更是方向,市场经济、市场化只是途径是手段,如果迷失了失去了社会主义方向,即便经济发展再好(实际也不可能发展好)也失去了应有意义。

否定社会主义方向,死路一条。苏联以及东欧一众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结果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教训惨痛。苏共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始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作为苏联共产党的领袖,赫鲁晓夫缺少基本的马列主义修养,说不上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真正的信仰,著名的“厨房对话”当事人的美国前总统(对话时是副总统)尼克松在谈到赫鲁晓夫时说:“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及其胜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礼拜天在理论的祭坛上做做礼拜而已。”[11]取而代之的勃列日涅夫抓权有术,治国无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只是挂在嘴边的假话套话,他曾经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12]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坦言,共产主义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他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所造成的许多恶果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掉而感到非常的荣幸”[13]。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说,苏共“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临死亡”。共产主义是方向,是旗帜,是向心力、凝聚力,而模糊了方向,失去了旗帜,也就失去了向心力、凝聚力,最后也就失去竞争力、战斗力。苏联存续后期,苏共罕见地出现了退党风潮。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时,党员总数为1900万,1991年7月1日苏共党员只有1500万人,退回到1973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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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东西”之二:根本性问题

树无根则不长,无本则不立。根本是指事物的本源、根源或者最重要、最基础部分。根本性问题就是最重要、最关键、最基本的问题,是指影响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最关键、最基本因素。当今中国的根本性问题可以理解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需要正视、应对和解决的主要矛盾、关键任务,是“国之大者”,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牛鼻子”。“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14]

人的认知总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根本性问题通常潜藏在现象表象之下,为诸多非根本性问题所覆盖,所以认识根本性问题并不容易。1917年,莘莘学子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的主张,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历史发展表明,分治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好办法,文章没有抓住湖南更没有抓住中国的根本问题。随着不断求真务实,随着天下大势的分合演变,毛泽东和许多志士一样,终于找到了老大中国的光明出路,那就是革命。1941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题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结论王明“左”倾路线,“政治方面,在形势估计上,在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上,在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的解决上,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因为是根本问题,错误严重,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中国共产党溯本归根,拨乱反正,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迈进,开启现代化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道路选择成了问题的关键。“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15]“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16]。实践中,路线是由政治、经济、组织、作风、外交等一系列制度作为保障的,其中的基础与核心在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

经济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取代并超越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条件和标志。《共产党宣言》指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17]。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系列实践都表明,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红花虽好,仍须绿叶扶持。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前提下,单一公有制使社会失去应有活力。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说到底,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蜕变,并将这一蜕变落实到经济基础与政治核心上。戈尔巴乔夫攻击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经济垄断”,妨碍了人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自由选择,“使人同生产资料失去了联系”,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他提出,苏联的国家所有制“是行政命令体制的基础,这个体制束缚我们整个社会,不打破这种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复兴和革新”,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通过财产非国有化、取消垄断,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私有化魔瓶一旦被打开,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纷纷衰落沦陷。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曾指出,在俄罗斯社会形成了一个“疯狂掠夺人民财产并运往西方的大资产阶级”,这个买办阶级“掌握了基本工业部门,垄断了自然资源、银行、报纸、电视台、电台等,并执掌国家政权,他们是使俄丧失强国地位和人民贫困的主要祸害”[18]。普京任期内的历史教科书称“休克疗法”是对公民进行抢劫的“一桩大骗局”。私有化,不仅严重侵蚀了苏联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后来的俄罗斯难以回归社会主义而走上寡头经济的根源。

路线错误之核心而致命的在政治。毛泽东主席说过,“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19]。政治思想是灵魂和统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往往是灾难性的、颠覆性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纠正了一个时期以来的模糊和错误认识,扭转了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现象,使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20]党的领导之根本体现和表现是在党的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上。思想与政治的根本,一刻不能脱离群众,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承认——否认——勉强承认的思想反复,表明认识的模糊(理论的不清醒,对辩证法理解的不彻底),涉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人民内部矛盾等系列重要问题,这对苏共发展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产生深远影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创新”推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理论,混淆了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界限,把原本属于党的群众基础上升为党的阶级基础,实际上把苏共从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全民党”打开了通道。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代之以抽象的所谓的“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继承并发展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开始有步骤地毁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所谓的改革,在苏联确立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总统制,搞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搞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在苏联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实质上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观点,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里根政府的对苏政策顾问马特洛克指出,“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随之消失”。[21]

江涌:“大东西看不见”会出颠覆性危险

三、“大东西”之三:全局性问题

“大东西”之大不仅在于方向性与根本性,还在于牵涉面大,具有全局性。“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许多同志往往对于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看不见,只看见局部的小量的东西。”[22]“小东西看不见,也会犯错误,但那只是一点一件的错误,牵涉面不大,这种错误十个、八个也不是很关紧要的。当然,犯了这样的错误也不好,但毕竟不算大错误。凡是大的错误,就是对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看不到。”[23]1956年毛泽东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由此形成了“十大关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当了苏联人的奴隶,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学苏联的,苏联得了感冒,我们也跟着打喷嚏。到了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以后,中国下决心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了。”[24]因为看见并抓住了“大的东西”,把握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的脉搏,所以《论十大关系》至今对中国的国家治理依然具有指导意义,成为不朽的经典文献。

在“十大关系”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12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25]。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讲话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包括: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十二个关系是在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26]由于大局全局了然于心,所以能够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中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风险等重大问题,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回答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从全局性(统筹发展与安全)视角,部署国家发展与安全工作。诸如“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27],再如“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都是全局性工作。”[28]凡此等等,“牢牢掌握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局性主动”[29],从而有效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局,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

与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中国相对照,苏联这个曾经的世界大强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统领,因为苏共的全面性蜕变而黯然陨落。苏共由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执政党蜕变为组织总统或议会选举的政治分肥党,由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阶层集体蜕变成为特权集团。学界研究认为苏联特权阶层人数约为50-60万(有的认为加上其家属大约为300万人)。特权阶层利用权力,享受一系列特别供给与保障,在后来的私有化、市场化过程中大搞权力寻租,一马当先成为大大小小的经济寡头。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当权者,趁私有化改革之机大肆鲸吞公有资产。俄罗斯商界精英有40%以上来自前苏共的官僚。在1992-1993年的100家俄罗斯最大私人企业的所有者中,原先的党政精英、企业家、银行家及其家族占了62%。2018年3%最富有的俄罗斯公民拥有国家89%的金融资产。[30]

1991年6月,美国一家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面向苏联党政要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他们拥护“改革”,并希望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大卫·科兹由此发出疑问:“作为一个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31]1991年3月,苏联就联盟前途举行全民公决,全苏1.86亿选民中80%以上参加了投票,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的占76.4%。很显然,苏联解体违背苏联大多数人民意愿,但是符合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且还是最大化利益,因为解体可以让非法收益合法化,并且在解体的混乱中还可以不断增加收益。所以,集体性蜕变应当就是对“竟无一人是男儿”历史之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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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东西”之四:战略性问题

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32]但是,一旦出现战略性问题,极有可能犯颠覆性错误。战略集中在决策,决策关键在领导。毛泽东同志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33]领导要有先见、预见,要看得见大东西。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在讨论抗战胜利后党的发展前途时,毛泽东同志就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34]二战胜利前夕,雅尔塔秘密会议,美国拿中国的领土主权和苏联做交易,以中国的外蒙古和东北为筹码,换取苏联出兵,以减少自己的牺牲,求得太平洋战场的尽快胜利。苏联利用强势地位威逼利诱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认相关权益。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抗战甫一胜利,不经苏联同意,迅速调集精兵强将(11万军队和2万干部)赶赴东北,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共77人,其中派往东北工作的就达20人。这一战略决断,为后来的辽沈决战的胜利进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消除东北成为苏联印记的“满洲国”的可能性,维护了领土主权。高手出招,走一步看三步、四步乃至五步。

共产党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绝不能犯战略性错误。在策略、战术上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影响面通常不大,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如果在战略上出现偏差,那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付出的代价则是很大巨大的。党在早期有过惨痛的教训,如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尤其是王明极端“左”倾路线错误,集中体现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就是战略判断错误——看不见敌我力量悬殊对比,搞“四面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付出了极大代价。科学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否则战略的科学性就难以得到检验。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战略和策略辩证统一,就是要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站位要高,做事要实,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谋长远,又要抓准抓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既要算大账总账政治账,又要算小账细账经济账。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现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问题,就会错失战机,错失发展机遇。战略和策略辩证统一,以时间、地点与条件为转移,将策略(如游击战)大胆地当作战略使用,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大亮点。

二战后不久,西方开启冷战,对苏东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中苏采取不同的战略与策略,也取得迥异结果。毛泽东曾就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表述这样评论:“教科书说,在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完全不对。”“教科书说,在苏联‘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教科书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35]不错,美国正是趁苏联昏昏欲睡之际,祭出了“和平演变”战略。“和平演变”是约翰·杜勒斯(JohnDulles)和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兄弟二人在1953-1961年为美国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战略构想。1953年1月15日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声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为此细致研拟出一整套和平演变方法,包括类似的对华“十条戒令”,妄图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非战争手段搞垮社会主义苏联及其阵营。众所周知的1975年尼克松提出的“不战而胜”战略,以及1989年布什提出的“超越遏制”战略,都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延续。

但是,赫鲁晓夫“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36],没有理论水平,又不爱学习,不谦虚敬慎,偏好装模作样,好大喜功,自然容易上当受骗。对于美国的和平演变,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苏联不是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一厢情愿地提出“三无”(没有战争、没有武器、没有军队)“三和”(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思想,妄图苏美联手共同主宰世界,推行其大国沙文主义,自以为得意,实际却长资本主义的威风,灭社会主义的志气。尽管赫鲁晓夫在碰壁(U-2侦察机事件与巴黎四国首脑峰会)之后有所收敛,但是“三和”外交路线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瓦解苏共思想武装的作用,从而对美西方缺乏必要的防范,客观上为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提供了助力。美西方尤为重视在苏联各级领导层寻求培植代理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了一个建议,想邀请数千名苏联学生到这里来,费用由我们来支付,并且由苏联人自己决定是否邀请同等数量的美国学生去他们的国家。艾森豪威尔毫不掩饰“一批新人有朝一日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就是这一代。”[37]在艾森豪威尔政府计划要争取的苏联那一代年轻人当中,就有雅科夫列夫。据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1993年2月13日的《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披露:雅科夫列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被美国特工机关收买,在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接受过美国方面的指示,实际成为“改革的设计师”,而戈尔巴乔夫只是“施工队长”。

戈尔巴乔夫宣布国际关系中不再有敌人,“全人类迈向大合作”,鼓吹“生存和防止战争的利益则是普遍的、高于一切的”,主张从政策上、从意识形态中消除“敌人形象”,倡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主张社会主义“把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推到首位”,近乎完全放弃思想武装。西方神秘组织共济会深度渗透苏共,在推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一书中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苏共高层领导人。[38]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说:“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39]原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说:“有一支所谓的‘第五纵队’,这些人依靠美国人吃饭。这些人不多,但正是他们打残了苏联。”[40]

江涌:“大东西看不见”会出颠覆性危险

五、“大东西看不见”带来颠覆性风险

国家治理有时代性、政治性之鲜明特征,在方向性、根本性与全局性之坚强原则性基础上,涉及战略性的“大东西”则具有相对的灵活,可以根据发展与安全的需要,适时地阶段性地进行调整,如五十年代初期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到六十年代初期调整为“保粮保钢,这是两个大东西”[41]。战略这个大东西就是“坚强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的辩证统一。

小中见大,游击战术成战略。192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尤其是“八·一三上海事变”发生后,中国正式进入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8月22日,中共中央在政治局陕北召开了著名的“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原则:“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42]对此多人提出不同看法,或主张以运动游击战为主,或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在相关布局展开之后,毛泽东针对一些人希望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心理,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43]

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的115师在山西平型关实施伏击战,缴获大批物资,歼敌1000多人,但是115师伤亡1500余人,其中团级干部3人,营级干部5人。常言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叫得不偿失;杀敌一千自伤二千,叫损兵折将。平型关伏击战,林彪投入绝对优势兵力,虽然全歼了敌人,却付出惨重代价。林彪打仗很会算计,八路军最强大的115师也只有1万5千人,如此要不了几仗,老本就会拼光。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一文中总结说:“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不经大事,不长大智。经过平型关“大捷”,林彪及众多八路军高级将领理解并接受了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大在小中,战略落实在策略与战术。“中国飞机制造业走过了一段艰难、坎坷、曲折的历程”。20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大飞机市场由美苏垄断,欧洲为了打破垄断,成立空中客车公司跃跃欲试。1970年8月,中国大飞机项目(称“708”工程)开始启动。十年磨一剑。1980年9月,自主设计制造的大飞机运10首飞上天。此后试飞到东西南北中的许多城市(七降拉萨),130多个起落,合计170多个小时,达到设计要求。然而,1985年2月因“缺乏经费支持”而停飞,当时的预算费用是3000万元,从立项到停飞,运十研发制造试飞一共花费5.8亿元。3000万元追加预算,相对运十总投入,相对于国家总开支,都是一个零头,稍微节省一点就有了。实际情形是,“比如去年我们疏忽了一点,出了一股滥发奖金风,奖金一项发了约五十亿。其中大部分是发得对的,也有相当部分发得不对,不是小数。......如果去年少发二十亿奖金,今年大家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基本建设的好多项目就可以不下马。”[44]

问题在于,大东西看不见,没有很好预见。1985年2月运十停飞下马,3月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与麦道公司签订合同,引进MD82/90机体的组装生产线。1991年在组装完成交付第25架麦道82飞机后,美国波音公司介入,上航与麦道合作停止。1997年,波音公司兼并麦道,中美合作生产大飞机终止。中国花了时间与金钱,失去了自主研发与团队,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后来,中国人才明白:让中国搞不成大飞机,一直购买美国大飞机,是美国的战略;更大的战略还在于,大飞机涉及上百万个零部件,其研制有益于国家综合制造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化体系的改进。美国阻止中国大飞机研制,与今天全力遏制“中国制造2025”一样,其战略是一贯的。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在一番体验与调研过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45]总书记高瞻远瞩,果断颠倒“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坚定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风险小而可控。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以防控风险为重要底线。“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46]风险防控必须以风险被准确感知、认知为前提,倘若判断失误,不能准确及时判断风险的有无、大小、轻重、缓急,那么不仅可能无险可防,或对既有风险的防控无补,而且还会徒增新的风险。特别是大的东西看不见,大的风险不能预见,就有可能犯政策性错误,出现颠覆性风险。

防控风险尤其是防控大的风险,要求决策者要具有“看大东西”、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能力。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唐朝有个刘知幾,是个写历史的人,他主张写历史要有三个条件,就是才、学、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识就是识别风向。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要提高这种识别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47]领导的预见能力就是识别风向(可能还有风力)的能力。见幡动而知风动,感风动缘于仁者心动。“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领导者应当成为六祖慧能所指称的“仁者”,要始终把人民冷暖和国家安危放在心上,统筹发展与安全,洞察事物演绎规律,审时度势判断事态的“轻重缓急”。

“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48]什么叫预见?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这才叫预见。[49]毛泽东同志根据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应该首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弄清情况上,这样做出的决策才有科学依据。‘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情况不明,决心大’,就可能把事情弄糟。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尤其如此。”[50]

结语:

国家安全不仅是一种客观状态(国家没有危险和威胁),以及一种确保没有危险和威胁、处于安全状态的能力,还有一种主观感受(国民安全感),及时准确感知预见风险,从而更好防控风险。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增强识别风向(风险)的预见性。“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51]。习近平总书记这番告诫,实际上弥补了《国家安全法》相关概念定义的缺陷与不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头等大事,多次地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或风险,以避免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损失。

注释:

[1]《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395页。

[2]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8年6月29日)。

[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270页。

[4]《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5]高中华“党史一叶:长征,邓小平跟着走”,《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1日18版。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页。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2页。

[10]《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11]〔美〕尼克松:《领袖们》,刘湖等译,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12]参见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美国出版的回忆录《我留下的世界:过去的片段》,LubaBrezhneva,TheWorldILeftBehind:PiecesofaPast,NewYork:RandomHouse,1995,p.162.

[13]〔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

[14]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页。

[18]〔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1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20]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2018年1月11日)。

[21]〔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

[22]《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页。

[23]《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2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26]《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0-475页。

[27]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6月13日)。

[28]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2015年5月20日)。

[29]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4月17日)。

[30]转引自李慎明等:“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中)”《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0期。

[31]〔美〕大卫·科兹:《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摘要)》,《党史文汇》2001年第1期。

[3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2年1月11日)。

[33]《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395页。

[34]《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98年1月印,第235、260、265页。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01页。

[37]〔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80页。

[38]李慎明等:“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中)”,《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0期。

[39]〔俄〕尼古拉·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40]李慎明主编:《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4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

[4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43]《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44]《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

[45]“习近平体验C919客机样机:把大飞机搞上去”,新华网,2014年5月23日,原标题:习近平考察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

[46]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5年10月29日)。

[4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4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49]《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

[5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51]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5年10月29日)。

(作者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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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
江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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