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峰：改革不能任性，顶层设计也需要系安全带

　  2014年天津达沃斯论坛中国的主旨演讲向全世界郑重宣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争论，许多有识之士对于在现有法制环境下此提法的安全逻辑和政府法制底线忧心，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时间就在天津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安全事故，造成难以置信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尽管“法无禁止皆可为”与爆炸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是一个有强烈安全意识的政府，在提出“法无禁止皆可为”前一定会慎重考虑你的法网能不能兜住“皆可为”背后隐藏的巨大安全隐患。如果没有把握，就不能任性地甩开膀子，不惜杀出一条血路地蛮干。

  今年连续发生的股灾和天津大爆炸两桩惊天动地的大事看似毫不相干，但内因却存在一定逻辑自洽。股灾的直接成因是不计后果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市场化冒进。换句话说是“对西方模式的迷恋导致了这次股灾”。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完全不顾国家金融安全、社稷安危、百姓财富基本保障，盲目采纳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把事关中国经济命脉的股市交给“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险些酿成无法弥补的灾难。而这种抛弃“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的改革模式，迷信西方理论一步到位的所谓顶层设计的改革从设计到实施，看不出有政府或立法机构为这样的顶层设计把关，后果很严重。
1.顶层设计存在着缺乏安全意识和制度设计缺乏安全把关致命缺陷

天津大爆炸暴露出许多问题包括生产一线的安全意识和管理体制机制制度问题、危化品安监和消防系统设计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长期普遍存在忽视安全的通病，然而即便如此，像瑞海物流这样生产安全漏洞百出的私企敢一再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一向繁琐、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也是破天荒的，是什么理论借给它一切“皆可为”的胆?明知安全隐患后果不堪设想却能得到多达五个以上的监管部门同时向资质严重不足的私企大开绿灯，又是什么思想绑住了这些部门的手脚，突然都“不可为”了呢?显然这已经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非官商勾结和腐败那么单纯，特别是它不是发生在新旧政权交替的1949年，不是法治没有恢复的1979年，而是发生在政府和法制治理环境相当成熟，民进国退、简政放权深化改革的今天，显然与不惜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冒失改革的大环境脱不清关联。两灾归根结底是国家管理层面的安全意识的严重脱节或缺失，改革“顶层设计”一环存在着顶层缺乏安全意识和制度缺乏安全把关的致命缺陷。

这绝非无限上纲上线，极具代表性的政府官员法治淡薄，违法开绿灯;企业无视法制，冒险、不顾生死地发财，在这样的政府、企业、个人法制观念落后、全社会法制制度漏洞百出的大环境下，国务院当务之急需要做的是扎紧法治篱笆，特别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安全领域，更应该谨慎放权，岂能不计后果、大张旗鼓推动“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去鼓励冒险、劣币逐良币民进国退;同时限制政府的作用、思想观念上捆绑束缚干部手脚。同样任性的还有金融体制改革，过去一两年金融系统不顾后果地推进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改革，毫无顾忌地引入外资、开辟直通车、自由港、扩大杠杆刺激股市疯涨。在掌握改革生杀大权的高官们热衷于排除一切阻力推高股市的时候，可曾审慎思考、周密设计过预防金融风险，特别是被敌对势力借助“直通车'、自由港等明里暗里的渠道操纵和做空中国股市的风险?当美国用专门设计对付中国，欲把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未来世界经济圈之外，全力孤立围堵中国的时候，我们却主动打开金融堡垒的后门，宣布不设防，任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命脉交给市场那只看不见的黑手，这无疑把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当作儿戏。这些号称“不需要东试一下、西试一下”，已经迈过“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顶层设计的，一步到位的所谓深化改革，背离小平同志实践检验真理、小步快走、先行先试的既有改革路线，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只不过再大的问题自有一线的替罪羔羊，“断”的不是顶层设计者的“腕”，而是天津的左膀右臂，流的不是设计者的血，而是股市百姓多年积攒下的心血。

所幸中国仍然保留着雄厚的国有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作后盾，迅速堵住被顶层设计预留的漏洞，维护了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
2.政府自身的安全意识决定全社会的安全水平

现代企业管理最重要的一根弦是在安全的前提下组织生产，一个国家更需要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国防安全放在一事当先的首要位置而不仅仅是安监、经济、和国防部门的责任。当政府部署简政放权时，首先闪过大脑的应该是安全意识。不能给百姓的生死留下任何安全隐患、不能给国家金融环境留下安全漏洞、不能为国防安全埋下任何定时炸弹。因此，顶层设计首先要思考的是必须从安全角度筛选出涉及安全隐患条款审慎对待、立法部门严格把关。否则，一旦灾难降临，难免重复检讨事故只是简单地处理几个人慰祭抚平冤魂，堵住芸芸众口，而不提高全社会，特别是政府顶层安全意识建设的恶性循环。否则，即使今天堵住了危化品的安全漏洞，今天降低某些金融杠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全社会来讲，其结果就如同当年高投入整顿煤企，虽然减少了矿难，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灾难防不胜防，其它行业和经济安全隐患还将会层出不穷。

当年矿难频发的时候笔者曾写过一篇有关提升政府安全意识的文章：《总理：你今天出行系安全带了吗?》，文中强调，如果政府官员、企业老总出行都不系安全带，甚至在灾难现场的高官、高管、记者都不戴安全帽，缺乏起码的安全意识和规范，凭侥幸行政、管理，一出事就把责任推到一线，“严肃处理所有责任人”却永远处理不到自己，才是低级安全事故层出不穷的根源所在。事实上十年来通过国家大力投入，矿难明显减少，煤炭行业高危漏洞堵住了，却堵不住比矿难更惊天动地的危化品大爆炸。这种只顾眼前利益，顶层本身就缺乏安全这根弦的小农经济式安监管理体制，一直在拖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后腿，并一而再再而三地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成为社会难以承受之重。如果顶层设计源头及各级高官头脑中没有起码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手电筒只照别人，中国的生产安全管理无疑还还没有进入工业化时代，不断发生恶性生产安全事故将在所难免。

政府的安全意识应该体现在任何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改革设计方案上，就如同设计制造一辆轿车，安全性必需贯穿于设计制造的始终，安全意识必须凝固在每一个部件里才能保证汽车这一高速运动的机器不是杀人怪兽。推出一项改革措施，如果压根没有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民生安全的考虑，就如同跑高速的汽车没有设计安全带，靠撞大运，打着改革政治正确的旗号、任性蛮干，出事、出大事是迟早的。
3.迷信西方“法无禁止皆可为”是中国儒法共治传统文化的倒退

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是“有钱就任性”，其实还有一种社会危害更大的任性叫知识任性，一批位高权重，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博士、专家、智囊们往往自认为掌握了普世的真理，瞧不起摸着石头过河的土办法，坚信只要凭借自己的满腹西方经纶顶层设计一下，中国改革就再也不会出现摸着摸着摸不着石头的窘境，甚至武断地把西方“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理想当作处理中国现实问题的法宝。其实有长期契约文化，法制传统的西方法律界把“法无禁止皆可为”作为法治建设理念，是为推动和完善疏而不漏，严谨的法律体系，而绝不是用作国家管理层面推动经济渲染的口号。任何法制体系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需要不断发现和填补法律漏洞，即使法律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仍然有许多法外行为需要受到道德、宗教、和社会制约。在政治场合鼓励大家“法无禁止皆可为”，本身缺乏现代社会严谨的法治精神。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健全的国家，改革进程中简政放权法律条文混乱的特殊时期，大张旗鼓地宣扬“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一方面精神上绑住了执法部门的手脚，另方面鼓励本身就准备以身试法之徒更加大胆妄为。天津大爆炸5个以上的监管部门“不可为”及企业管理和一线员工明明知道此私企的资质不够却“皆可为”，便是典型安全意识缺失、法制观念淡薄的恶果。

中国社会除了法律，还有传统的道德规范，中国传统文化除了法家，还有儒家。

西方女性在公共场所裸露上身是违法的，即使如此，时常在电视报道中可以看到裸女街头违法抗议。中国法律还没有完善到禁止女性上身裸露的法律，但是也几乎没有女性裸胸集会，原因很简单，尽管“法无禁止皆可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力量是无形而巨大的，无人裸胸集会抗议。如果政府大张旗鼓地鼓励“法无禁止皆可为”，认为西方严刑酷法是人类社会最高境界，摒弃中华文明儒家思想教化规范社会的优秀人文文化，放弃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家规族谱、乡规民约，而是“法无禁止皆可为”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执政党，党有党纪，如果每个党员都“法无禁止皆可为”，党纪就成了一纸空文。

中国三千年的文明史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治理社会需要法治和儒家思想的德治相结合，盲目崇拜西方的法制体系是缺乏文明自信制度自信的愚蠢观念。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与中国纹川大地震前后脚儿发生，当看到解放军战士徒手爬山涉水进入灾区不顾个人安危救人的时候，回放法制健全的美国国民警卫队全副武装的大兵赶到灾区现场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枪口指着灾民维护治安的一幕让美国人无地自容。以至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不无感慨，中国的百姓太好了。

法律建设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如果一方面大力简政放权，放权的过程难免出现漏洞，却不理智地提醒那些“贼心不死”的人，不用再以身试法，现在“法无禁止皆可为”;另一方面却强化“法无授权不可为”束缚管理者的手脚，使得法律漏洞十倍百倍地放大，出现天津大爆炸就不意外了。简政放权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方便百姓，但是如果简政放权不从安全角度去审视，经过多少代人生命和鲜血建立起来的制度规范就可能被轻易抛弃，其结果就真的变成“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代价。只要不违法，违反纪律，违背道德都可为，这样的改革显然是一种不顾后果的任性。
4.人类还没有能力像工程设计一样设计自己的社会

所谓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按某政府高级智囊的原话：“顶层设计包括基本的价值取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以及先后顺序。因为中国已经过了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阶段”。不知该“设计者”哪里来的不需“东试一下、西试一下”无比的自信，凭借的是什么经典理论进行顶层设计，依靠的是什么价值取向主导意识形态，和要达到什么主要目的。当年邓小平没有这个自信，选择“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型改革路线，而戈尔巴乔夫及继任者、追随者们充满自信地认为西方理论“已经过了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阶段”，欢天喜地地采纳新自由主义顶层设计的“休克疗法”，25年过去了，结果是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少国家现在还处在休克、半休克状态醒不过来，乌克兰，这一前苏联最富裕的加盟共和国，更是被整的生不如死。

回望历史，人类已经在许多科学领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然而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力像工程设计一样设计自己的社会，如果硬要这么做，带来的一定是灾难。苏联、中国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曾僵化地采纳马克思社会主义理想的顶层设计、以及拉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迷信新自由主义顶层设计带来的教训无不证明这一点。放弃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经历无数次挫折总结出来的实践检验真理“摸着石头过河”，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地改革方法论，再次走上形而上学，迷信西方教条的邪路，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改革不能盲目、任性，回归邓小平开创的，稳健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改革才是中国改革的出路，才是中华民族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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