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秉孟：在西方学界沦为过街老鼠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界政界仍颇有影响

一、前言

　　2012年在我与李千合著的《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从四个方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进行过分析。今天看来，仍有进一步肃清其影响之必要。故再撰一文，就教大家。

　　2007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像瘟疫一样迅速传遍全球，酿成近百年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把人类推进了灾难的深渊。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学术界对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多数论者认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面对危机带来的恶果，近几年来，国际学术界、理论界甚至政界、劳苦大众纷纷发声，批判、痛斥新自由主义理论。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西方学界、思想理论界已经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过鼠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至今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乃至政界却仍然颇有市场。比如，据“人民论坛”调查问卷中心发布：2013年在承继2010～2012前三届年度对我国思想理论界影响最大的十大思潮监测评价(从关注度、活跃度与影响力三个主要指标)的结果显示，新自由主义不仅连续四年位列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的前五位，而且超越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思潮、民粹主义等的影响，位居首位!2013年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刚一闭幕，国内外的新自由主义者们便纷纷粉墨登场，对三中全会的《决定》进行所谓“解读”，说什么《决定》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取代原来的“基础性作用”，就是主张“市场说了算”，就意味着“大型国有企业的权力垄断要打破”，是要建立一个“消除了垄断和行政干预的市场”。这一“解读”“符合私有资本和西方投资人利益”。近一年多以来，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或者只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或者借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只主张外国资本、私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不提倡国有资本进入私营企业。不提壮大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实际上是企图削弱国有经济，搞垮国有经济。这明显是在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用科斯的以私有产权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那一套曲解三中全会的《决定》，误导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因此，我们必须对新自由主义可能的干扰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必须进一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和清算，以彻底揭露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这是当前我国思想理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新自由主义诸学派的主要观点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学派林立、学术见解庞杂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20世纪20、30年代那种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界滋生出的一个怪胎。所谓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首先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资本主义加速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主导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运作近一个半世纪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不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表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理论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30年代大萧条前夕及大萧条期间，多多少少从《资本论》汲取营养的凯恩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就业、投资、货币等论著，并于1936年出版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始了针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逐步取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成为主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其次是，苏联的以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样，就从左、右两个方面对主张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为基本理念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形成夹击之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捍卫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为己任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按捺不住，相继发表了《价格与生产》、《储蓄的“悖论”》等文章，对主张在经济危机期间，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加大社会投入，増加就业，提振社会有效需求，以刺激资本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进行批判，绝望地为以自由竞争、自主经营、自由贸易等为基本理念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辩护。同时，他还伙同他的老师、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冯·米塞斯，挑起了同波兰经济学家奧斯卡·兰格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论战，借这场论战批判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保持政府宏观调控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很明显，哈耶克、米塞斯等的见解是逆历史潮流的，也正因如此，当时，哈耶克把斯密的那一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原则推向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见解在政界甚至在理论学术界均遭遇冷遇，迫使哈耶克及米塞斯等新自由主义的中坚分子蛰伏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学术机构，窥探时机、以求一逞。

　　在长达数十年的蜇伏期间，哈耶克等主要干了两件事：其一，潜心完善其极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先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等著作。其二，充分施展其擅长学术小圈子的能耐，纠集一批以复兴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为己任的英国、美国等国的学者，成立了朝圣山学社，并在从1947年至70年代末的近30年中，哈耶克亲自任该学社社长达12年之久，苦心经营这个学社。在这近30年中，朝圣山学社先后在12个国家召开了27次研讨会，传播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推动新自由主义理论研究，壮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队伍。到20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为鼻祖，以科斯、米塞斯、弗里德曼和卢卡斯、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骨干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队伍初步形成气候，并以这些骨干为首，形成了诸多学派，其中，主要的学派有以下四个。

　　(1)伦敦学派。以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基地的新自由主义伦敦学派，其领军人物是哈耶克。哈耶克一贯主张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国家干预始终与效率无缘;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不会有人控制我们的权利，我们才能以个人身份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他认为公有制、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他甚至主张，即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给予私人银行，而不能让政府垄断。哈耶克是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

　　(2)现代货币学派。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基地的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学派。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坚持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现代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和领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其自由化主张的经济理论基础，是他在1970年发表的《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一文中提出的“名义收入货币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涵义是，名义国民收入变动主要取决于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因而他认为“货币最要紧”。由此出发，他进而主张：在货币单一规则的前提下，实行经济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国家干预;否定计划经济和任何形式的公有经济;主张削减国家财政对社会福利的投入等等。弗里德曼是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的狂热鼓吹者。

　　(3)新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以经济组织或制度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强调明晰私人产权，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四个方面，即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也即交易费用;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市场交易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只要企业产权落实到自然人，也就是私人，其交易成本必然低于公有制企业，因此，私有制企业的经营效率比公有制企业高。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英国学者、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并于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罗纳德·科斯。科斯的成名，得益于他的两篇论文：一篇是《企业的性质》(1937年);另一篇是《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大多源自这两篇文章。所以，科斯是狂热鼓吹私有化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鼻祖。

　　(4)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罗伯特·卢卡斯。他在《理性预期与经济计量实践》、《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经济周期模型》等论著中，提出了名噪一时的所谓“理性预期假说”。他认为，在个人和企业进行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而所谓“理性预期”，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关乎自己的投资或就业选择等切身利益，他一般均会充分调用自己拥有的主观和客观的各种信息资源，对经济前景进行尽可能准确的预测，也即对经济前景作出预期。由于这种理性预期，他们的决策一般说来是有根据的，而政府对经济信息的反应不如公众灵活、及时，所以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像个人决策那样准确、灵活，政府的任何一项稳定经济的措施，都会被公众的合理预期所抵消，成为无效措施，也就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这一观点对奉行国家干预政策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沉重的打击，所以也被称为是“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所在的学派也因此而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这个学派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要保持经济稳定，就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可见，理性预期学派也是典型的巿场原教旨主义学派。

　　以上四个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学派，其他学派，包括以拉弗、费尔徳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影响要小一些，仅在美国的影响较大。而上述四个学派不仅在美国、英国，甚至在欧洲、乃至全球都能看到他们主张和鼓吹的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等思想的影响。

三、新自由主义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理论体系

　　20世纪的50、6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的“黄金期”。但是，凯恩斯主义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低增长或经济停滞、高通胀、高失业”的所谓“两高一低”的“经济滞胀”。在以往，“高通胀”一般出现在经济复苏——高涨阶段，但此次却与高失业、经济停滞并存于危机、停滞阶段，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实体产业资本利润率下降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新特征。面对资本主义的这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致使资本主义经济在“滞胀”危机中爬行整整十年。

　　持续的“滞胀”危机，迫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英等国的资本向通过高杠杆操作可能获得高额利润的金融领域、资本市场流动，导致金融垄断资本急剧扩张、膨胀。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英等国急剧膨胀的金融资本再也不甘于为实体经济融资、支付等经济活动服务的“配角”地位，不仅利用实体产业深陷“滞胀”危机、负债累累之困境，通过提供贷款、并购等手段，逐步控制了产业资本，实现了经济的金融化，而且还向政治权力领域渗透，从而推动美英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

　　金融资本较之实体产业资本更贪婪、更具冒险性。逐步实现了对产业资本乃至国家政治决定权的控制的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再也不满足于被调控、被监管和国内有限的市场了，力图摆脱监管而自由流动、自由经营，乃至突破国界，在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上攫取更丰厚的利润。此时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迫切需要一种理论取代主张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为其全球扩张提供理论支撑!长期蛰伏于学术界的哈耶克，凭藉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把握住了这一机遇：哈耶克及其在英国伦敦学派、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派中的弟子们，利用“滞胀”危机对凯恩斯主义发起猛攻;同时，极力鼓吹他们的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推向“市场原教旨主义”极端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主张。哈耶克一伙的这些动作和极端理论主张，正好迎合了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

　　1975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女士当选为代表英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保守党主席。不久，经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安排，撒切尔夫人即同哈耶克会面，此后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迅速升温。1979年，撒切尔当选为保守党首相后，哈耶克的声望更是急剧攀升。个中原因，就是两者间不仅“心有灵犀”，而且相互利用。撒切尔把哈耶克视为导师，她曾经说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法、立法与自由》等著作是“杰作”，“她年轻的时候读过、后来又‘经常重温’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强有力的批判’的是《通往奴役之路》”。她当选保守党主席后，保守党内有人向她建言走“中间道路”，避免左和右的极端，她从她的提包内拿出哈耶克的《自由宪章》说：“这本书，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她任首相不久，即给哈耶克写信说：“过去这几年，我从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观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诸实施。”身处首相地位的她在下院说：“我是哈耶克教授的热情崇拜者。我们这里一些尊贵的议员们应该读读他的书。”哈耶克对撒切尔的知遇之恩自然是感激涕零，1975年，他笫一次同撒切尔会面后，感动得不可名状：他“出乎寻常地陷入沉思……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充满激情地说，‘她可真美’。”他不仅为撒切尔提供她急切需要的理论支撑，而且一反常态，跳出几十年蛰伏的学术研究圈，直接走进了对英国工会、工人阶级的战场，用他自己的话说——“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投入很多精力，帮助撒切尔向工会组织开战。”——以此报答撒切尔的知遇之恩!1979年，撒切尔上台伊始，便将实际上是哈耶克为掌门人的新自由主义伦敦学派的理论，冠以“撒切尔主义”的名义作为保守党的执政理念，将凯恩斯主义与新的自由主义的混合体——英国工党和保守党两党于1945年达成的“两党共识”——“巴茨克尔主义”扔进了历史博物馆。从此，新自由主义首先在英国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资产阶级、主要是英国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重要拐点，即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过渡的重要节点。70年代末，代表英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保守党首脑撒切尔当选首相，用新自由主义作为保守党的执政理念，围绕着向国有企业开刀、向工会开刀推进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大规模推进私有化，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压缩社会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以推行经济自由化，等等。撒切尔首相在英国的这些所作所为，可以说是时代阶段性转换开始起步的重要标志。

　　1980年底，美国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在美国总统换届选举中，击败了代表民主党利益的在任总统吉米·卡特，成为美国第40届总统。同撒切尔夫人一样，里根上台伊始，便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所谓“里根经济学”。世人皆知，里根在17～21岁期间，虽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了在尤里卡学院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课程，但直至就任总统前在经济学上并无任何建树，在他胜选总统前的69岁生涯中，最叫得响的职业是演艺生涯，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一个里根的“经济学”?——所谓“里根经济学”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两个主要学派，即以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理论、以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阿瑟·拉弗和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的大杂烩而已。

　　里根于1981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1989年1月结束第二届总统任期。差不多整个80年代，在所谓“里根经济学”——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美国政府推行了不同于撒切尔的以“全面私有化”为中心而是以“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所谓“改革”。具体说，里根的“改革”有以下几个侧重点。

　　(1)推行经济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笃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里根迎合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极力推动放松金融监管，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可以混业经营等法案、法规，以取代30年代民主党总统罗斯福制定的《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同时，他任命坚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主持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所谓金融“创新”，致使金融衍生产品包括大量的有毒债券四处泛滥，金融系统积累越来越大的风险。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格雷姆—里奇—布利雷法》取而代之，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监管的局面。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涌入到金融衍生品业务之中。2004年，又推行投资银行自我监管，在柜台交易的次贷相关产品，不仅信息披露不透明，且美证交会或美联储既无法律责任也无能力进行监管。这样，金融机构的高管们和各种各样的金融巨鳄为获取高额奖金和巨额利润，就完全可以以金融创新的名义，用五花八门的有毒金融衍生品在投资市场上坑蒙拐骗。至此，新自由主义的金融模式在美国初步确立。

　　(2)按照供给学派理论，紧缩政府财政预算，削减社会福利等社会投资，降低税收特别是资本所得边际税率，以刺激投资。牺牲劳动者的福利以满足资本对高额利润的贪欲。

　　(3)缩减政府规模，特别是削减政府权力，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监管，尤其是对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监管。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通过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把现代货币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供给学派等极力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特别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推上了美国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宝座，新自由主义步入其极盛时期;不仅如此，在此期间，里根政府紧锣密鼓，按照这一理论营造了一个适应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需要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把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送上了主宰美国经济、左右美国政治的权力巅峰的宝座，从而，也将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转变的历史进程向纵深推进了一步。

　　美国的金融寡头——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并不满足于仅仅对美国经济的主宰，还向全球扩张，想要控制全球经济，掠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1990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布什为适应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授意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起，召开了一个有关拉美地区8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调整与改革问题的研讨会。会议行将结束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约翰·威廉姆逊抛出了一份包含十条政策主张的所谓会议“共识”，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华盛顿共识”。

　　还必须强调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名义将新自由主义推上英美两国主流经济学的宝座，绝不仅仅是撒切尔和里根他们的个人喜好，而是他们所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和需要决定的;从另一方面说，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之所以青睐新自由主义，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全球“一体化”即美国化，适应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四、新自由主义是一股祸水

　　美国树立的其他几个新自由主义“改革”样板，没有一个成功的，其结局都同亚洲诸国一样——以经济灾难、社会动荡收场。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就是祸水，流到哪里哪里就会遭灾。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在全球推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本意不仅要盘剥本国人民，而且还要控制全球经济，掠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但他们未曾料到，他们制造的祸水，最后也殃及了自己。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是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过渡到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的一种变异的、野蛮的资本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不仅没有缓解马克思揭示的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而且由于它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并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就大大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及其他主要矛盾。从美国近二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来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运作过程中，已逐步显示出由其内在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六大基本特征：(1)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资本急剧膨胀，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2)金融虚拟化、泡沫化。在金融资本流动、货币循环中通过五花八门的所谓“创新”产品、投机诈骗、高杠杆运作骗取高额回报，将整个美国变成了一个大赌场。(3)金融资本流动、金融运作自由化。由于取消金融流动和金融机构在金融运作中必不可少的监管，使得在金融资本及货币循环中凭借欺诈手段“圈钱”而暴富的大大小小金融巨鳄获得空前“解放”，金融产品大多被毒化，孵化出了一批又一批麦道夫、斯坦福之流的超级金融骗子。(4)实体经济逐步空心化。随着美国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金融衍生产品泡沫化，实体经济急剧萎缩。至2007年，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仅占GDP的18%。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先后遭受2001～2006年的经济衰退、200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两次打击，90年代所剩为数不多的表现尚属差强人意的IT、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房地产等产业相继被重创，民主党总统奧巴马上台时，除军工、石油、农业等外，其他实体产业均已凋零了。所以，奥巴马上台后，不得不提出“再工业化”。(5)劳动人民贫困化。在所谓“效率优先”实则“资本优先”的政策主导下，一方面降低资本所得“边际税率”，另一方面削减社会投资，压低劳动者工资，加大对普通劳动者的掠夺，劳动百姓日益贫困化，加剧美国社会两极分化。(6)美国经济乃至国家运行债务化。民众靠借贷消费，企业靠借贷经营，政府靠发行债券运行，各种金融机构则利用形形色色的债券即债务再次进行诈骗和榨取。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