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视阈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视阈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张雷声
经济全球化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世界经济领域凸显的产物，则是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为前提，并伴随世界体系格局的不断演化日益凸显出来的。因此，以经济全球化为视阈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世界体系格局的演化。
创立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从研究主题、体系结构到理论内容，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丰富和创新。特别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时代要求的经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拓展
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至60年代，马克思以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反映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批判地继承前人一切优秀成果为基础，在对资本主义“典型国家”——英国的经济关系研究中，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在对世界历史的形成、扩展及给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变化的考察中，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向作了总体概括，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精辟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向未来社会经济关系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创立了真正反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拓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基础上的发展，是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决定了它不能在自我封闭的历史环境中生存，不能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它具有显著的国际性和开放性。“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动力。“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上的反映。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越出了狭隘的地域，卷进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之中。因此，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和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联系的，并在总体上受到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
马克思在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原因、动力和后果的基础上，运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研究经济学，明确看到了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未来道路主要有两条，即自发地实现工业化和被工业发达国家以殖民化的方式被迫工业化，也客观地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个“中心”与“外围”相对立的世界体系。
马克思对后一条道路的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作了分析，明确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化方式的两个方面主要表现：一是在“原始积累”时期，发达国家对殖民地进行公开抢掠，强行把它们拖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二是发达国家把落后国家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以后，对它们进行殖民式的剥削和掠夺，而殖民式剥削和掠夺的主要途径则是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
这些研究为马克思晚年拓展由他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时期，研究主题被明确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如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一再强调的那样：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不仅当时英国的商品经济要比德国发达，具有创立政治经济学的肥沃土壤，而且“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只要探索到社会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虽然“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体系格局的演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凸显，研究主题不断得到拓展。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速向西欧以外，特别是向广大亚洲、非洲国家伸展，资本主义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所谓“世界主义”的现象。
这一变化表明：资本主义既具有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功绩，也明显地暴露出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世界历史的潮流面前，怎样才能在既保留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第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社会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而不断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日益高涨。
这一变化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开始移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马克思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国所酝酿的革命风暴，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的研究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广阔视野，研究主题由创立时期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拓展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经济关系并存的研究，这一研究主题也为20世纪中期以后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依附论者如安德列·冈德·弗兰克、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等所坚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推动下，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迅速膨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列宁准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少数发达”与“多数落后”的世界体系格局，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现实，从而改变了马克思早先认为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必须要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或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实践过程中，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探讨，为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奠定了基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正是解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式、步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具有创新性的经济模式。
如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那么，20世纪中期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更是促进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去思考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建立，说明世界上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经济关系体系。
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却有着比较落后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与资本主义共处并竞争，必须在相对落后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建设新社会，解决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实现的经济现代化、社会化和商品化问题，必须在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成就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新的课题。
尽管20世纪末，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在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因此，能否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作出科学的解答，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世界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前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由此又进一步拓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并存的研究，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这一主题的研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围绕这一主题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五大发展理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等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结构的丰富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作过构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有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构建的最初设想，即“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即从异化劳动范畴出发，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推导出私有财产范畴，再借助这两个范畴阐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原理部分的体系结构设计为“五篇结构计划”，即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
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马克思公布了他的更为清晰的“六册计划”，即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从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的思想发展来看，他打算对从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源所有者角度来划分的三个主要经济关系，即资本家拥有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雇佣劳动者拥有劳动力，分别作出详尽研究；在此基础上，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国家问题、国家的对外贸易，以及涵盖了各国经济关系在内的世界市场问题。马克思在有生之年只是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部分，即《资本论》的写作，其余部分则需要由后人来完成。
尽管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结构中，马克思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
例如，国际分工，马克思认为，国际分工标志着一国的社会分工超出了国界。国际分工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欧洲殖民者用暴力手段和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在殖民地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为本国生产和提供他们国内不能生产的农作物和原料，扩大本国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欧洲殖民者国家凭借其机器工业生产的优势，对殖民地国家进行殖民掠夺，把它们的国民经济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这不仅打破了殖民地国家的自然经济，而且还形成了欧洲殖民者国家从事工业生产、殖民地国家成为它们的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的分工形式。这一国际分工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举借的新债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性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大量卖不出去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人民再也消费不起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却是非常悲惨的！”
又如，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世界市场是指通过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广义的世界市场则是指在国际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各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总和，是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整体或总体。马克思在构建经济学体系结构中，主要是在整体或总体意义上使用世界市场概念的，即更多使用的是广义的世界市场概念。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产生直接与资本的本性相联系，它是资本本身不断扩张的必然结果。资本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本性，使它对剩余劳动具有贪得无厌的欲望和不可遏止的扩张冲动，从而它会处于不断积累的运动之中。随着生产的日益扩大和资本在国内统治地位的稳固，它必然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去寻求自身发展的市场。
“因此，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价值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马克思的这些分析为后人丰富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在国际范围的流动必然把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扩展到世界各地，资本的国际化一旦由流通领域发展到生产领域，就产生生产的国际化。生产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必然是经济过程各个因素、各个环节的全面的国际化，直至各国经济活动的全面的国际化，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经济关系也由此成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生产体系和世界经济关系。
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诞生，互联网络的出现，世界市场得到发展，资本在国际范围的流动日益频繁，世界体系格局的“中心”与“外围”对立愈益明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日益被引向有利于发达国家发展的轨道，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大量被掳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也日益呈现出外向性特点。
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依附理论，如德国经济学家安德列·冈德·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巴西经济学家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的“依附的结构”、巴西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的“结合的依附的发展”、法籍希腊经济学家阿吉里·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等，以对生产的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国际生产价格等问题的深入研究，论证了剩余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客观过程，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结构及生产价格理论的应用范围。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趋于一体化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市场、对外贸易也被看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整体发展的基本要素，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不均质、不平衡状态，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整体发展、变化的深刻研究，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结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等研究的“全球化理论”，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结构的丰富和发展。
沃勒斯坦把世界体系分为“中心”、“半外围”、“外围”三个不同层次。“中心”与“外围”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和掠夺外围国家的整个资本积累过程。半外围国家既对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对抗性矛盾起“缓冲”作用，也对其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起平衡的“中介”作用。沃勒斯坦认识到，世界体系的未来必然是世界社会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特征在于：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基础，包含了社会生产的某种集体决策，即在世界层次上进行的“计划”。只有这种计划才能根除世界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实现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地理范围上的扩张趋于极限，当资本主义危机的反复出现，当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强大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会由于无力与之抗衡而趋于崩溃。显然，沃勒斯坦的分析和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结构方面是一个新的突破，也对其后的学者探索全球化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萨米尔·阿明关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就具有典型意义。阿明认为，全球化不是新事物，从资本主义产生的15世纪以来，全球化就一直在进行，只是到工业革命以后这一进程才大大加快。当今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的胜利,是一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并主导的运动，它不可能使世界成为一个同质的体系，使全球成为一个大同的世界。它不仅引发了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足以引起不可避免的两极化”，而且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族空间的分裂。全球化的实质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因此，以全球化形式出现的世界体系并不是活力无限的。只要所谓的“无序”超出了该体系中统治阶级的控制范围，那么这一体系就会立即失去生机。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演变成为全球性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政治、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而这种不可持续性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发生内爆，并最终导致其崩溃。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的创新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和信息的全球化,是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但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反映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所蕴含的国际生产关系的性质。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各个民族、国家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来越低廉的成本跨越空间距离，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从事生产，在“全球维度”上日益相互依赖，并且这种相互依赖的规模达到了最大化，从而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但同时，经济全球化在平等竞争的旗号下也掩盖着经济霸权主义的实质，在全球实施着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在全球扩展着资本主义的矛盾、弊端和局限，扩展着市场经济的矛盾、弊端和消极功能，造成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危机爆发；它推行着经济霸权主义、技术霸权主义和金融霸权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经济霸权的现实威胁，损害其国家主权和经济的正常发展，把一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扩展到全球范围。与市场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相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内容如劳动价值论、经济危机论、国际经济关系论等发展和创新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的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的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以他所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实质，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思想武器的实践价值是为历史所证明的。
历史发展到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每一个国家都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变得更加复杂，劳动价值论在当今现实中要发挥其强大生命力，就必须发展和创新。
一是劳动价值论的分析范围要从制度分析扩展到体制分析上，进一步认识劳动价值论不仅是劳动者解放的经济宣言，也是对商品经济发展历史与现实矛盾的系统论证。劳动价值论关于商品价值的学说正是对商品经济内在结构的解剖，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
二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内涵要从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扩展到在生产过程中的协同劳动和间接劳动上。这一扩展首先应该体现在同一生产过程中从事不同职能的协同劳动上，这里既包括工程师、经理人员的劳动，也包括监督生产过程的人员的劳动，商品价值的创造由他们的劳动共同完成。同时还必须体现在生产过程之外的服务于生产过程的劳动上，即“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关键在于，劳动间接到什么程度、什么范围，是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相联系的。
三是考察商品的范围要从有形商品扩展到无形商品上。现代社会以物质产品的生产为基础，精神产品的生产日益得到发展，高科技的发展为满足人们对精神产品的大量需求而主要用于精神产品的创造上。精神产品作为复杂劳动的产物，存在着“有形”和“无形”的形式区分。考察劳动创造价值的商品，必须把人们需求的精神产品中的“无形商品”也纳入其范围。
（2）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
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同样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阶段性。19世纪70年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20世纪初这一过渡完成。列宁把他那个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称作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并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世纪50年代以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产生和深入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而巨大的发展、资本运动的逻辑推动了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极度扩张，以及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当代资本主义也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
对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是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这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和问题创新的契机。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际垄断反映了资本在国际化运动中不断实现增值和扩张，迅速发展的跨国公司成为当代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它不断寻求在国内的垄断地位，而且还将经济权力超越国家疆界，扩展到对整个世界生产和市场进行控制，寻求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以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扩大，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而得到加强，金融资本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所有领域中，包括科学技术、投资、生产、销售、金融、贸易、服务以及整个国际经济秩序等，国际垄断无处不在并对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企业和整个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的事实，来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3）经济危机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金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当代的新表征。20世纪90年代前爆发的经济危机，一般最先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随着生产的相对过剩导致实体经济领域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工厂倒闭，然后，经济危机再进一步蔓延到银行业等虚拟经济领域；不同于此前，金融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等，都是首先爆发于虚拟经济领域，然后再波及实体经济领域，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
20世纪90年代前爆发的经济危机，其直接导因是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与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发生矛盾、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发生矛盾；不同于此前，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以虚拟资本为代表的信用制度和金融系统的超常混乱发展有着直接关系，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运动，是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机制，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信用链环的断裂，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导因。尽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导因与此前的经济危机有所不同，但其根本原因则是相同的，即归根到底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不仅“资本的劫难源于日益提高的劳动的社会化，以及生产的社会化”，而且更重要的是源于这种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在直接导因与根本原因之间架起逻辑沟通的桥梁，以及对经济危机实质与金融危机实质一致性进行理解，无疑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创新。
（4）国际经济关系论。
经济全球化反映的是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一变革给当前国际经济关系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在促进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家间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中的经济矛盾，另一方面，在强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的同时，也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
经济全球化也反映了以发达资本主义为主导、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过程，从而对一国的经济运行、调控经济能力等方面的安全带来威胁和侵害。因此，如何能够打破世界经济霸权，处理好跨国经济与民族国家并存这一矛盾，处理好经济运行的全球化与经济利益的民族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加强民族经济发展的安全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上必须作出科学解答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虽然对各国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抓住经济发展的契机、增加经济发展的机遇有着不可估量的进步意义和深远影响，但是，它加剧国际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损害发展中国家主权和经济的正常发展、在全球实施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扩大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导致许多全球化问题如毒品泛滥、环境破坏、国际恐怖活动等的出现。
因此，如何克服经济全球化的这些弊端，处理好经济全球化的强势与全球经济调节的弱势并存这一矛盾，探求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同样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上作出创新性的解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观点。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等观点，进一步强调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等方面，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贡献中国智慧。这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面对当今世界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拓展了广阔的研究视野。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全球化研究中心编译：《全球化：时代的标识》，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
[2]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
[3]程恩富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欧美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4]刘灿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的时代任务和基本路径》，《经济学家》2011年第5期。
[5]胡乐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演进》，《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6]《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并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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