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华：《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卫兴华

今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事实证明,连西方国家也高度肯定马克思理论思想的重大贡献。在进入新千年时,英国广播公司网上评选千年最伟大思想家风云人物,评选结果依次是马克思、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马克思位居榜首。路透社报道评选结果时,特别提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在全球产生的深刻影响”。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时,《资本论》在一些西方国家成为畅销书,因为书中论述了危机产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

《资本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分析经济和社会问题 

《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宝库,也是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宝库。恩格斯一再讲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它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一般原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肯定了一位学者对自己唯物史观的正确阐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这种研究的科学性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由此可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必经的社会制度,但不是永恒不变的制度。它会遵循客观发展规律,最终转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贯穿于他研究的全过程。诸如: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与统一;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与统一;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与统一;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与统一;流通领域劳动力与资本等价交换的平等关系与生产领域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辩证关系;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辩证关系;随着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会产生出自我扬弃的新的经济因素,即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等等。

我们应关注恩格斯评论《资本论》中的两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是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在这里(指《资本论》——引者)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马克思先生明白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对现代社会阶段就是这样称呼的)的历史必然性。”尽管《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和利益的对立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产生于社会道义的缺失,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讲了这样一段重要的说明:“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看作是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因此,他只用理论逻辑的语言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既不辱骂资本家,也不要资本家和地主个人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负责。“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他运用唯物史观特别做了说明。

二是恩格斯批评了把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错解为唯生产力论或唯经济因素决定论的观点。“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及其成果……”“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恩格斯特别用《资本论》中的有关内容证明这一重要观点。他还劝告忽视政治行为作用的人看看《资本论》中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和第一卷第二十四章,“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还特别说明立法在资本原始积累推进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恩格斯强调:“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当然,归根到底是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的。恩格斯这里引用《资本论》中所讲的政治权力的重大作用,甚至在这一定限度内可“改变经济基础”的事实,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我国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难以简单地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来说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解放了旧中国被束缚的生产力。但在革命胜利后,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些原殖民地国家独立后,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而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超过某些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决策是分不开的。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否定我们干超越生产力状况的事情,决定了我们要经历至少上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及其经济发展规律的。生产关系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生产关系是指参与生产的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广义生产关系是指生产关系体系,既包括直接生产过程的关系,也包括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还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开始之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特定关系。《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这种生产关系体系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还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这是以血与火的记录写入文明史的。《资本论》对此做了专门论述。另一个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一天也离不开商品市场关系,《资本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关系都要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

《资本论》中没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概念也是20世纪才流行起来的。《资本论》中所讲的商品货币经济,可以理解为现在所讲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必然实行市场经济,二者是鱼水关系,但不能用市场经济说明资本主义的本质关系。因此,不能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简单说成是市场经济,更不能把《资本论》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读为市场经济。要知道,用商品流通关系说明资本主义关系,这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观点。马克思一再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辩护士”詹姆斯•穆勒“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同样不能用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关系,它只是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服务的经济体制。

《资本论》重视对商品货币关系的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通过对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的研究,形成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基础,而剩余价值论如列宁所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剩余价值正是通过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而作用的产物。在《资本论》出版以前,马克思出版过《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就是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代表和决定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说,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是《资本论》中着重研究的关系,这就涉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究竟是指什么?为什么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容提出了交换关系而不提分配关系?其实,在《资本论》第三卷第51章《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中就解答了这一问题。其中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这个条件“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这段话的内容,在形式和逻辑思维上,与《资本论》第一卷序言所讲的研究对象的内容是一致的。但它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力为其条件的,并具有历史规定性即暂时性。这就排除了将其解读为生产力或劳动方式的迷误。另外,这里讲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是分配关系,没有讲交换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与分配关系,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关系。《资本论》中有时提交换关系而没提分配关系,有时又提分配关系而没提交换关系,都是一种简单概括的提法,并无什么研究区别。《资本论》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但更重视的是研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所采取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论述《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同一章中反复说明:“已无须重新论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怎样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者)的全部性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形式对整个过程的面貌和生产本身的特殊方式有决定的作用”,并特别说明:“只是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这样的前提,……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才表现为利润(地租),表现为资本家的赢利……”我们讲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是正确的。但怎样区分或由什么决定诸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差异?只有通过区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的特定生产方式的差异才能说明。正因如此,《资本论》第二卷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这清楚地说明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特定生产方式对特定社会经济制度的决定作用。

《资本论》的理论核心正是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关系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生产,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的流通过程即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的关系是获取平均利润率的剩余价值分配关系。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通过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关系。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推动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自发发展。但由于资本积累的规律是财富在一端积累,贫困在另一端积累,造成生产力的盲目无限扩张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形成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资本论》论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危机的过程和后果。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生动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危机:工人群众“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要消灭经济危机,就需消除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历史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将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的必然性。在现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我国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社会联系,对《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应有深入了解与把握。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新的特点,需要有新的认识,但《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主义本质关系及其基本矛盾没有变,私有制以及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依然存在,两极分化在扩大,经济危机依然不断爆发。怎样正确认识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也需要遵循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曾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新出现的股份制和工人合作社,但将其看作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经济计划,缩短劳动时间,有的国家还吸收工人代表参加企业管理。这是进一步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增加和扩大了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点,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和“消极扬弃”因素的新发展。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是以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因素。”“工人阶级……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经济因素。”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一种历史进步,它适应并推动着生产力的新发展,同时又是转向社会主义的“新经济制度因素”的不断积累,渐变会转化为质变,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和新特点,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而是愈加趋近了。

《资本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的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研究后,归结性地论述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运用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分析和阐述了资本主义怎样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剥夺了广大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这样,“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劳动者的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劳动进一步社会化”,资本不断集中,“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共同劳动的协作生产在不断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运用于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而另一方面,被剥削和奴役的劳动群众日益壮大,他们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所训练,反抗也在加剧。生产资料在私人手中的集中和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要求“剥夺者被剥夺”。马克思归纳这一辩证过程时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否定之否定过程就是: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被剥夺而转化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又被剥夺,回归劳动人民所有制,但不是回归私有制,而是转化为由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的社会所有制。马克思指出:私有制是“社会的、集体所有制的对立物”。马克思设想,资本主义转化到社会主义以后,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故多称“社会所有制”。这里所讲的“集体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的内涵是一致的,与我国所讲的部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不是一回事。

《资本论》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及其与未来社会主义的对比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经济特点。《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就是摆脱了被剥削与压迫的处境、成为社会的主人的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享用的集体社会结构。“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这里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这段论述事实上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五个特点:其一,劳动者是摆脱了受剥削与压迫的“自由人”,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人;其二,生产资料归社会公共所有,消费资料归全体劳动者享用;其三,按照社会需要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部门,即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其四,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其五,作为上述特点的结果,必然消灭了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资本论》中还指出,在新社会制度中,要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而这一原则的实现,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现实基础。在作为《资本论》前期成果的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还指出,在新社会制度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这里已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而迅速发展生产力是其手段。搞社会主义,必须抓好这两大环节。《资本论》中还有一系列怎样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论述,具有普遍意义,也适应于社会主义。诸如:时间的节约是首要规律;关注自然资源的节约问题;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的区分与关系;内涵型和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区分与联系;怎样改进和推动生产力的诸要素发展生产力;科学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等。《资本论》在论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提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其首要规律是实现资源配置决定作用的价值规律,以及与价值规律共同发生作用的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这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不是很清楚的问题,他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这是对马克思有关观点的继承与发展。笔者认为,还应提出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实,在马恩列的论著中已讲清了这个问题。之所以要搞社会主义,一是为了消除旧制度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矛盾,以解放生产力;二是让劳动人民摆脱几千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困苦境地,成为社会的主人,不断提高其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满足其对生存资料、发展资料、享受资料多方面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强调,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服从于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最本质特点,快速发展生产力是其物质保证,实行公有制是其制度保证。私有制是不可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这是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的根本原因。

《资本论》对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意义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著作,其基本原理与方法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的成果。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有人宣扬“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用前者否定后者,还有人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所谓“传统社会主义”相对立,用前者摒弃后者,他们所否定和摒弃的正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资本论》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规律,从我国生产力落后、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出发,不应急于建立“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改革开放,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调整所有制结构,实行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消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统治旧中国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但要允许、鼓励和引导还大有生产力发展空间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允许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外资企业进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涉及怎样看待商品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资本论》中曾专门提出商品经济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它起着瓦解自然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资本论》中指出:“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作为商品的性质。”在我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既相联系又不等同的两个概念。即使在指令性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也存在商品经济,但市场不起资源配置作用,决定资源配置的是指令性计划,所以有商品经济而无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市场起资源配置作用的商品经济。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这种区分,因为西方学界在20世纪才开始流行起市场经济概念,而不讲商品经济概念。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进一步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为了搞活经济、更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习近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强调:“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坚持与发展为条件。我国宪法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了规定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就是国有制经济。宪法还规定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对《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特点的坚持与继承。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搞单一的公有制,允许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小商品经济性质的个体经济共同发展,但应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公有制为主体也称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将这种所有制结构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并列写入了我国宪法,有意无意地混同两者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它从两方面表现出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一是致力于使劳动人民从资本的车轮下解放出来;二是致力于使劳动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搞社会主义,就要紧抓马克思所讲的两大环节,即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不包括生产力,但它是紧密结合生产力的发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与《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任务不同,它不仅要结合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而且应致力于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但不是从生产力的技术层面,而是从其社会层面进行研究。如《资本论》中将协作与分工、管理工作、生产组织等,也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又如,转变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也是属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三个方面研究生产力:一是研究怎样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包括生产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等诸方面的改革。二是用发展的眼光研究决定生产力发展的诸要素,并充分发挥其作用。马克思把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只是作为一切社会生产都必须具有的“简单要素”。他已看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科学的重大作用,并将科学视为生产力的独立要素。他还重视自然力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作用。他预见到未来还会有新的生产力要素出现,当前信息的发展就是印证。三是研究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我国目前学界作为热点问题进行研究的诸如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新发展理念等,也都属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层面的问题。

习近平同志很重视发展理念问题。他说：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他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其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中央把保障与改善民生提高到很高的地位。习近平同志强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方面的矛盾与统一。《资本论》是紧密结合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的政治与立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重视研究生产力的发展,也要重视和着力于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同样要重视治国理政决策以及意识形态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重要作用。要把生产力标准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标准和上层建筑标准统一起来。有人错解生产力决定论,宣传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并将其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强加于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当前,怎样缩小与消除贫富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亟须研究的重要问题。实现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等,都是与此相关的课题,还需要有更多有效的思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 

(作者：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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