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内基础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内基础

 ——专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刘国光

特约记者 周建军

从十二大到十七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是中央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南。近一段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常委分赴国内多个地区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密集调研。今年2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商务周刊》就如何认识和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刘国光教授。

《商务周刊》：请您总体上谈一谈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刘国光：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在“加快”。之所以提出要“加快”，我认为既要放在国内来看，更要站在国际经济大格局下来看。尽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要做好国内的事情，内因是主要矛盾，但也要看到，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外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足，如外贸依存度过高、对外技术依赖性过大、对外资源依赖性过强、外汇储备过多和国际产业转移导致的环境问题等弊端，也会转向内部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形成制约。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对外出口急剧下降，国际贸易领域的争端和摩擦增多，沿海地区出现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破产、失业增加等现象，在国际上也面临石油原材料等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汇率问题等压力，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受到了挑战，就很能说明问题。

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了果断措施，有效遏制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并率先实现了复苏。但是，经济回暖的基础还很不稳固，而国际形势的发展还暂时看不清。当然，理论界对危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危机已经过去，有的认为危机还在发展。但国际金融危机还是能够给我国带来一些启示：一是过度虚拟化的经济隐藏着巨大的潜在风险，虚拟经济的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创新必须得到有效监管；二是现在发达国家重新捡起宏观调控和国家援助的救命稻草，说明完全私有化、自由化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三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会不会转嫁危机？我觉得，要防止这种可能性。最近欧洲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总之，我国在融入国际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防止这种变化对我国利益造成损害。

《商务周刊》：您提到了“需要注意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防止这种变化对我国利益造成损害”，如何确保对外开放与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的统一？

刘国光：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国策，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和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曾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的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提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的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可见，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并不是无条件的。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要学习的，是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外开放并不仅仅是合作，也有国际竞争。背后有国际资本的利益问题，有国家经济安全、国内劳动者的地位和切身利益问题，说到底是涉及到我国的国家利益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可以加快国内问题的解决；处理得不好，就会加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甚至会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从这个角度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只着眼于国内，还必须将眼光看得更宽些、更远些，紧迫感更强一些，更加科学地推进对外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央的精神是明确的，方向是正确的。

《商务周刊》：关于切实转变对外经济增长方式，更加科学的推进对外开放，您有什么具体建议呢？

刘国光：当前深入推进对外开放，必须做好三件事情。

一是要树立对外经济发展的国家利益观。对外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按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而不能不顾国内和地区条件，单纯强调招商引资和出口的规模，鼓吹越开放越好。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扩大了开放的领域、规模，就是和国际接轨了。依我看，和国际接轨必须首先在国家利益、经济效益上接轨。怎么做好利益接轨？就是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也要看长远利益；不能只看局部利益，也要看整体利益；不能只看资本利益，更要看劳动者的利益，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当前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些不好的现象，如：各地区竞相招商引资、低价出让土地，在出口产品和进口资源上国内企业间盲目竞争；不重视重要资源的国际定价权，低价出口资源；还有一些地区将招商引资作为政绩考核标准，不顾环境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不重视保护职工权益，近来还出现了富士康“十二连跳”的惨剧；甚至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也放弃控股权，等等。这些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不利于我国从根本上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二是要制定正确的对外发展战略，必须根据国情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积极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水平和能力。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单纯地实行封闭式的进口替代战略固然不可取，但完全的出口导向战略也是不可行的。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的大国，不能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完全交付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也没有能力解决我国的需求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坚持开放条件下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立足于扩大内需，增强内部发展动力。

三是要增强我国对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增强对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关键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发展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参与能力。在贸易规模增加的同时努力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层次。

《商务周刊》：您谈了转变对外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建议，那么我们如何依靠现有体制优势切实“转变对外经济增长方式”呢？

刘国光：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重视发挥这一体制的内在优势。现在国际上谈中国模式的很多，声音也很杂，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我个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就是容许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但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和发展方向。这种模式不是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不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这是我们在国际危机中的表现相对出色的主要原因。今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还要挖掘这一模式的潜力。

依靠体制优势，主要是坚持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改革开放前我国没有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旋涡，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因此不受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干扰。当前中国被卷进世界经济危机，原因并不仅仅是过深陷入外向型经济那么简单,关键还是在内部。

依靠体制优势，需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搞私有化、依附化。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现在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虽然取消了，但国内一些地区、一些人群中，还存在着“重外轻内”的倾向，主张将国有资产卖给外资，对外资企业盘剥、压榨中国工人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怕影响到招商引资和地方的GDP，而采取暧昧甚至纵容的态度。这不利于增强国家的调控能力，不利于掌握对外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依靠体制优势，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以计划导向来调控经济的能力。今后，我国在重视市场调节基础作用的同时，仍然要保持并加强计划调控能力；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同时，仍然要对与国际市场接轨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次危机中，我国资本账户没有完全放开，银行运作尚未完全与外国接轨等因素，大大缓解了危机的冲击。今后，我国还要是审慎地推进对外开放，及时调整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调控手段上，经济手段可以用，行政手段也可以用，坚持走独立自主、合作共享的道路。

当然，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还要依靠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只有劳动者的地位和发言权提高了，才能遏制外资企业对低成本劳动的滥用，将企业的注意力转移到提高技术、改进管理上来，对外经济发展才有持续性和可靠的基础。

《商务周刊》：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新变化，有什么特别需要关注和研究的新动向？

刘国光：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我国经济理论界承担着很大的历史重任。我认为，当前围绕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坚持独立思考。研究对外经济发展问题要有国际视野，但更要有国内的立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要联系我国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利益来分析、判断，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不能人云亦云。比方说，在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层面的“市场”已经日益变得稀缺，用市场换技术的老路能否还行得通？贸易保护主义会不会转化为产业保护主义？就值得认真研究。

二是要拓宽研究领域。对外经济发展包含的领域是全方位的，不仅涉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也涉及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生产要素流动，还涉及金融安全、资源环境、各国专利保护制度和科技体制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货币金融争端和科技体制方面，我国现有的研究还不够，应对国际挑战的经验还不足。这些都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在推进开放过程中研究新的对策。

三是要面向未来开展前瞻性研究。我们要看到，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对过度金融化、虚拟化的发展思路已进行了重新调整。现在发达国家有一种说法，叫“重新工业化”，实质上是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显然不能再走承接全球产业和投资转移的老路了。研究我国未来对外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和利益实现的问题，才能真正探寻出一条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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