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中华文明的骨气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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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草根网
2014-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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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中华文明的骨气底气
内容摘要：本文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号召“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为契机，对近五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大致梳理，并对相关问题作出思考：不仅从宏观上以博弈论论述了中华文明绝对应该尊重，而且从基本逻辑上论述了儒家思想至高的逻辑严格性，尤其作为核心内容的“修齐治平”，实是一个符合“我”逻辑的理论体系。本文虽认同中华文明的坚强骨气和恢宏底气，但反对“钻故纸堆”及加盟贴牌，明确提出学问乃大丈夫事，真正的学问，返本归源，正本清源，天地正气。注目礼理论作为基本理论的尝试，超越“四书五经”的内循环，实现了从西方的角度、用西方的逻辑、以西方的话语成功证明中华的智慧，堪称援西入中圆满告成，极大降低中西文化交流的交易成本，但切入点不过一常识，即以“我”取代西方思想所标榜的人性自利及个人主义。全文分七个部分。为什么中华文明令人自豪 2013年12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研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像过去的学习会一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时发表了讲话，从公开的新闻报道看，一些说法令人耳目一新，最抢眼的恐怕就是讲话结束时的落地一句——“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堪称撞响黄钟大吕，不仅强有力提振整个讲话，而且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颇显呼应，更重要的是，此一落地句清音有余，婉转唱响了中华民族甚至中华文明的昂扬自信：中华民族之所以应该也能够伟大复兴，乃因为中华文明原本就是有骨气和底气的，不仅值得每一位中国人为之自豪，恐怕也值得每一位对中华文明有真切认知的地球人为之自豪。 如何判定文明的优劣 无论是担任党的总书记面对国内外记者演讲，还是担任国家主席面对人大代表讲话，也包括在别的场合，习近平都提到中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应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不仅反映了习总在思想理论上的高度自信，而且彰显了习总对中华历史及文化的高度自觉。事实上，作为古代文明中唯一幸存下来的超巨型文明，中华文明值得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学者深思并回味。《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写到中华文明时，一开篇就以十分谨慎的笔调提到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经受了时间及历史的检验。为什么别的文明一个个衰亡了呢？判断文明优劣的标准在哪？难道不是时间及历史的检验？ 不管一种文明的内部具体如何，封建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专制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愚昧也好，有宗教也好，无信仰也好，黑人种也好，白人种也好，大陆型也好，海洋型也好，内省文化也好，外向文化也好，窝里斗也好，不窝里斗也好，其他种种也好，完全可置之不理，但都可以肯定，该一文明的总格局是人与人的博弈——只要是人的文明，任一文明的总格局都是人与人的博弈；这一总格局与任何其他因素无关，唯一只与人性人心人情紧密相关。 如果从外部看到某一文明长时间大体稳定，甚至一直处于大体稳定的状态，应该可以肯定，该一文明内部格局已达至博弈均衡，否则不可能老是大体稳定。对这样的文明，应该表示尊重！如果这样的文明不属于小文明——小文明可能会存在特殊性——而是巨型文明，甚至是超巨型文明，更应该表示尊重！中华文明正是这样的文明，一者五千年绵延不绝，大体一直稳定；一者超巨型，人口和面积都是超巨型的，绝对应该尊重！ 如何判断文明或文化的优劣呢？显然只能是实践的标准——本质在时间的市场淘汰！但问题是：实践的标准要多大或多久才合适呢？从眼前看，甚至从100年到300年看，落后就要挨打，人类都应该学习甚至崇拜西方文化；但放到500年呢？西方文化可能经不起检验，数据显示，气候变化主要是西方国家历史的碳排量造成的——如果地球人早都像西方人一样生活，今天不只是气候变化，可能早已经“后天”了。 中华文明或许“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物质上不怎么让人刺激，但经受了时间及历史的考验，五千年绵延不绝，单凭这一点，就值得今天几陷于天诛地灭之境的人类深刻反思和借鉴。享誉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21种主要文化作过系统研究，在全球问题上“大长中华志气”，曰：“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曾经的“天朝上国” 中华文明曾有着自己的坚强骨气和恢宏底气。当年大英帝国曾派马戛尔尼勋爵访华，请求通商贸易，乾隆大帝答复英国国王一道旨，其中有言：“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今天看，乾隆皇帝的确坐井观天，但某种程度上也算实话实说。在当时农业文明、自然经济交通技术所能及的范围，中华的确是抚驭四海，万邦来朝。 不得不说的是，中华文明的超凡自信并不是封闭的，更非夜郎自大，从来就不是。汉唐盛世时，长安差不多就是世界的首都。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众所周知的“唐僧取经”不是明证？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龙何谓？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现在差不多一致认为，龙是不同的图腾动物和合而成，是灵物的集美综合体。 更值得一说的是，中华江山可改朝换代，甚至易汉族之姓，但中华文明始终岿然不动，外来文化最终都被中华文明所吸取和同化。甚至外来宗教亦难逃此“劫”，即便是最具个性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被同化的现象。事实上，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谈天下论天下的，在中华的字典里，没有狭隘的国家、民族和宗教概念，它是天下主义的。 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的非凡自尊深入人心，以至于极端化和教条化。一个小故事很能够说明这一点，利马窦是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奠基者，亦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当之无愧的先驱，为传播所谓的“福音”，他对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作过了解，深知中华子民的“天朝上国”情结，在绘制新世界地图时，特别将地图上的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位置转移，从而使中华大地正处于图的中央，用心何其良苦！ 在今天看来，利马窦转移子午线有点匪夷所思，但应该不是简单的奉迎。事实上，在利马窦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华简直就是欧洲一代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国，整个18世纪堪称欧洲的“中国世纪”。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的伏尔泰就曾经感慨：“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甚至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这不是孤立的现象，“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霍尔巴哈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因为“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不夸张地讲，是中华与中华哲学启蒙并壮大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包括政治上的公务员制度和经济制度上“看不见的手”，都可以找到中华哲学的渊源。 非常识得东风面 文明的冲突：“秀才遇着兵” 拐点发生在19世纪中叶，即乾隆皇帝向英国国王下旨大约半世纪后，1840年6月，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支由48艘舰船、540门大炮和4000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侵入广东海面，鸦片战争爆发！当今国际上比较流行“文明冲突论”的说法，鸦片战争可说就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正式冲突的开始。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宣告成立，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时，毛泽东主席之所以要“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原因应该也在于此。 在坚船利炮以至于鸦片的支持下，西方人把中华大地变成了半殖民地，胜者王，败者寇，拳头就是真理，力量就是一切，随之而来便是西方文明大军压境，形形色色的思想主义——“德先生”到“赛先生”是这里面的典型——向中华民族发起了攻心战，长驱直入。中华文明一时相形见绌，一部分民族精英甚至自绝于中华文明，打倒孔家店，消灭中医，全盘西化，乃至废除汉字，钱玄同先生应该算这方面的典型。 “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一部分民族精英长太息以掩涕，哀时运之不济，王国维先生是这方面的典型。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师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为道殉，遗嘱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历史学家陈寅恪解释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西方的影响”Vs严复的回归 从来的外来文化都是被中华文明所吸取和同化，但西方文明的到来导致空前的信仰危机，同不下，化不了，东风西风之讼至今未息，诚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949年8月5日，即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总结了“西方的影响”： “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但也仅只是“骚动和不安”而已，虽然也把原本天下主义的中华文明挤压成了所谓“中国特色”，但总体上应该说，西方文化始终没有真正赢得中华民族的诚心，亦如有歌所唱：“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这首先从一部分民族精英尤其知识精英的心路历程上有鲜明反映，《天演论》译者的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早年力主西学，对“洋务派”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鲜明反对，但晚年却复归中学，力倡尊孔，曾悲痛感言：“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宇。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显而易见，中华文明内在的骨气底气在卷土重来，而且带有柳暗花明甚至浴火重生的强烈意味。 玻璃看不起钻石 从“约架”到对话 尽管中西文化有浓度的直接交流已近五百年历史，但由于人性中的非理性，包括势利与惰性，实质上从来没有过真正平等的交流，首先都是身份与实力的“约架”。一枚玻璃戒指，戴在亿万富豪的指头上，不发光也会被认为是钻戒；一枚钻石戒指，戴在流浪儿的指头上，再发光也会被以为是玻璃。君子与小人共舞，能够应对小人的挑战是极其重要的，不然就显得迂腐而无力。洋务运动当时遭到保守派的指责，为首者就是被誉为“道光以来一儒宗”的倭仁，曾向同治皇帝奏过一句后被人视为迂腐之至的话：“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其实，倭仁的话原则上并没有错，问题是对牛弹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秀才跟兵讲什么礼义呢！只有当你也像他一样是个兵，甚至块头更大，装备更优，才能够和他切磋礼义。你根本就没有他那两下子，更谈不上接他的招，他哪有心思与你切磋礼义？倭仁的话早说了一个半世纪！ 但2010年可能具有某种历史意义，首先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一部分国际媒体甚至开始热议中国何时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按美国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在2011年3月发布的研究，中国在2010年再次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英国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评论说，中国重回制造业第一的位置标志“经济史500年周期的结束”——或许也标志文化史500年周期的结束！ 或许现在已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化切磋礼义的时候！《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作者马丁·雅克强调：“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中国肯定还会在成长的道路遭遇这样那样的困难甚至挫折，但从历史大势看，雅克先生的预言不会落空！ 当务之急是理解中华文明 当务之急是真正理解中华文明，把她所包含的大智大慧呈现，让她的恢宏底气抖露，让她的坚强骨气焕发。马丁·雅克不愧学贯中西，不仅洞察到“文化是理解中国的关键”，而且鲜明指出“理解中国将是21世纪的巨大挑战之一”，合起来说即：理解中华文明是21世纪的巨大挑战之一。在中国日趋融入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国际社会还不能够理解中华文明，中国就容易被视为所谓“普世价值”及世界潮流的异类，不仅导致精英纷纷移民他国，甚至也招致“来生不做中国人”的怪调，直接给中国的全球化带来障碍，何以谈中国人的骨气底气？ 执政党开始行动起来，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可能与某些历史事实会发生龃龉，甚至有自我标榜之嫌，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有意味的政治姿态。虽然仍然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但中共的民族自豪感正越来越多地具有文化自觉的色彩。 东风引领西风 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 自利马窦以来，乃至上溯到中西有交流以来，中西文化的差异便引起人们的敏感和思考。这是自然而然的，当鸡和鸭走到一起，鸡肯定会好奇地看着鸭，鸭也肯定会好奇地打量鸡。《马可·波罗游记》之所以激起欧洲人对东方尤其中国的热烈向往，就在于它展示了全新的世界。但争议往往也由此而风起青萍，如果再夹杂现实的利益，情势常常更是一发难收，甚至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鸦片战争爆发前，中西文化的问题还多是“此事只关风与月”；鸦片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多次战败割地赔款后，中西文化的问题便开始有了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高度。一代接一代的思想家为此而作出艰苦卓著的努力，提出不知其数的看法、观点、理念、学说、理论和思想。 最先隆重登场的应该是“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这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一度“举国以为至言”。据考证，最先提出者是冯桂芬，1861年在代表作《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95年，《万国公报》主笔兼上海中西书院总教习的沈寿康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1896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重申：“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已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论者多把“中体西用”与晚清重臣张之洞联系在一起，原因可能在于他的《劝学篇》流传甚广。 不能说“中体西用”毫无效果，洋务运动也算为大清朝带来一定的中兴气象，并打造出一支世界第八强海军——北洋水师。但不幸的是，甲午一战，世界第八强海军化为乌有，原是藩属国的蕞尔小邻逼签《马关条约》，举国震惊。此情此势，“中体西用”受到严重质疑，而后随着“戊戍变法”的失败及满清退出历史舞台，期间也包括“张勋复辟”的闹剧演出，一种新的思潮暗潮涌动，席卷而来，这就是“全盘西化”，具体的提法是胡适1929年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首先给出，相当于“西体西用”，他后来也称之为“充分世界化”。如果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命题，全盘西方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大纲。 新文化运动存在两个支派，一支派以英美为师，以胡适为代表；一支派以苏俄为师，以陈独秀为代表。但无论哪一派，心底里其实都是要“全盘西化”。这并不就意味着就一点也不承认自己的固有东西，但“全盘西化”总体上的确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胡适曾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 陈独秀也说得干脆而明白：“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超越“四书五经”的内循环 中西文化比较是一个涉及各方各面的系统问题，形形色色的理论层出不穷，但能够提纲挈领者尤其影响大者莫过于“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前，一度流行“西学中源”，康熙皇帝公开倡导过，曾在《三角形推算法论》中明确提出：“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意思是说，西方的科技之长（如历法）原本出自于中华。一定程度上，“中体西用”是“西学中源”的变种。 但无论“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抑或“西学中源”，也包括其他种种论调如“中西调合”甚至“西体中用”论，都没有给出系统的论证，更谈不上逻辑自洽，多流于表面化甚至口号化的提炼，实质上还是中西文化两张皮，要么言必称希腊，什么“四书”“五经”，“全都踏倒他”；要么言不及希腊，用“四书”解释“四书”，用“五经”解说“五经”，二者都没有真正发现中西两种文化的血肉联系。 这尤其是主张中华文明当然要承担的责任，全盘西化论者原本不敢苟同“中学为体”，自然也就没有系统论证中华文明的义务，“中学为体”者能不能超越“四书”“五经”甚至用西方的逻辑与工具系统论证一下“中学”何以“为体”呢？毫无疑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交易成本最低的，如果能够援西入中，甚至用西方的逻辑与工具成功论证“中学为体”，实现东风包容并引领西风，岂有不服？但如果依然停留于自说自话，复兴中华文明恐怕只是痴人说梦？自说自话，在鸦片战争前的“天朝上国”，情有可缘；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理无可恕。 天地有正气 加盟贴牌为什么不靠谱 经验和逻辑都能够表明，真正要廓清中西文化问题，可能要回到基本理论，不仅沉溺细枝末节没有希望，而且加盟连锁或贴牌经营也没有希望；更明确讲，需要返本归源，只有返本归源，才能正本清源。在学问之道上，学人们很容易依附别人，或加盟连锁，或贴牌经营。如一部分“国粹派”常常以所谓“新儒家”自居，写儒家的文章，注儒家的经典，撰儒家的著作，甚至提出一整套救世治国的儒家方案，乃至日常生活也儒服儒袍，全力弘扬儒家的思想与理念。可谁来认定他的这一切就是儒家的东西或符合儒家的理念呢？严格讲，只有孔子可以认定，因为孔子是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算儒家“加盟连锁”的总舵主，可老人家已离世两千多年，死无对证。 即便孔子仍然活着，思想上的加盟连锁或贴牌经营也会存在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个成功进行了思想营销的大思想家，当住世时，马克思主义就已经蔚成风气，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几成为时髦。正热气腾腾时，马克思本人却意味深长地泼出冷水，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加盟连锁掀翻于地。 学问乃大丈夫事 这背后的问题实质是：我们要贴牌或加盟，可要贴的牌究竟是什么呢？品牌创始人死无对证，谁具有真正的解释权呢？贴儒家的牌，可儒家的孔子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贴道家的牌，可道家的老子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呢？贴法家的牌，可法家的韩非子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呢？诸如此类。即是说，在思想上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的时候，思想贴牌或人格依附带来一个思想史上的严重问题：该大牌究竟是一个什么意思？该大牌创始人的思想究竟是什么？这等于节外生枝，把问题复杂化，不但要考据的文献一大堆，而且即便考据了，可能也无济于事，还可能爆发新的难题，更何况考据几乎没有尽头，争议也几乎不可避免。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贴牌或加盟呢？我们的自己在哪儿？外国人能思想到的东西，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古代人能思想到的东西，现代人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如果某一种思想的确是我们根本就不能思想到的，必须进行人格依附，那该一种思想对我们有何意义？最要命的是，该一种思想的提出者或创始人是不是人？如果是人，为什么他能思想到而我们就思想不到呢？如果不是人，他是谁？请给个答案！回答是：学问乃大丈夫事，真正的学问，返本归源，正本清源，天地正气！一代大儒陆象山说得好：“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一旦站到基本理论的高度，一旦具有基本理论的通透，或许中西自然融会，古今自然贯通，中西文化问题岂在话下？ “师夷长技以制夷” 注目礼理论：以简驭繁的基本尝试 “注目礼”理论就是一个基本理论的尝试，它没有论证中西文化问题的初始动机，但最后的结果表明：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原本相通，完全能够圆融一体，也就像在地球上能从西方走到东方一样，在学理上也能从西方走到东方，实现了从西方的角度、用西方的逻辑、以西方的话语成功证明中华的智慧，堪称援西入中圆满告成。如果由师从观，这是真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注目礼理论也号称“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 何谓注目礼？意思极其简单，就是循环论证非法，如此而已。人，一切人，任何人，都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必须透过他人或别物来揭示和判定，要不然，就沦为循环论证，用老百姓的话讲，老鼠爬秤钩——自己称自己。这就是注目礼，乃最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自证非法！在人类知识浩瀚海洋的全部概念中，没有比注目礼更简单的概念，借用卢周来博士的话讲，注目礼是个“元概念”。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个注目礼竟然能够解释和演绎有关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以简驭繁，融会贯通。 常识中，中西文化的差别非常之大，从某些角度看，甚至可说天壤之别。或认为中华文明是内省而西方文明是外向 ，或认为中华文明是精神的而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或认为中华文明讲做人而西方文明讲做事，或认为中华文明集体主义而西方文明个人主义，不胜枚举。注目礼理论是怎么样会通中西的呢？马克·吐温说得好，道理常常在于人们深以为然而不尽然的地方。注目礼理论之所以能够站到基本理论的高度并融会贯通古今中西，症结在于且只在于一个常识，这就是它独特的“我”逻辑——从“我”出发并紧扣“我”，自终至终贯穿“我”！ 社会科学的咒——自我解释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尽管也号称“科学”，但与自然科学并非一个科学量级，它存在一个难以解除的咒，那就是研究者本人的立场、观点、身份、利益，乃至别的种种先验性东西，会不可避免地渗入并干扰研究本身，从而导致研究失准，极端的甚至“屁股决定脑袋”，乃至阴谋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十分盛行。马克思干脆快刀斩乱麻，不仅明确提出社会科学的“阶级性”，而且直接否认社会科学的“普遍性真理”，曾写道：“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即是说，普遍性真理都是描绘出来的，就像广告，都把自己代言的商品说成男女不限、老少咸宜、全世界最好。这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如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客观外在的，虽然也有量子测不准现象，但物理学迄今应该还是原则承认客观外在的世界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存在统治阶级的物理学与被统治阶级的物理学之别，就一个物理学。不像前苏联的李森科那样，认为存在什么某一阶级的自然科学，以至把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 阶级性社会科学可能有点上纲上线，但社会科学存在难以解除的咒，这应该是真实不虚的，背后正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自我解释；社会科学之所以被套上阶级性甚至阴谋论的套，症结也就在于不能够自我解释。从一个小幽默讲起吧： 一个忏悔者来到教堂，对神父说：“神父，我错了。” 神父说：“只要你认错，主一定会原谅的。” 忏悔者说：“我偷了一个人的自行车，现在我要把它交给您。” 神父说：“不！不要给我，把它还给失主。” 忏悔者说：“我已经问过他了，可是他不要。” 神父说：“那你就收下吧。” 下班后，神父发现他停在后院的自行车不见了！ 神父万万没想到，忏悔者说的和偷的就是他本人——“我”——的自行车。小故事或许虚构，但类似的现象真实而普遍，在观察、思考和分析问题时，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我”自己排除在外。这不只是生活经验，正属于最基本的逻辑，即：任何形式理论都能够解释它可以解释的一切，但绝不能解释自身，作为自身的“我”被该形式理论自动排除在外。这是由奥地利数理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在1931年论证的，学名叫“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但事实上，自我解释的难题早已被发现，古希腊就有“说谎者悖论”，在哥德尔之前，英国哲学家兼数学家伯兰特·罗素于1902年即提出“集合论悖论”——为避免没必要的“数学味”，且借用理发师难题来表意： 有位男理发师，擅刮胡子，细致利索，门庭若市，但并非所有男士都能做他的“上帝”，他给且只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这并非他有意识扩大生意，搞一揽子包刮，而是他无意识的癖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嘛！有趣的是，古怪的事儿发生了，理发师为不为自己刮胡子呢？如果为自己刮胡子，那他就不能为自己刮胡子，因为他只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如果不为自己刮胡子，那他就能为自己刮胡子，因为他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左右为难，理发师对自己的胡子无可奈何。 理发师之所以对自己的胡子陷入两难处境，剪不断，理还乱，即因为对“上帝”的要求——给且只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在逻辑上涉及自身，一旦涉及自身，解释即陷入困境。这其实是且只是个常识，形式理论必定使用假设，并依赖于假设，也就是必定把“我”自己排除在外，它怎么可能解释自我呢？但科学性是理论的生命所在，如何避免理论一方面不得不使用假设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够解释自我的困境呢？不妨直接将“我”就“我”，干脆从“我”出发，阳谋之——如此一开诚布公，时刻提醒“我”之界线，不能说已是最终的自我解释，但至少已为自我解释大大减压。 “我”逻辑为社会科学解咒 这正是注目礼理论的独特之处，老老实实从“我”开始，并紧扣“我”，构成一部“我”的演义：从“我”步入社会跟别人打交道，到“我”以力服别人，到“我”以理养别人，到第三者插足，到“我”以理养大别人和第三者，到三足鼎立，到“我”领导三角，到能混能圆，到窝里斗，到“我”以理养众，到创建组织，到宏观窝里斗，到“我”以起义组织消灭起哄组织，到一统天下，到“我”解散组织，到还天下于天下，自由民主化，以至于最后“我”君临天下，赞天地之化育。 更重要的是，注目礼理论最后的确实现了自我解释。这并不在意料之外，“我”首先是一个具体人格，但“我”也存在每个人的心底，“我”是每一个人的“我”。即是说，注目礼理论从“我”出发并紧扣“我”，实际上实现了把所有人整合到同一个命题，从而为社会科学解咒。《共产党宣言》有句话叫“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可能谈不上对自由主义的严格定义，但的确表达出自由主义的精髓。可怎么证明？如何把“每个人”和“一切人”同时放到一个命题中进行论证呢？别无他途，唯有“我”！可以讲，注目礼理论的“我”逻辑真正把哲学社会科学升华成了科学——科学性一点也不亚于自然科学的科学！ 所谓“我”逻辑不就是人性自利及个人主义吗？的确可说“我”构成人性自利及个人主义的符号，但实际上，“我”与人性自利及个人主义是两码事。包括西方主流政治学和主流经济学在内，近现以代来，整个西方思想界都高调标榜人性自利及个人主义，但流于抽象空泛，没有具体人格，缺乏具体承载者，借用主流经济学批驳国有企业常常提到的一术语讲——“所有者缺位”。讲人性自利及个人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而只有一个个的“我”，“人”是一个个“我”构成的，一切“人”的集合也都是一个个“我”构成的，“我”才是要害。尽管只是“纸上谈兵”，但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作为利益逻辑的演绎，这里的利益也不能“所有者缺位”，凌虚蹈空，而必须有一个具体人格来承载。这正是注目礼理论的突破，“我”逻辑使人性自利及个人主义不再抽象，它有了具体人格，“所有者”到位了，实了。也正因为这一点，注目礼理论突破乃至颠覆了西方主流政治学和主流经济学。 中华文明重新站起来了 儒家思想从“我”起 倒是一向被认为强调整体或集体的儒家思想是不脱离“我”的，并且可认为是紧扣“我”的，区别在于叫法不同，没有讲人性自利，也没有讲个人主义，更没有讲自我解释，但深得个中三昧，曰“推己及人”。孔子明确表示：“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朱熹在注解时说得更明白：“君子之治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我”用对待自己的东西对待别人，“我”怎么对待自己，就怎么对待别人。完了，既包含人性自利及个人主义，也包含自我解释，不能够过自我解释一关，就不要拿出去施于人。一开始就要求自我解释，这就是中华哲学的逻辑严格性，岂泰西可比？！一部分学人认为儒家思想不讲逻辑也缺乏逻辑，正暴露他们不真正懂得逻辑，充其量只是掌握一丁点形式逻辑的皮毛而已。 儒家思想其实是一个以“我”为主体的理论体系。儒家典籍中的“己”、“身”甚至“君子”，都构成“我”的代称和符号。所谓“修齐治平”更是一个从“我”出发并紧扣“我”的逻辑推演，与注目礼理论暗合。这是从前中华每一位读书人几乎都能够吟诵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所谓“修身为本”，就是一切从“我”开始，从修炼自“我”开始，以摆平自“我”为根本，唯有摆平自“我”，才可能由近及远摆平更多的别人，因为别人也就是与“我”一样的“我”。简单讲，“修齐治平”即从“我”出发并紧扣“我”而又实现自我解释的大中至正之科学。《中庸》赞云：“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如果说狂妄，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狂妄的表白，它在全维度上狂到极点，尤其在时间上更是大举入侵未来，狂到一百代以后，“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注目礼理论支持《中庸》的“狂妄”，事实上，注目礼理论呼应了《中庸》的“狂妄”！ 呼唤“思想的闪电” 回首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先是肉体上被坚船利炮打败，接着是精神上被欧风美雨冲垮。直至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稍后不久援朝抗美战争的胜利更是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彭德怀总司令感慨系之：“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精神上的骚动和不安仍在，中华民族内在力量的伟大复兴还没有最终实现，她亟待并呼唤“思想的闪电”来点燃和激扬。这里且秉承《中庸》的“狂妄”，站在“六经皆我注脚”的基本理论高度，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豪情发出“黄河的咆哮”： 中华文明重新站起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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