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茅于轼、吴敬琏等专家缘何成“砖家”

　　原标题：专家缘何成“砖家”

　　经济学家在中国越来越成为被讥笑的群体，这既冤枉又不冤枉。冤枉的是，中国经济学家群体毕竟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尽了绵薄之力，作出了应有贡献。要说不冤枉，是因为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因素，不少中国经济学家仍然凭着几条定律“包打天下”，所提出的对策性建议也就驴唇对不上马嘴，贻笑百姓。专家也就成了在媒体尤其在网络上挨拍的“砖家”了。

　　以一位学者为例。由于运力不足导致买票难，每年春运期间，几乎是中国农民工的“受难日”。于是，经济学家帮忙出各种高招。这位老先生也不例外。他提出的建议是：大幅度提高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水平即可。理由是，票价一提高，一些低收入农民工就会放弃回家过年。如此一来春运难题自然就解决了。

　　如果仅从经济学供求定理来看，老先生的建议似乎没有错。但他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春节回家，对于农民工来说，需求几乎是“刚性”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妻离子散”已近一年，春节是唯一难得的团聚时刻。甚至中国不少乡村仍有这样的规矩：春节必须男丁在家“祭祖还年”，否则就是“牝鸡司晨”，家门会不幸……正因此，回家的路再难，他们的决定也毅然决然。这个时候，抬高火车票价固然可以减少铁路运输压力，但却会抬高全社会农民工回家的成本，比如有不少农民工因为一票难求，不惜冒着更大危险在风雪交加中风餐露宿骑着摩托车回家。所以，如果这位经济学家真正懂得中国农民工所思所想，或许就不会出这样“遭人骂”的主意。

　　美国著名公共政策专家德博拉?斯通曾指出，一个科学的决策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是因为决策者所面临复杂无比甚至相互构成“悖论”的约束条件，无法用经济学家所谓的“理性的算计”来处理，更不存在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绝对黄金法则”。

　　正因此，中国经济学家要避免成为普罗大众口中的“砖家”，就必须走出书斋，多接地气。

　　(2012年第9期《书屋》卢周来)

　　附文1：茅于轼：火车票涨价可解买票难

　　来源： 2009年02月06日 每日经济新闻

　　铁道部为了照顾利用春节出门的所有人，决定春运一律不涨价。有人说这一决定是铁路方面迫于社会的压力，也有人说铁路是为了讨好群众故意作秀。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做好事的动机。

　　但是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评价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从政策的愿望看，而是从其结果看。春运不涨价使坐火车的旅客得到了实惠，但是他们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并不低。

　　首先，铁路的能力显然跟不上市场的需求，虽然加开了许多临时列车，能力还是够不上。结果是很难买上票。买票难的立竿见影的结果是排长队。大家可以在《新闻联播》中看到各个火车站临时售票处拥挤的人群。票价是便宜了，但是要得到它需要付出额外的排队成本。光是由于排队所花的时间代价，恐怕就超过省下的没涨价的那几块钱。更何况排了队也未必能够买上票。

　　车票变成了稀缺商品，就给“倒票”创造了条件。票贩子或者成群结队地大量买进，然后加码卖出，其差价显然要大于没涨价的那部分钱。正常的旅客不能从正常渠道买到票，只好求助于票贩子。他们不但没享受到正常票价的好处，反而还比涨价后的票价更贵了。

　　更有能耐的“黄牛党”还能够内外勾结，把车票成批地倒出来。这个铁路系统的老毛病治理多年不见改善。甚至于有人怀疑这是铁路内部人故意制造车票的稀缺性，自己手中掌握了稀缺商品当然有利可图。比较航空机票和铁路车票的发售，可以看到铁路售票系统的落后。我们可以买一年内任何始发和到达点的机票，不需要手续费。而火车票除了少数几趟车的都只能买几天内本地出发的票，还要5块钱的手续费。虽然铁路车票的预售比航空机票复杂(因为有中途下车的)，但是按照现代计算机的技术是不难解决的。能够做的事不去做，难免让人怀疑是铁路内部人故意制造的买票难。由于车票稀缺，产生了假票。当然假票不一定和春运有关，不是春运也会有。如果不小心买到一张假票，被铁路方查出来，中止了旅行，损失就更大了。

　　历经了千辛万苦搞到了票，上得车来，因为多半列车超员，服务质量根本就谈不上了。票价是正常了，但是质量却下降了，最后仍然是让消费者吃了亏。我们还是要想一想张维迎的那句话：评价一项政策的好坏要看后果而不是愿望。

　　如果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把票价定在市场均衡上，以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不会发生。但这纯粹是从经济效率考虑，没有照顾到平等。涨票价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是很不利的，事实上不存在既能有效又有平等的票价。

　　增加铁路的运输能力未必是一条出路。因为如果能够满足春运时的运输，平时一定是能力过剩的，这对全社会来讲也是一种浪费。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想办法，或者改变人们的习惯，不要集中在春节时回家。可是这两条办法事实上都不大可能实现。所以，铁路春运的问题几乎没有可能彻底解决，只能从现状出发加以改进而已，但是，不涨价是不是最佳方案是大可研究的问题。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附文2：吴敬琏：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

　　来源:京华时报 记者:高昂 日期:2007年03月05日

　　今年春运,火车票价没有上浮。吴敬琏认为,这一政策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还造成了三个有害结果:一、许多人连夜排队买不着票,排队成本增高;二、黄牛党横行,票价高涨,更多人难以负担;三、权力凸显,“批条子”的现象严重。

　　他坦言,作为一个学术观点,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赞成这种办法,因为这一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可能造成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低效,使我们意图得到好处的人,并未得到好处。

　　“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分析,春运价格的浮动是必要的。如果打工者在过年回家的问题上确有困难,我们可以采取其他方法,例如对全体打工者补贴,更加实际。”

　　附文3：“春运难一涨了之”的双重悖谬

　　作者：陈一舟　　来源：中国网

　　2009年2月3日，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博客中发表了《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一文，鲜明地提出希望铁路春运票价上涨，并认为正是由于不涨价政策，导致“黄牛党活跃”、“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而“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后，上述问题基本上不会发生。(《每日经济新闻》2月5日)

　　春运一票难求，根在票价太低?春运问题可以一涨了之?实话实说，茅于轼先生的如此观点，让人难以苟同。在供给一定的情况下，提高票价抑制了需求，的确会缓解买票难的局面。但现实中的实际效果呢?恐怕微乎其微。要知道在我国，回家过年这种需求非常旺盛，些许的价格提升根本就无济于事。对于一个一年未见妻儿亲人面的农民工来说，春节回家就是一种必需，价格高点，多花点钱，只要别太离谱，他也会买(我想，火车票大概也不会涨到比飞机票还贵的程度)。不用去列举什么数据，那些靠肆意炒高票价牟利的黄牛党的存在，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简单地认为，票价高穷人就不买票的“观点”是悖谬的。此其一。

　　春运难、一票难求，症结在于供求矛盾。也就是说，铁路运力较低，面对集中的客流，运力就开始紧张，车票就开始紧缺。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但是铁路建设却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到2002年，全世界铁路营业总里程约120万公里，其中，在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铁路却只有7.2万公里，人均长度不到6厘米，还不及一根香烟长。不去从根本上考虑着手扩大运力，反而认为是票价低导致了资源紧张，荒唐之极。此其二。

　　与其他运输形式相比，铁路客车是当前运输量最大、最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这就注定了其票价的公共性和廉价性。公共选择价格更为经济实惠的火车出行，不仅在我国，在国外也是如此。而在很多国家，铁路部门也在节假日面临着人流集中的压力，譬如我们的邻国韩国，韩国人也过春节，流动人口次数几乎超过全国人口数，但却很少出现一票难求的状况。原因何在?不是因为韩国的火车票昂贵，而是铁路运力供给有保障，同时铁路管理服务体系规范完善、应变能力很强，不像国内，一旦遭遇突发情况就要管理断裂，出现“纰漏”。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现实国情决定了，春运铁路客运资源紧张，是一个会长期存在、需要逐步提高铁路供给能力和完善铁路客运服务来加以解决的问题。正如有专家所言，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一下子就破解了“一票难求”难题。客运压力在于供给不足、服务跟不上，这就是现实。茅于轼认为提高票价缓解压力，“春运票价上涨以后，穷人可能会选择在票价比较低的时候回去”，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纸上谈兵——其实，大抵，也不能指望不屑于排队买火车票的茅于轼先生去理解穷人们的需求和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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