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国企成为腐败重灾区根本原因是什么？

 上海报业集团主办的《报刊文摘》5月26日第一版转载5月14日《法治周末》一篇记者所写的《国企为何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一文。记者写到，今年以来，不仅涉及电力煤炭等能源领域，报刊通讯、出版等领域的国企高管也密集落马。“国企为什么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记者采访了号称反腐败专家的中央纪委成员李永忠。李永忠谈了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我们采取过去苏联的模式。企业的权力结构不科学，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都重叠在一起。“几个权力集中在一起，那就是加速度的倾向于腐败。”李永忠说，央企老总的权力比地方党委的权力还要集中。李永忠谈到了“高严案”。当年作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权力一把抓，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后来他出逃境外一个多月了。公司领导班子都还不知道，“可想他的权力集中到什么程度”。

第二个原因，在于国企的用人体制。国企的负责人几乎全部都是通过行政授职，层层任命产生。“你看全世界搞得好的大企业，都不是任命，都是市场经济用脚选出来的。”李永忠认为，这些年国企远不如民营企业搞得好搞得活，就和这种并非市场化选择而是授职制的领导人任命方式有关。

第三个原因，“我们不是无形之手主导的市场改革，而是有形之手主导的市场改革，企业直接在经济生产的第一线，对于主导的有形之手，权力的含金量就大大增加，企业尤其是企业领导干部被拉拢腐蚀诱惑的可能性就更大。”

笔者读完全文后，感到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文中指出的原因只是极其次要的原因。国企成为腐败重灾区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也有国企自身的原因。但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当代国企改革偏离或背离了国企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众所周知，包括美国、日本、西欧等西方国家也存在国企，也是直接由国家管理，但其国家性质是代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那么这种国家所有的企业其本质也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国企性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因此，其整个企业运行机制和生产目的必须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应该说，原苏联的国有企业总体上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为使苏联跃居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做出了杰出贡献。其苏联时期的马钢宪法尽管存在较多问题，但总体上并没有根本背离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建立之后，如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从毛泽东时代起，就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突出表现在1960年在借鉴苏联马钢宪法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鞍钢宪法”，其主旨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60年代初期又形成了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大庆人的精神和基本经验即：坚持政治挂帅，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全面体现和保证工人当家作主的地位，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作用等等。2009年大庆50周年纪念活动中，习近平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启示我们，国有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必须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必须突出科技创新这个主题。必须客观地承认，毛泽东时代国企这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性质的社会主义改革不仅锻造了一代社会主义企业的新型素质的真正具有主人翁意识的管理者和普通员工，而且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强调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对的。但这种改革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毛泽东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和亲自树立的大庆旗帜的基本经验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应该是中国国企改革的具体指导思想、方向和目标。然而不能不正视的客观事实是：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偏离和背弃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鞍钢宪法和大庆基本经验，实质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地位，背离了国企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具体表现为：

一是抹杀国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性质。国企属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其产权制度是极其清晰明了的，企业的管理者是代表人民管理企业，其责任感来自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相当多的学者却指责国企“产权不清晰”，导致“权责不分明”，他们把西方企业的管理思想即“产权清晰、权责分明”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实质就是直接或间接把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变相变为私有企业。企业管理者不是为人民管理企业，而是为自己管理企业。似乎企业的发展只有同企业领导者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企业领导者才有责任意识。因此企业领导的工资、奖金越来越高，甚至比基层普通工人高出几十倍、上百倍。当前国企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混合所有制”倾向实际上还在继续淡化和消弱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公有性质。

二是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思想政治工作领先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毛泽东把它看作一切工作包括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鞍钢宪法和大庆经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然而近些年的国企改革把我们党最宝贵的这一经验彻底丢弃了。在整个国企的管理制度中突出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就是金钱至上，片面突出和竭力夸大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在调动干部和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决定作用。不仅造成管理人员与基层工人之间的工资、奖金差距越拉越大，且普通工人相互之间也越来越大。由此导致企业职工的主人公和责任感意识越来越差。相当多的企业负责人、管理人员和工人不同程度地都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三是企业管理人员背弃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的思想，企业主要负责人脱离群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他们不仅不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同普通工人“三同”，而且不同程度地甚至完全剥夺普通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剥夺其对各级管理层的参与、监督、批评和建议权利，实际上是使工人变相沦为雇佣工人的地位。相当多的工人甚至成为改革的对象，用直接或间接牺牲基层工人的正当权益换取所谓“改革”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以打破“铁饭碗”为由，导致大批基层工人下岗失业，就是剥夺国家赋予的普通个人正当权益的典型表现。

四是完全否定和放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显著特征时都突出强调的是经济经济体制。固然以往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实践中曾经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一是必须总体肯定其巨大的优越性，二是在实践中去逐步完善和提高。然而我们改革实践中却借口计划经济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根本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以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实质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规律和模式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来，促使国有企业也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运行。如招收工人完全按照私营企业雇佣工人的办法招收工人，使所收工人不享受国家规定的国有正式职工享有的一切权利和待遇，特别是参与企业管理的主人权利。再如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不是按照企业职能有计划分配，而是以市场招标进行。如高铁建设中的各项工程具体招标中的市场行为就给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人的腐败行为提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五是放弃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国有企业生产的根本目的也是最大限度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它区别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把赚取企业自身利润作为企业生产的主要或唯一目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条极其重要的原理。但当前国有企业几乎都把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作为生产的主要目的。如为社会主义主要国有企业的现有国有银行实际上已经利用其掌握的国有资金为企业自身赚取最大的利润。

六是放松甚至放弃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自身思想建设。建国之后，我们党领导的任何社会组织特别是国有企业都有各级党组织，不仅保障党对国有企业的绝对领导，也不断加强基层企业自身党组织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但是必须客观地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存在于各种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包括国有企业仅仅在外壳和形式上还有所保留，其内容上不同程度地已经失去了其不断提高企业党员自身觉悟、素质的基本职能，失去了基层党员对企业领导者的批评、建议、监督、制约职能。商品交换的原则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严重侵入到党的组织生活中来。

所有这些所谓国企的“改革”措施，实质是把国有企业拉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去，变相改变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导致现有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名义上还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实际上已经沦为某些权力者所有的私有制。其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越来越淡化。整个企业的人员素质和社会主义觉悟也逐年降低。许多企业负责人名义上还是共产党员，实质上已经彻底丢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其世界观已经彻头彻尾被“人本性自私论”的剥削阶级思想洗脑了。他们把掌握国有企业的权力不是用来为人民服务和为国家人民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用来作为个人敛钱发财致富的工具。这种所谓的“国有企业改革”怎么能够不产生腐败现象呢，怎么能够不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呢？毛泽东上世纪60年代就预料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如果放弃社会主义方向，其管理人员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必然导致企业管理人员和领导干部产生腐败现象。1962年5月他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按语中说：“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又阅读了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八机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中反映的基层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行为以及薄一波的批语后批注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还在薄一波注释为“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这些人”旁批注道：“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十八大刚刚闭幕之时，习近平解读十八大基本精神时一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要丢掉根本。那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指导，就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中国当代发生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包括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腐败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然而作为号称党内反腐败专家的中央纪委成员的李永忠同志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认识当今国有企业的腐败现象，反而把资产阶级的权力制衡、市场经济理论等拿来分析国有企业的腐败，绝对不会做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也不可能真正找到克服国企腐败现象的真正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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