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莘：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重要问题

作者：杨莘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16年第40期 2016-10-31 551

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重要问题

杨莘

至今年第四季度，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并实施已满整整一年。一年来，各地各部门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拥护这项新的改革任务，改革的成效也日益显现。

从认识论上说，作为一项新的改革措施，人们对其认识的深化总是要经历一个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理论对于我们制定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这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准确地吃透中央精神、把握这项改革的规律性增添了难度。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1]

这启示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其范式上必须同西方经济学政治光谱上最右边的西方供给学派体现出明显差别。

“所谓研究范式，实质上是指学术研究所持有的特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

在世界经济史上，秉持不同范式的经济思想，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实践结果。倘若作为指导经济建设的经济理论在方向上出现了偏差，将掉进如同苏联东欧经济转型失败、拉美“失去的十年”发展陷阱那般无底深渊，即会犯下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屡次警醒一定要避免的“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3]。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新常态”背景下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阶段，为在建党一百周年时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积聚物质基础，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这场改革的攻坚仗。

切实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切实维护好广大劳动者利益、切实缩小贫富差距，是下一个阶段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项重大任务，需要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扎实推进。

杨莘：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重要问题

必须落实好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理直气壮地发展国有经济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各流派之“分工”各有侧重。尽管西方供给学派不像新制度经济学派那样过于强调私有产权理论，然而它们的理论预设很多地方是重合的。

曾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与同时期担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并称为实践供给经济学的两大“旗手”，她最为主要的执政理念就是强力推行私有化。

著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指出，二战后的英国长期保持如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经济核心部门不受市场影响，而撒切尔的上台则“改变了这一切”[4]。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推行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都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私有化的那一套，而是要从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那里寻找理论基础。

换而言之，对于处在“一球两制”背景下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经济思想上必须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我们可以借鉴，但绝不能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体用倒置”。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5]，是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这是我们理直气壮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和捍卫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理论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多次就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这一被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公认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今年以来，中央号召全党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全党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向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看齐。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内在地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之中，如果对此采取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实用主义态度，那么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年来，有一种声音总是在或明或暗地提出要创造条件使得国有经济加快退出市场，并且滥用“僵尸企业”这一名词攻击国有企业。本来，对于个别效益较差的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机制上的改革，以至于在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国企职工转岗不下岗、转业不失业的前提下适当地去除一些过剩产能和无效产能，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然而据笔者观察，近一段时间，“僵尸企业”这一名词在舆论场上被乱用，仿佛僵尸企业与国有企业画上了等号，大有又一场私有化浪潮卷土重来之势。

习近平总书记曾痛彻心扉地反问过，“国有企业改制，又肥了多少人”[6]，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一大二公”搞所有制崇拜，这被实践证明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念。然而改革开放绝不是树立起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所有制崇拜，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一切都是好的，而国有经济则具有“原罪”。那样的话，我们的改革必然会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例，这一两年东北经济再遇寒冬，一些人不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找寻和分析问题，急忙鼓噪“东北经济出问题是因为国有企业多”，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东北要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步伐。

事实真是如此吗？今年下半年暴露出震惊全国的“辽宁贿选案”就有力地回击了这种论调。

辽宁省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通过贿选产生的45名人大代表，有42人是企业负责人，这其中又有多数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这说明，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数量上相当，而且极少数人已经发起了资本侵蚀的攻势，这很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地区已然“私强公弱”的经济生态面貌。

与辽宁发生贿选案同时，已经落马的辽宁省委书记王珉主政吉林省时就热衷于对国企进行私有化，甚至一手造成了“通钢事件”这样在国内外影响恶劣的事件。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辽宁省国有经济比重只有30%左右，这一数字与人们印象中的东北国有经济比重极高的陈旧思想早已大相径庭。所以说，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国有经济强身健体毫无疑问能够促进东北地区经济早日复元，然而让国有企业充当经济下行的“替罪羊”，显然是不公正的。

近年来，神舟飞天、高铁出海等等案例无不说明了国有企业是能够搞好的。对发展国有经济充满自信，实际上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重要表现形式。

必须秉持劳动优先、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保障好广大劳动者根本权益

西方供给学派理论不能作为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基础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秉持贬低劳动、资本至上的价值理念。中文媒体上经常称呼撒切尔为“铁娘子”，使得大多数国人认为这是对她的一种褒扬。事实上在英国国内，撒切尔的“铁”，是体现在其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和工会制度强硬上的。

撒切尔主政英国后，“以法律钳制工会，更主要的是把他们从政治舞台的中央赶了出去”[7]。

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人们，无不为恩格斯笔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命运而唏嘘。历史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再次重演，该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因短暂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稍微松绑后，再一次被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紧缚。

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宰劳动的现象时提出了“雇佣劳动”这一命题，并认为这是“死劳动统治活劳动”，因而资本主义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则能够实现“劳动的解放”。不止如此，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还应当更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劳动的复归”，即使得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回答了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无法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目标、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原因所在。

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价值理念相反，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主要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8]。

恩格斯在这里所言的“官方科学”，指的就是西方经济学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

2012年底，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初，首次考察广东时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这一论述不仅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而且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群众史观与人民立场。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然地要超越奉西方供给学派为圭臬的里根—撒切尔改革，要着力于构建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和谐劳资关系，秉持劳动优先、人民至上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保障好广大劳动者的根本权益。

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媒体热议，近来一些民营企业在不支付加班费的前提下强制推行“从早9点工作到晚9点，一周上6天班”的所谓“996”工作制。笔者注意到，某主流网媒就此发表的两篇评论，除了唉叹“目前我国的劳动保障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企业钻这样的空子成本很低”之外，并没有抓住事情的本质。

在今年的舆论场上，因一个火爆的电视节目和一本同样火爆的理论书籍带来的一句流行话语，叫做“马克思靠谱”。马克思之所以靠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留下的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分析社会问题的强大工具。

在市场经济中，若不对社会权力结构进行分析，很容易被西方话语中劳动者可以“自由择业”一词所蒙蔽。正是由于资本的力量在社会权力的结构中压倒性地占据优势，因而使得表面看似“平等”“自由”的契约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不平等与不自由。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责任不能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自由落体”，而应当切实肩负起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9]

唯有做到这一点，强制性且无薪酬的“996工作制”才能最大程度上退出社会的舞台。

第二种舆论倾向是，鉴于经济增速下滑的实际，一些诸如“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话语在学界以及政界频繁出现。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和创新力是无可厚非和理所应当的。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做一点理论上的辨析。

首先，社会创新的主体不能仅限于企业家群体，还必须包括广大工人阶级，在这个问题上要一视同仁，不可偏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不论时代怎样变迁，不论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都不能忘记、不能淡化，我国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不容忽视。”[10]

其次，“发挥企业家精神”要树立新型政商关系，公权力不能演变成为资本的奴仆。

当前，我们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这就要求在现阶段还必须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然而，共产党为穷苦人打天下坐江山的初心不能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不能丢，党的领导干部要时时处处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亲”“清”政商关系，要将以王珉、仇和为代表的落马“老虎”与不法企业主勾肩搭背、搅在一起引以为鉴，永不丧失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

必须落实好共享发展理念，维护好新常态下的社会公平

在世界经济史上，与撒切尔同时期奉行西方供给学派理念、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还有美国前总统里根以及本世纪初执掌美国的乔治·沃克·布什。

保罗•克鲁德曼在回顾过去三四十年美国社会公平度问题时谈到，除了比尔·克林顿主政时期普通美国人大部分的实际利益有所增加以外，该国贫富差距一直都在扩大而非相反。

克鲁德曼就此指出，“它们据称能为每个人带来远比现实更好的结果，但是，那样的结果并没有实现。准确地说，是富人从中受益匪浅：1980 年至2007 年间，最富有的那万分之一的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了7倍，而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仅增加了22%，增幅不及之前27 年的三分之一”[11]。

可见，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中心资本主义国家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不平等问题，着实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不久前，在主要由全球企业家参与的杭州B20峰会开幕式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特别谈到了社会公平问题。

他十分忧心地指出：“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12]

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之大小，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之高低、能力之强弱。近年来，随着中央对于这一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以及多项改革措施的出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自2009年起已出现下降趋势，至2015年已降至0.462，虽然仍超出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但已经优于高达0.7的世界基尼系数。

中国维护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制定没有跟随新自由主义关于“政府退出”的指挥棒翩翩起舞——

保罗·克鲁德曼指出：“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政府的干预总是坏的，而让私营部门自行其是总是好的。”[13]

这一方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用实践证明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有效性。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中，“共享”成为了我国必须坚持的发展要求与必须实现的发展目标。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是经济新常态最主要的特点，在这一背景下，能够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维护好社会公平，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中拥有“获得感”，必然能够极大地推进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实现现代化。

实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维护社会公平同向互促，有两个现实问题值得分析与探讨。一是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企业减税与降低企业职工社保费率，今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这项政策一定程度上与西方供给学派主张的拉弗曲线理念重合。从短期来看，减税与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政策对于增加企业的产出和收益从而遏制GDP增速下滑，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然而，这项短期经济政策的作用既不宜过分夸大，也不宜将其作为长期政策工具来使用。

从历史上来看，里根以减税作为政策工具而推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绝大多数目标并未实现，甚至遭到了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嗤之以鼻;从理论上来看，在经济处于下行期时宏观政策首先保障企业家利益而不是劳动者利益，与社会主义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似乎不那么合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14]

所以说，我们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都应当充分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切勿混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从而犯下因小而失大的错误。

第二个现实问题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提出，一些学者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关于废除现行《劳动合同法》的呼声再度响起。对于于民营企业家而言，废除这部法律是完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曾援引了托·约·邓宁那句著名的比喻：“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15]

事实上，由于前文所述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压倒性偏移，这部法律的执行情况并非如人所愿。

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检查这部法律实施情况时就指出了。

“部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及非公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仍然偏低，部分已签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规范、履行不到位，一些地方对企业用工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底数不清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劳务派遣在部分单位被滥用，损害派遣工合法权益问题比较突出、集体合同签订率和履约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16]等问题，也就更谈不上出现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那些耸人听闻的说辞。

诸多私营企业主大肆主张废除《劳动合同法》，从一个侧面更加说明了公有制经济在维护社会公平和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突出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五月在谈及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那本著名的《21世纪资本论》时就指出：“该书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作者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使用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值得深思。”[17]

这给予我们今天讨论这一问题以新的思路，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理直气壮地发展国有企业，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就业人员比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以提出“中国梦”为起点的。提出中国梦最为重要的背景，是寻求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新的经济体制如若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实现了劳资两利，构建了和谐的劳动关系从而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正义，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必将更少阻碍、更多坦途。

注释：

[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2]张雷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3期。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

[4]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1-82页。

[7]彼得·詹金斯：《撒切尔夫人的革命》[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9]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年4月29日第2版。

[10]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年4月29日第2版。

[11]保罗·克鲁格曼：《阴魂不散的里根主义》[N].《华夏时报》，2009年8月29日第2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