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体制改革要保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高粱：经济增速放缓，未来要谨慎

　　著名经济学家高粱以及地产界的专家将为我们把脉中国的经济增速和楼市拐点。高粱的观点也将为4月20日2014“影响力·中国”春季峰会预热。

　　由于人口红利减少， 出口拉动的因素持续降低，这就逼着我国要走产业升级的路子。

　　2011年10月10日，一位能把溜溜球和棒球玩溜的全能型天才走向了经济学奖的颁奖台。这位纽约大学的教授托马斯·萨金特的获奖理由是“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

　　时值中国“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国际经济风云变幻，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经济增长结构如何调整等问题，都将是中国学者和执掌者希望洞悉的问题。为此，萨金特也将在今年春天来到中国。

　　从这期起，我们就萨金特教授所擅长的领域结合中国当下发展实际，邀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以求启发。本期，著名经济学家高粱以及地产界的专家将为我们把脉中国的经济增速和楼市拐点。

　　高粱的观点也将为4月20日，2014“影响力·中国”春季峰会预热。

　　本报记者 刘丽琦 发自北京

　　4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在2014年放缓至7.5%，到2015年的时候继续减慢至7.3%，如果政府能够解决了相关风险并实施改革，将可以避免一次“硬着陆”。

　　早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就宣布2014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7.5%，同时表示，“稳增长保就业”是2014年的宏观主题。在全球经济不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增速以及转型能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何应对经济结构的变化?7.5%的目标能否实现?带着这些问题，时代周报采访了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高粱。

　　7.5%增速是合理政策

　　时代周报：您认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高粱：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已经达成共识。就中国的情况来讲，在过去十几年，出口一度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前几年，出口的增幅基本上是27%-28%。所以第一位的是出口，第二位出口带动的国内工业、就业，居民收入提高，然后带动了国内市场，带动了国内城镇化的建设。这就使得我国的消费升级(比如住房，家用车)的普及速度也很快，这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2002年我国汽车的年产量是200多万辆，现在是2000万辆，10年涨了10倍，这在任何国家都没有见到。包括像通信，计算机的普及，手机终端的升级换代和通信量的增长等，这都属于国内消费升级。所以说我们看中国经济增长要全面看，它不仅是一个外部拉动的问题，其实也有一个国内正处于的收入增长加速和消费升级时期，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时代周报：那么现在说增速放缓，是这三驾马车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高粱：前一阶段的高速成长，就意味着国内的经济结构，特别是生产结构适应了这么一个高速增长。但过分地依赖出口，导致世界市场一旦出现问题，产能就会受到影响，比方说我们现在将近4亿台电脑、1亿多台的电视机、11亿台的手机产量，这是面向全世界的，但国际市场全世界的需求忽然间减少了，国内产能就会出现闲置。

　　另外由于外部拉动因素太高，高了以后，相应地就加重了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这意味着收入差距问题也就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慢，当增速一降的时候，多数居民收入增长就更慢，国内的需求市场就会出现相应的减速，城镇化的速度必然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由于需求结构发生了突然变化，导致了国内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

　　时代周报：您对2014年7.5%的增速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能实现吗?

　　高粱：政府工作报告给出一个上下限线调控的区间，意思就是如果你太低了，我就要用货币政策刺激刺激，如果太高了，我就压一压。我觉得这是可行的，这个对策我没有太多的异议，或者说太多的负面评论。就站在后面调控的立场，现在就是比较合适的和合理的政策。

　　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经济增长过快的时候猛然收紧银根，结果收得太狠，出现硬着陆，弄得国内很尴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国务院下达4万亿中央货币扩张政策，实际上扩张量达到了10万亿，主要靠扩大国内投资，这对减持的经济来说是打了一针强心剂，但是负面影响也很大。现在提出调控区间的思想的减速的想法，我认为是接受了历史上的正反两面教训，正反经验，是一个比较明智的政策。

　　转型就是过产业升级的门槛

　　时代周报：2014年增速和转型，国内经济的转型能不能取得一个突破性进展呢?

　　高粱：保持经济增速，短期内是可以的。从全球经济整个宏观的需求状态来看，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毕竟它还是有一定量的，可以保持一个较低速微弱的增长。目前国内主要是两大需求，一个是房地产投资需求，一个是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尽管人们收入增长不是很快，但中国现在是处在一个经济向上，人们生活向上的时期，正向增长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现在谈得最多的也就是产业结构升级，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由于过于依赖出口，依赖房地产投资，还有一条是过于依赖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支持作用。由于这三大问题使得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可见的未来，或者就在现在就遇到了一个槛，就是产业优化升级这个槛。我们在一些属于技术含量较高，从而是附加值较高的产业环节中间，我们还处于被动的，依附的状态，而这部分的产能和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的企业手里头。我们如果想提高人均收入，经济继续增长，必须迈过这个槛，这才叫向发达国家、向发达经济迈进，这个槛过不去，就是发展中国家。

　　什么叫转型，转型就是过槛，这槛过不去，经济就会停滞在那。所以从眼前来看我们维持这个状态可以，但是如果你从长远来看，你不转这个型，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停滞，那就不是7%的问题，可能将来也就3%、4%。

　　时代周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技术创新?

　　高粱：是的，你比方说我们现在能生产2000万辆的车，其中小车1000多万辆，80%是外资品牌，而且几乎90%的发动机，小车发动机、变速箱必须进口。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国内市场，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占领其中的一块发动机市场，我们这么多汽车工厂，这么多搞机械的，这么多理工科大学搞机械的，为什么不能够集中力量把发动机研究出来?这是产业政策出了问题，就是放任市场自由导致的结果，市场过分开放，过分强调市场化造成的。如果总是这样，我们就只能站在产业链的低端，人家永远站的是高端，他的附加值是你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他1%的增长率，可能就等于你7%的增长率，

　　因此，经济政策决策要有持续性，不能过一年算一年。

　　未来需谨慎

　　时代周报：刚才也说了劳动力的问题，现在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

　　高粱：后发展中国家的“过剩农业劳动力”导致人口红利。因为这个，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吸引资本到中国投资，搞工业化。但因为这个产业结构是属于低端的，耗费人力的产业结构，所以资本才能赚很多钱。但一旦农业劳动力被吸纳得差不多了，人口红利少了，劳动力工资必然上涨，对于资本来说，利润必然要减少。所以外资企业就会开始撤离中国市场。到更有所谓人口红利的国家去，中国低端工业的出口优势逐渐降低。这，就面临出口拉动因素继续降低，实际上就意味着过去的发展方式，依赖出口的发展方式，必然要转型，逼着你走产业升级的路子。

　　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消失后，农村劳动力也在逐渐减少，减少之后出现的一个问题是，鼓励大家进城，实行城镇化建设。

　　时代周报：您如何看待人口红利消失后的城镇化问题?

　　高粱：不要幻想像中国能够在可见的二三十年内能够达到欧美那样的城市化水平，可能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要留在农村继续搞农业生产。要理智地;清醒地看待城镇化问题，第一，不要把城镇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估计得过高，过于乐观。第二，要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好好把农村建设搞好，要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组织建设，鼓励农民，引导农民，重新走合作化的道路，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让农民能够在农村里呆得下去，中国13亿人口，全进城会带来一大堆问题。

　　时代周报：一方面是人口红利消失，另一方面是就业问题。我们看到2014年经济目标是稳增长，保就业，就业怎么保，如何创造就业红利。

　　高粱：我也不知道怎么保。现在全国非农企业中，只有3%是公有制企业，政府命令这些公有制企业增加用人指标是可以的，那民营企业，政府怎么命令他们?他裁人还裁不过来呢。就业问题的确很难解决，一些大学毕业生希望留在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其实有很多就业机会，应该鼓励这些大学生到那些地方去。

　　时代周报：您认为如何进行体制改革?

　　高粱：我是研究改革的，我现在也糊涂了，没话可说。我就认定咬住一条，既然你口号是社会主义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首先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你一头在讲社会主义，一头要全私有化，全市场化，那是不是叫南辕北辙。所以要保有现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光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是分配体制的问题，也是一个未来国家产业升级的问题。你没有这条，那就等于自寻死路。

　　时代周报：对未来经济增长您持什么样的一个预期?

　　高粱：眼前城镇化还在缓步进行，人们收入水平还在缓步增加，国内市场对经济的拉动作还有空间，所以维持一个百分之几的增长，近几年是可以预期的，我是持一种谨慎的中性态度，眼前维持这个速度应该没问题，但不进行真正意义的转型升级，未来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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