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资产被少数人占有了,你怎么能叫改制呢?

作者:温铁军 来源:新时代发展百人论坛 2020-09-10 2113

资产被少数人占有了,你怎么能叫改制呢?

温铁军

温铁军:资产被少数人占有了,你怎么能叫改制呢?

  温铁军:我们上期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矛盾,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来看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发展主义的这个过程中的那些教训。

  我们特别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形成它们的政治主权的时候,一般都会按照宗主国的要求,保留原来宗主国留下的政治体制:

  多党制的议会民主、教育、科研、媒体、文化等等这些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模式照搬过来的,对于经济基础方面却让渡给了跨国公司。

  所以我们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现在遭遇困境,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接下来看发展中国家是不是有可能改出这种经济基础归别人,上层建筑也是被别人给定的,改出这种宿命呢?

  中国大概应该是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样板或者一个经验。为什么?

  早在中国早期国民党推翻清朝政权的革命过程中,就有相当多的海外的不同的势力介入。

  在革命的这个大的驱使之下,当时的已经形成革命政权的苏联,在早期的中国革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指导者的角色,当然也是资助者。

  所以它提出的就是认为中国面对的主要的矛盾是封建主义,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五个阶段论,中国的革命应该是阶段的,先解决对封建主义的革命;

  然后形成资产阶级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当资本主义的工业大生产形成之后,才可能推进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当年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

  这样就导致我们说中国在革命过程中,农民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经验和苏联给定的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再进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的这样一个理论之间发生了碰撞,这是根本性的矛盾。

  凡属于被苏联培养的党的领导人到中国农民革命的斗争中来的时候就都有没法适应的问题,所以就发生了多次斗争。

  最后是延安山沟里边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纳总结了农民革命的经验,才有了中国革命从延安山沟里走向全国胜利这样一个过程。

  接下来,注意,不同就从这儿开始了,就它不是完全按照西方的思想理论体系。

  其实马克思主义也好,斯大林主义也好,基本都同属于西方根据它的发展过程所形成的理论归纳,并不是根据发展中国家。

  因为西方在整个地球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块,它的发展经验当然可贵,但并不是全球普遍适用的,也就是不是普适性的。

  它这个地方所形成的经验、所归纳出的理论、所形成的文化也不具有普遍意义。当它一定要求把它当成普遍意义,就当成普世价值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冲突。

  这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被验证过了的一个客观的结果,只不过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愿意,没有主观上接受这样一个客观结果而已。

  当然在中国也是,就是只要照搬了,无论照搬了欧洲的,比如德国的、英国的,还是照搬了俄国的,你搬过来的东西在中国本土的革命中都很难真正适应。

  于是乎产生了延安山沟马克思主义逐步从根据地走向了全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是完整的经济主权。

  所有的原来帝国主义在华留下的势力,无论你是银行,你还是工厂,你还是码头,全部收归国有了,没道理可讲,不是赎买就是直接剥夺了。

  所有的国民党政府它所形成的资产全部收归国有了,过去的地主形成的所有的土地和浮财全部都分给农民了。

  它是一次彻底的叫做经济基础领域中的革命,完成了剥夺剥夺者的革命之后,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完全是民族经济的经济基础了,或者说就是因为剥夺了海外的跨国资本的资产,剥夺了国民政府的官僚资产以及四大家族,于是乎形成的是国家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基础。

  同时又由于中国还是一部分按照苏联给定的阶段论,所以当时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把土地革命也叫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尽管农民革命根本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叫成是它,然后说它是未来发展的主要的内容,于是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叫做民族资本主义。

  这是我们进入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最初的那个安排,这些在我们团队写的《去依附》董筱丹执笔,我是第二作者,形成这本书里边把这段已经写清楚了。

  就是它的经济基础一开始就跟一般发展中国家以非暴力革命谈判的方式形成的经济基础完全不一样。

  比如中印比较,很少有人这样比较,甘地是和平不抵抗,它不是暴力斗争,所以它就拿不回印度的经济基础。

  一定程度上很多原来英国人留下的庄园,英国人留下的产业还是人家的,那我们这儿就全部全部拿回来了。

  一样,我刚才讲到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革命的时候为什么西方这么强烈的反对他,而西方为什么对曼德拉的革命那么吹捧?

  是因为曼德拉没有动跨国公司的利益,查韦斯动了跨国公司的利益,谁动了谁的奶酪,谁愿意呢?

  中国就是彻底拿过来了,也因此就导致中国一开始完成了中国革命,就一定是个异类。

  所以它的经济基础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也就导致它变成了一个以国家资本来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这样一个为主导的这么一个客观过程。

  所以今天还是这样,走了几十年走下来,基本上国家资本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是清楚的。

  并不意味着私人资本没发展,早期的时候私人资本发展遭遇到危机,49年、50年的时候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任何高通胀条件下,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受打击。

  而中国的民族资本恰恰是中小企业,所以它在早期形成的时候没发展起来,这客观上是因为高通胀打击的。

  同理,如果你现在遭遇到生产过剩或者遭遇通货膨胀,同样是中小企业先受打击,实体经济上不去,这不是今天也这样吗?

  不是谁有意的要排斥要挤出,它就是客观经济形势之下,中小企业抗打击能力就是低,再加上它不是国家资本。

  国家资本它很难被破产的,是因为国家资本背后出资人是国家,更何况我们当年通过革命手段所形成的这个经济基础从属性上说叫做全民所有制。

  所以它不能破产的原因是你破不了全民的产,你破不了国家的产,所以它就是一个这么一种特殊的经济基础,形成了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体系。

  你说你要改,怎么改?把国家资本改成私人资本吗?谁积累的?

  那些革命者流了血,献出了生命,几千万人死亡拿到的这块国家资本,你得把人家的命还上,你私有;你如果不能还人家,对不起,那你就把全民所有的资产全民所有。

  你还到全民那儿去给所有人做股,那你可以这叫做私有,否则你什么少数人占有了,你怎么能叫改制呢?法理不通,它是革命的产物。

  你现在说我跟外资合作,外资是什么?是你当年剥夺了外资形成的,人家外资只要进来,人一定问你,你把我当年的还给我。

  所以现在大家不闹,尚可平安无事,现在一闹起来,比如说对方先进入,强迫把你拉入对方主导的新冷战的时候,那就是用冷战意识形态说你全错。

  你的共产革命从头就是错的,所以你得把我当年作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所形成的资产,你得给我继承一个长期有收益的资产,你得还给我。

  你否了革命,你就得还人家当年作为帝国主义在你这儿侵略,在你这儿掠夺,在你这儿形成的资产,你得连利息都给人算上,你得还。否则你的合法性从哪来?

  当我们说到中国的发展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延安山沟里出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

  然后占有了所有的这些在我这个国家土地上的所有剥削者形成的资产,剥夺了剥夺者,变成全民资产,就有了今天所谓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发展。

  也就是它的原始积累是曾经被帝国主义被官僚资本他们去做过的剥夺形成的一个资产,变成了今天的国家资产。

  在新的制度体制下并不是没有原始积累,只不过这个原始积累不表现为对抗性的冲突,但仍然是从大量的劳动剩余,仍然是占有大量的资源形成的资本化,仍然是这个过程。

  因此它仍然本质上属于全民所有,是国家的。

  今天很多人把西方的体系照搬过来以后,用那套理论用那套制度来解释,然后说你必须改成西方的制度体系,说明不懂历史或者数典忘祖,谁的?

  不是外国资本的,也不是私人资本的,全民的。

  因此如果我们看中国这个发展过程就很清楚了,每当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是全民共同承担危机的代价。

  所以我们老是讲中国这个海绵型社会,主要是因为你有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最大的海绵作用就是劳动力蓄水池。

  每当城市发生经济危机,大量劳动力无业可就的时候,在西方体制之下转变为街头政治,转变为暴动,转变为社会动乱,在这儿转变为下乡。

  从我们开始就是苏联撤资的那个时候,那之前因为苏联给你资本给你投资,你上得很快,一年得有几百万上千万劳动力进城;它突然一下停了,没有资本了,那这劳动力你得往回送。

  所以你们看当年陈云在59年、60年、61年,他连续几次讲话都是讲的。

  当年我们上得太快了,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来当工人,现在经济发展上不去了,我们就得让这些人回去。

  所以60年代的第一次上山下乡就是你这个国家用国外的资本来进行进入现代化的努力遭到了挫折的时候,你就得把这个劳动力送回到农村去。

  农村就变成劳动力蓄水池,什么情况下蓄水池呢?只有集体化。

  个体化的农户经济是不能蓄水的,只有集体化,把大量城里人送到农村去的时候,他送哪一户?

  所以我经常在课堂上问,我说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农村是分户经营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上千万的城里人要送到农村去,是送给张三家还是送给王二麻子家?怎么理解这件事?

  大家都说这好像侵犯人权,我说不侵犯人权的结果就是在城里边既无工资又无吃的。

  当时陈云讲的很清楚,就是只有他们下乡参加了集体劳动才能解决吃饭问题,在城里边就是得从农村再去争农民的粮食,来养活城里边没有工作的人吃饭,这不是里外里两重的成本吗?

  但如果你要是真的能让他们回得去,农村能够承载,那他变成在农业上的劳动力,农业上是靠多投入劳动力就有多的产出的。

  这和你在工业上不一样,工业上多投入资本,你的产出提高,所以工业是个资本增密的过程,而农业是个劳动力增密的过程。

  这样这两个东西一交融就是城乡本身的交流,当然这是计划性的交流,但毕竟让中国渡过了那个资本极度稀缺的严重危机。

  那就是1960年苏联全部撤,这时候1950年美国已经封锁了,1960年苏联也封锁了,中国在冷战时期遭遇了两个超级大国分割控制世界,全都封锁中国,中国本来应该彻底玩完。

  今天我们看1960年很多人都把它说成是非常黑暗的,但其实就是两个世界霸权国家同时封锁中国的时候,你能不能过得下去。

  那时候我们已经至少是六七亿人口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大规模的国家能不能维持得住?维持住,没垮,就应该说已经善莫大焉了。

  所以其实八次危机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把所有这个过程都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会有上山下乡,为什么上山下乡是缓解城市危机的;

  为什么农村是蓄水池,蓄水池才能有这个海绵社会,海绵社会才能让中国这样一个有自己的制度特色的国家维持得住它的发展历程。

  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原因就在于前边是为后边做积累的,你才有后边的这个发展过程。

  我们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之后,我们就知道其实中国走的这个路不是简单的按照西方教科书的那套理论体系就能够归纳总结得出来的。

  所以才要求我们这些人比较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去把它做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尽管仍然是粗糙的,是非常不完善的,但仍然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原因就是它比较尊重客观事实。

  我们不是从西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出发,来对中国的经验做出一个主观的解读,我们也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干扰,我们就看客观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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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温铁军
“三农”问题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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