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应对系列挑战，开展经济斗争

作者：江涌来源：东方思想库 2018-03-14 2241

应对系列挑战，开展经济斗争

江涌

摘要：经济金融化使得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甚至处于核心地位，即金融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这个经济核心有这样一个明显特征，成事可能不足，败事一定有余，即金融立不了国，更立不了大国，但是金融可以毁国。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很容易对实体经济进而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冲击，将相关国家拖入灾难深渊。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做好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外交上、军事上各种斗争的准备，层层负责、人人担当。——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维护经济安全，核心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断提高国家的经济整体实力、竞争力和抵御内外各种冲击与威胁的能力，重点防控好各种重大风险挑战，保护国家根本利益不受伤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7月1日通过）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做了原则性规定，既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总体框架（例如第十九条），又涉及国家经济安全主要领域（如第二十条的金融安全以及第二十二条的粮食安全），为有效开展经济斗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法律准绳。

（一）违背经济规律是最大的不安全

价值规律、价格供求竞争机制、效率优先、两大部类平衡等都是基本的经济规律。发展是最大安全，不按规律搞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经济领域最大的不安全来自对经济规律的无视与违背，尤其是将社会规律（如群众运动）与政治规律（如阶级专政）片面地运用到经济领域。革命与运动，为经济发展扫清障碍；民主与专政，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但是，社会规律与政治规律都不能等价或替代经济规律，不能越俎代庖，经济事务必须老老实实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不可遐想存在某种“万能钥匙”或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违背经济规律必然要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资本主义发展史与社会主义发展史都有深刻教训。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消费观念的快速更新，商品（研制生产消费）更新越来越快，商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全球化信息化导致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商品与企业寿命越来越短决定了经济领域的变化越来越快，因此认识、分析、解决经济问题更需要与时俱进、及时更新。那些抱守过去经济建设成功经验，一成不变地用于解决新的经济问题的教条主义、狭隘经验主义，通常就是经济领域风险形成的重要源头。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一系列有用经验，很可能成为国民经济不安全的重要源头；当历史的车轮迈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后，抱守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整套治理经验，很可能就是国民经济不安全的重要源头；而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后，过渡时期形成的一整套治理经验，也往往成为国民经济不安全的重要源头。管理者（无论是政府的还是企业的）一旦思想思维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经济安全问题便由此生成。

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实现我们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1]

有效遵循与积极利用经济规律就能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引致财富积累，财富积累通常都是算术级数，一分一分地积攒，一个量级一个量级地增加。违背经济规律则会不断积累风险，风险不断积累而又不能及时有效降解，最终必然会爆发危机，危机的破坏力往往是几何级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增长如登，危机如崩；财富积累如登，财富消散如崩。在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人们辛苦劳作几十年而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便人间蒸发，消失殆尽。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能量守恒，物质不灭。财富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转移，被买办势力输送，被国际垄断资本窃取。防控经济风险，应对经济危机，看好自己的财富，防止被窃取被掠夺，所以经济领域中的斗争复杂尖锐。

当前，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有的还比较突出。比如，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约束加剧、环境压力增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繁重等矛盾和问题，正在日益显现出来。又比如，在对外开放中涉及的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封锁问题，以及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长远发展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也越来越多。[2]

（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经济应是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成果，非公有制经济应是后30年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共同组成当今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也是“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重要原因。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3]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一些部门和地方以“产权明晰”“增强活力”“混合所有”甚至“僵尸企业”等各种名义，积极推动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国际化，导致公有（国有）资产不断流失、公有（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降低，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受到侵蚀，“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宪法准则不断受到破坏。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要坚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必须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不法侵占国有资产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有无比充分的理由要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继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4]

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中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5]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国有企业能够搞好、也必须搞好。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6]

（三）防范周期性经济波动与经济危机

经济活动是人类直接作用于自然（即认识、适应与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经济规律是最接近自然规律的一类社会规律。自然与自然规律有显著的周期性，如周而复始、新陈代谢，经济（典型如畜牧业、农业）与经济规律相应地也有它的周期性。市场经济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将经济波动的周期性演绎到极致。1844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来证明‘生产绝对不会过剩’，但是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反驳它，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7]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经济周期现象具有内在必然性，他认为：“正如天体一经投入它们的轨道就会无限地围绕着轨道运转一样，社会生产一经投入这个膨胀和收缩的交替，也会由于机制的必然性不断重复这一运动”。[8]

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在人类文明中，中国自成一体，独树一帜。中国人民很早就认识到经济社会的周期性，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一甲子，周而复始，十分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周期性规律面前，中国古人并不是碌碌无为，任由规律摆布，而是逆周期干预调节，以此来熨平经济波动的消极影响。中国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大农丞（相当于财政部长）桑弘羊在京师长安专设机构，执行平准业务。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中国在两千多年前，政府就擅长用贱买贵卖的方式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商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周期波动现象避而不谈，甚至讳莫如深。改革开放后，客观规律驱使中国经济学界探索“禁区”。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使用“经济周期”概念来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几起几落，甚至有时大起大落，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从1976年至2016年40年间，中国经济增速的波谷出现在1976年，为-1.6%，波峰则出现在1984年，为15.2%，波幅高达16.8%，明显高于同期印度、德国、日本、美国等世界经济大国经济的波幅，形成了1977-1981年、1982-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2010至今共五个明显的经济周期。前面4个周期的平均长度为8.3年，中间3个周期长度分别为9年、9年和10年，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与马克思“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较为接近，也与8-10年的以固定资本更新重置的投资周期（也称为朱格拉周期）相符。[9]

周期性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是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必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奉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国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乃至一定程度的危机难以避免。只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有效制约，其中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之坚实基础，以及党的领导（有效地实施经济调控）之坚强核心，周期性波动由先前的“大起大落”型逐渐趋向“高位平缓”型，没有酿成大危机，导致大冲击，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的体现。然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广泛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与世界市场的关联越来越紧密，周期性世界经济的波动以及国际金融动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奉行市场经济的中国，除了一般周期性外，更有结构性与系统性，防范经济波动，特别是系统性危机是维护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

（四）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炮制的一个概念——炮制概念或命题是西方抢夺话语权的一个重要体现——盖言，在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埃及等非洲国家出现一种现象，即这些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动态指标，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在4126-12735美元之间）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国民经济进而国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甚至还有所倒退。让诸多新型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领头羊）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多种多样。

资本跨国流动自由化，国际市场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积累规律（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是贫困积累）的作用愈发突出，世界范围内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富裕的孤岛被贫穷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在国际分工处于总体不利、利润积累微薄的情势下，一些视“政治民主化等同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受民粹主义的影响，相关政党在竞选中，不顾国情，肆意向选民作出许诺、乱开福利支票，长此以往，严重透支国力。“国际上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教训表明，民粹主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政治上搞盲目民主化，意见纷杂，无法集中力量办事；二是过度福利化，用过度承诺讨好民众，结果导致效率低下、增长停滞、通货膨胀，收入分配最终反而恶化。”[10]对于一般中国民众来说，“坐吃山空，立吃地陷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都是齐家治国的浅显道理，但是对于一些国家政治精英而言，政治民主很容易被极端化为政治民粹，政治短视难以避免。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部分新型工业化家的发展经验充分表明，工业化是实现民富国强的关键，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里所有的船。发展中国家在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后，其中一些国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国民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得到了同步而较快提高。但是，在接下来的新自由主义开放大潮中，由于没有把握好对外开放（尤其是金融开放）的时、效、度，在蜂拥而至的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下，在广泛渗透的国际金融资本的肆意操纵下，民族资本不断退却，实体经济不断萎缩，与此同时，虚拟经济不断膨胀，金融经济风险不断增加。不可避免的危机，最终使得本土企业、行业乃至到整个产业，逐一被跨国垄断资本所掌控，有限的经济增长收益更多地被输送到境外。经济增长停滞，或有增长无发展，国民收入踟蹰不前，实际沦为跨国垄断资本的经济附庸。因此，诸多新兴市场所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本土工业化停滞或中断、民族经济金融化的陷阱。近些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虚热实冷的态势日趋明显，境外资本风光无限，民族企业举步维艰，经济金融化如火如荼，半途的工业化面临停滞与中断的威胁。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日益专业化与深入化的今天，仅仅满足于发展一般制造业、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存量上（拥有的蛋糕大小），而且还体现在经济增量上（做大蛋糕的速度），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经济增长收益的占有上（蛋糕的切割分配）。在商品利润分配上，商品的流通、销售与商品的生产一样，都是重要环节。会计学上，三者比较平均地分享三分之一的利润。但是，在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压力下，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框定中，一些日趋开放的新兴市场面临着前有强敌（鞭先着的发达国家），后有追兵（奋起直追的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压力，基本上停留在附加值甚低的制造环节，产业升级上不去，研发（科技支撑）与销售（渠道与品牌）挣不来。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当然，还有一类新型大国，如中国多年来重视生产，而且是跟踪模仿生产，忽视流通与销售，存在明显的经济短板，产生明显的利润洼地，制造业规模庞大，经济规模庞大，但是“块头大不等于强，体重大不等于壮，虚胖不行。我们在国际上腰杆能不能更硬起来，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11]

（五）防范系统性风险，有效应对金融攻击

金融系统本身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特征，容易形成单向预期，涨，一涨再涨，跌，一跌再跌，投资（机）者总是追涨杀跌，而且在追涨杀跌的过程中，很容易形成“羊群效应”与“踩踏现象”。当利率、汇率、通胀率等经济指标发生变化，尤其是出人预料的变化后，金融市场尤其是已经处于动荡中的金融市场，容易发生过度反应，由此极有可能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导致金融危机。经济金融化使得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甚至处于核心地位，即金融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这个经济核心有这样一个明显特征，成事可能不足，败事一定有余，即金融立不了国，更立不了大国，但是金融可以毁国。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很容易对实体经济进而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冲击，将相关国家拖入灾难深渊。

二战之后，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抑或毁灭性核武器的出现，大国之间兵戎相见的热战概率越来越低，以战场——军事冲突为代表的传统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逐渐地、越来越多地被以市场——经济竞争为代表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所掩盖，旧殖民主义被新殖民主义所替代。旧殖民主义的逻辑是，军事占领——政治统治——经济剥削掠夺——财富积累，辅助以“不等价交换”，即通过信息不对称、垄断定价等手段，进行商品与服务交换。新殖民主义一方面继承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不等价交换”，但是“不等价交换”有了新进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用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纸币或电子货币，与其他国家的商品服务相交换；另一方面，华尔街银行家控制的金融机构利用日趋开放的市场，伺机或制造机会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货币、股票、债券等资产价格，发起金融攻击，进行金融掠夺，兵不血刃，合理合法地占有他国财富，达到昔日军事占领与政治统治的目的。“金融已成为一个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工具和基础”，“已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较量的工具”，“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金融安全，最终就没有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12]

长期以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主流学者专家与相关管理者，在监管市场风险时不接受“操纵风险”，在系列金融风险中不接受“金融攻击”或“金融战争”，理由很简单，就是无稽之谈的“阴谋论”。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家安全实践越来越清晰的表明，“操纵风险”与“金融攻击”不仅存在，而且还越演越烈，威胁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重要基础，金融改革成败取决于金融安全，社会公众对金融体系具有充分信心是金融安全的基本内涵。建立国家金融安全审查机制，健全金融安全网，完善存款保险制度职能，建立风险识别与预警机制，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全面提高财政和金融风险防控和危机应对能力。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监管措施，建立金融处罚限制制度，有效应对极端情况下境外对我实施金融攻击或制裁。有效运用和发展金融风险管理工具，降低杠杆率，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13]金融风险攸关经济安全、攸关国家安危，金融危机一旦生成，极易诱发系统性风险，谁遭遇金融败战，谁就会满盘皆输。“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14]近些年来，由于实体经济基础不牢，虚热实冷不断持续，中国的金融风险不断攀高，薄弱环节不断增多，因此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六）反经济制裁，反保护主义，反不正当竞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根据自己的强权需要，依据国内立法，有时凭借联合国的名义（授权），动辄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不听话国家（如朝鲜、伊朗等“无赖国家”）实施诸如限制或禁止对外贸易、冻结或没收境外资产等经济制裁，这种制裁时常会波及第三方（国家或企业）。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实施包括贸易禁运、资产冻结等一系列经济制裁，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包括中国）出口先进设备、产品与技术。冷战结束后，“瓦森纳尔协议”替代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继续对中国实施相关限制。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快速提升，中美之间由昔日意识形态价值纷争，越来越多地转向势力实力竞争。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应然并实然地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重大的现实与潜在的分歧摩擦不断增多，中国在努力保持与美交往、增进与美合作的同时，要积极应对愈发激烈的对美博弈，防范美国冻结没收中国在美资产、破坏损害中资企业海外投资。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促进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化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和合作；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切身感受到日益增加的压力和冲击。2008年金融大危机引致的大冲击前所未有，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一马当先，举起贸易保护主义旗帜，很多国家纷纷效仿，全球范围市场保护主义渐趋盛行，逆全球化态势越发明显。“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15]以地产富商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一轮全球化，似乎正在面临新的转折。“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16]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市场保护主义，已经成为国际范围内一场现实而艰巨的斗争。“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17]

随着国际经济交往、人员交流、文化交融日趋增多与频繁，国际间的摩擦也会不断增多，尤其是在世界经济低迷甚至下行的情形下，涉及（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反）敌意并购等（反）不正当竞争的事例不断增多，这需要相关各国投入越来越多的人力、智力、物力、财力加以应对，斗争在各个可以预见以及不可预见的领域展开。由于中国不被认可为“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很容易成为相关贸易救济手段的受害者。中国已经连续21年成为全世界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9年成为全世界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诸多严重不合常理的贸易救济措施，给中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极大干扰，给中资企业造成数百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中国国际形象。依照中国加入WTO时的规定，中国“入世”15年后，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然而美欧等西方国家无视WTO有关规定与相关承诺，公然否定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在中国市场以很不正常的价格销售产品与服务，涉嫌倾销、补贴、垄断、敌意并购等行为也越来越突出，中国争取公正经济待遇、公平贸易环境的斗争依然复杂严峻。

此外，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展开，市场经济规则与秩序仍有待完善，法治有待健全，各种形式的经济违法犯罪日趋活跃乃至猖獗，与作经济违法犯罪斗争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完）

[1]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2014年7月8日）。

[2]习近平《关键在于落实》，参见《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页。

[3]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2016年3月4日），参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25页。

[4]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2016年3月4日）。

[5]《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习近平对国有企业改革作出重要指示》（2016年7月4日）。

[6]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0月10日）。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4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5页。

[9]黄涛《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分析》，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时间：2011-11-09。

[10]习近平《围绕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25页。

[11]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2014年5月23-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