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我眼中的蒋廷黻

蒋廷黻与现代化

费正清

蒋介石的御用文丐蒋廷黻

当我通过查利斯·韦伯斯特的介绍认识蒋廷黻时，我并不清楚他的职业，也不知道他是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倡导者。我打算要潜心阅读的中国外交方面的文献，多数是他主管审定下出版的。我现在才悟到，我以前的自我专注使我显得何其孤陋寡闻，而这时进入他那宽广的知识领域又是何其恰当而适时。

要去拜访蒋廷黻，我得从哈德门大街基督教青年会门口上公共汽车，大约行1小时车，经过西单牌楼和西四牌楼，到西城的北大门即西直门下车。从那里出去有一条长达5英里的平坦的马路通往颐和园。当车行到燕京大学的时候，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向东拐，再行1英里便到了清华园。中途经圆明园遗址这是一座已经在1860年被八国联军焚毁的消夏行宫。

清华学堂建于1908年之后，比燕京大学大约早15年。它的校址原是皇家庄园。这里的建筑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当然比不上燕京大学，后者为耶鲁大学建筑师亨利·克拉姆·梅菲(Henry Killam Murphy)所设计，在那里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与传统的琉璃瓦大屋顶相结合形成新式的对称型宫殿，甚至燕京大学的自来水塔也隐藏在钢筋水泥的宝塔内(昔日的燕京大学校园大约只有现今北京大学的1/4大小)。

在校长司徒雷登(J·Leighton Stuart)组织下的燕京大学是当时十多所教会学校之冠。而这时的清华大学则是一所国立大学，堪与北京大学媲美。1908年美国退还了一些“庚子赔款”，清华获得这笔资金后1909年开始向美国陆续派遣留学生。这样培养出来的留学生约有1000名，他们回国后分散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各大学和政府机构任职。但是逆向派到中国来的美国留学生却寥寥无几。

当韦伯斯特介绍我去拜访蒋廷黻时，他显然非常高兴。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在中国只会像孩子那样说话和读书的成年学生来说，却实在是个大问题，就像在你手上有一只已经成年却又驯养不良的圣伯尔纳德僧院的狗一样令人棘手，你拿它怎么办呢?我能做的只会是满口是是是，但我设法买了一套故宫博物院影印的文献《筹办洋务始末》。20年后我教研究生时，还经常用到它。

蒋廷黻与我初次见面时才36岁，却已经是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权威了。他中等身材，有一张中国式的圆脸庞，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气勃勃。他的精力充沛的妻子已去了瓦沙和布伦茅尔(英国地名——译者)。他说他早年学术的起点得力于湖南美国长老会所办的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的帮助，1906-1911年当他还只十几岁时她就教他英语，后来又帮助他赴美留学深造。由于他为哥伦比亚口授历史科研项目留下了一些备忘记录，我可以想象，当时的他要比1932年时的我阅历更丰富。由于幼时即显出才华，因此在家里他从小便处于相当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家庭期望他成为博学之士，并求得光宗耀祖的地位。责任心驱使他发奋，但这种发奋的过程却逐渐使他最终成了一个美国化的中国人。他的老师即珍·林格尔(Jean Lingle)夫人，几乎像养母一样关心他，使他也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他身上具有十分浓厚的西方色彩。他17岁独自一人闯到旧金山，林格尔夫人设法把他送进了一所私立学校，即密苏里州帕克威尔的帕克学院。在那里他完成了大学预科课程，同时在农场干活，割草，洗衣服，像美国学生那样勤工俭学。1914-1918年他去了奥伯林。1919年他随中国劳工团在法国担任了一年基督教青年会秘书。

回美国之后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成了一位活跃的学生领袖。他参与编辑《基督教中国》，写了不少评论文章、讨论关于“社会基督精神”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以求适合中国现状的需要，这里交汇着两种精神：既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激昂慷慨的呼唤，又展示了美国自由主义精神的呐喊。1919年当凡尔赛和约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时，蒋廷黻周游美国发表演说，与北京的五四运动遥相呼应，他同样被卷入蓬勃开展的民族主义浪潮中。

面对1922年4月的反帝运动，在华的新教传教机构愚不可及，创造了空前的愚蠢纪录，他们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不是《基督教帮助中国》，而是《基督教占领中国》!书中充满了挑衅性的地图插页和统计资料，完全反映了外国人关于中国的真实思想。这使许多中国教徒感觉受了愚弄。从这以后，蒋廷黻和其他人一样，不再狂热地关心对于基督教中国的梦想，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国家主权的问题。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专业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但是政治理论的抽象性却使他厌倦，于是他转入卡尔顿·J·H·海斯门下攻读近代欧洲历史。他想学到的是“关于实际运行中的政治知识”。

在国外度过的11年是蒋廷黻一生中主要观点的形成期。1923年他回国，并在南开大学任教。这是张伯苓在天津创办的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只是最近才获悉，蒋廷黻之所以被张伯苓所聘请，是因为“成志会”的转介。成志会是中国的海外学生建立的若干秘密会社中最富有成效的一个。张伯苓和另外几个南开大学的教授都曾是其中成员。他们在国外求学时，经常在夏季的假日里聚会，互相提供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这方面，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是确有其可供学习之处的：20世纪20年代企图重建军阀割据下的中国的海外归国年轻学子，的确需要尽可能地相互支援和帮助。一旦付诸行动，他们便发现，他们有能力教授西方知识，然而关于中国本身的知识则知之甚少，既缺原始资料，又缺中文教材，同时也少有研究的机会。

抱着往常的现实主义态度，蒋廷黻不久便发现，在美国教育与中国问题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一般留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后，都可以成为具有先进思想的美国式的改革者和杜威实用主义的信奉者。但蒋廷黻认为：“我们对于影响我们周遭日常生活的事情却完全不了解，我们既不知道其发生的原因，也不了解这些原因生长的土壤。”地方政府里的中国问题专家“了解纽约和巴黎的政体，而对于北平、汉口和成都政府却几乎完全无知”。

1929年，蒋廷黻转移到清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清华大学刚由国民政府改组，并扩增院系。它具有极大的优越条件，每年可从退还的“庚子赔款”中获得40万美元固定收入的巨额赞助。蒋廷黻创制了一套为研究亚洲主要地区作参考的课程，其中还包括举办研究生培训班的专题。与查利·韦伯斯特一样，他认识到现有的历史知识屈从于国际间的外交与和平。他渴望建构一个中国立场上的历史体系，要求超过摩斯博士的“蓝皮书历史”。后者的历史主要根据仅来自英国的材料。蒋廷黻非常震惊地发现，1842年时的满清政府对于英国是怎样一个国家，以及其居心如何，竟然一无所知，他们几乎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蒋廷黻已安排几位年轻人专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不同侧面。他为英、美报刊撰稿论证新的中国文献所能提供的东西。

这些富有成效的研究，如同那一时期许多进步的东西，在1931年9月日本占领满洲之后，均受到威胁与阻碍。从那时起：问题不再是如何取得发展，而是怎样幸存下去。1931年，研究中世纪历史的英国学者R·H·托尼(R·H Tawney)(《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的著者)来访中国，并于此写出了他的名作《中国的土地与劳工》。他提出通过一个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迅速成为一个能够自我保护的强大国家。继约翰·杜威十年之后，托尼的主张又为像蒋廷黻这样的留美学生提供了新的支持，这些人信奉的是稳健的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托尼力倡以长江下游的核心地区为出发点逐步向外扩散发展形成现代化的辐射地带。这意味着要以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中心。国民党是从广州发家的地区性政党，在中国北部从来没有形成过强有力的影响或被广泛地接受过。南京-上海地区必须扮演一种中心的角色，如同德国的普鲁士地区和意大利的皮尔德蒙特地区一样，领袖则理所当然是蒋介石。托尼还作为国际联盟的教育顾问，在他的报告中指出了中国千疮百孔的现状并提出了他的补救方案，在他的两份关于经济和教育的论文中，他发表了从这时起开始被称为“现代化”的计划日程。托尼在1931年提出的方案，非常接近(而且是非常深刻地接近)50年后中国自己提出的所谓“四个现代化”。

在这一切的鼓舞之下，蒋廷黻提出从真正的土地改革开始，但落根却在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在他看来，问题不是在发现要做什么，而是在于如何真正实施完成。他提倡强权的、甚而是独裁的领袖，或许是指，只有蒋介石才堪当此大任。1934年蒋介石要求蒋廷黻在前往欧洲度假途中，顺便前往莫斯科探听一下苏联能否帮助中国抗日。蒋廷黻在1934-1935年间，先后在莫斯科与伦敦停留。查理·韦伯斯特在(1935·11·2)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们非常欣赏他的出访。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带来了许多我们前所未闻的有关中国政治的真实背景。我们期望能把他的精彩的演讲稿在《政治周报》上发表出来。你一定会有机会看到他的在卡塞姆议会中的演说。”

在这次讲演中，蒋廷黻简略地勾勒出了本世纪以来中国在思想体系方面崩溃的画面。“儒学之与君主政体的分离，有如教堂中的飞拱脱离了墙壁，已不可能支撑下去”。他看到，当时中国受过现代教育的学者们，如何把国外的和中国的、古代的和现代的各种政治观点搅拌拼集成大杂烩而始终理不清一个头绪。西方的自由主义正在丧失其领导地位逐渐走向衰落，却在中国被像他一样的许多知识分子所采纳。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古老的中国哲学均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极度混乱。况且，留学生们的思想还很少有真正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的。“我们由于游离于民众之外而造成极大的失误……我们阅读的是国外的书，埋头研究的是人民对之毫无兴趣的事物……(我们能够)在课堂、在上海和北京的报刊上，甚至在卡塞姆议会厅滔滔不绝地雄辩，让别人认为我们卓有才华，但是我们却甚至不能真正了解在中国的小山村里的人们究竟需要什么。我们远远不能达到可以为中国的农民接受的程度”。尽管如此，蒋廷黻仍断言：“历史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成为民众的领袖，我们也从未曾打算要放弃这种职责。”

日本人不断地侵略使得这一基本信念变得异常紧迫：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1932年建立了满洲国伪政权;1933年侵入热河省;1934年侵入天津-北京地区;1935年企图控制整个华北，的确是该有所行动的时候了。

1935年12月蒋介石把蒋廷黻召入政府供职，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他的纯学术生涯中来。蒋廷黻于1935年12月21日从南京国民党行政院政治事务办公室给我来信说：“你也许对我的转换职业感到惊讶吧，当我离开北京来南京时，我自己也不曾想过会有这种转变。但是当我发现提供给我的位置比较重要，而且通过它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时，我就接受了。这是法语称之为Chef de cabinet politique(内阁政务办公室主任)，在内阁会议上占有席位。我的工作非常庞杂，有例行公事，亦有应急事务。我和担任秘书长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可谓是那位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将军(指蒋介石)门下的两条政治看家犬了。”

“从生活方面看，我更喜欢当一个教授。当我回忆起那时候的悠闲、所读过的书，以及教学中不断累积起来的书作文稿，有时甚至会落下泪来。在这里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许多鲁莽粗率之徒因为不能把话说得简略一些而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光是求职者就几乎要把我逼得发疯。一天早晨7点钟，一个家伙便闯进我的房间大嚷：‘可把你找到了，我们足有20年没见过面了。’原来他是我的一位小学时候的同学。同乡、中国和美国的同学，南开、清华、北大的学生都想从我这儿弄到一份工作。我的办公室已经是人满为患了。如果裁减一半，或许我会干得更有效率。可是我的上司反对我无故解雇人们的公职，他希望给所有愿意勤勉工作的人们一定职务的保障，在这方面，他甚至比美国总统还更现代派。”

“我真担心在你们去美国之前我将见不到您和您的夫人。但是不要因地理和职业上的差异而影响到我们的友谊。不管如何，我希望我们永远是亲密的朋友。”

1933年，我和威尔马已在北京住了一年，我们的生活开始感到拮据。蒋廷黻为我在清华谋了一份教职，我于是第一次走上讲坛。……1934年后期，威尔玛和我在去往上海的途中，曾在南京附近的乡村看到一些尝试实施现代化的迹象，11月初，我们曾和长老会传教团的安迪和玛格丽特·罗伊在那里逗留过一段时间。

以他惯常的热情，安迪带我们骑着自行车到乡村里去参观弗兰克·W·布莱斯的农村规划状况，他把长老会高级神学院的学生分派到50个乡村中去，我当时曾抄录下来他们的近期目标：

去熟悉农民们，帮助他们提高农业收成，同时作为回报，要争取使他们成为基督的信徒。像所有这类事一样，我们只能慢慢着手。正如基地后院喂养的洋种白克夏尔公猪，因其体重过于庞大，结果非基督徒的农民始终对它没有产生足够的信任，从来不肯让他们的身材娇小的当地母猪与之交配。

在找到弗兰克·W·布莱斯(Frank W·Price)之前，我们首先看到了他面临的困难的象征——两尊梁代(公元502-557年)的石狮子。

它们在一片稻田地里蹲着，姿态自然，栩栩如生我们走过去仔细辨别它们身上的翅膀、球状的眼睛、张开的嘴巴、袋鼠般的尾巴。总体看来，这的确是一种令人赞叹的动物，也许你要问它迄今究竟有多久，无论如何，我看要比法国和德国更悠久。

他们建议，那些未受过农艺训练的神学院学生目前在其中的50个村庄很活跃，他们走后应该继续保持联系。

我们对于南京政府在管理现代化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还略有一些印象。乔治·E·泰勒(戴德华)(Gorge Edward Taylor)当时正在蒋介石的中央政治学校里负责对行政官员的培训。他曾靠英联邦特别研究生奖学金从英国来到哈佛大学，然后又获得哈佛、燕京研究会的资助来到燕京大学。他领我们参观斯巴达式的整齐房间，每间房住8人，双层床。学员们每天按照严格的规程进行强负荷训练。一所类似的学校在训练陆军军官。军官道德励志社从精神上约束和鼓励学员：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试图把儒教-法西斯主义的制度和仁义道德的混合物推广到城市广大民众中去。在从共产党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江西地区，传教士被请去传播福音，事实上他们发现，那里的农村极度贫困，根本不是道德教条可以喻解的。

我和弗兰克·W·布莱斯到比尔·芬(Bill Fenn)(当时任金陵大学英语系系主任)家共进晚餐时，安迪·罗伊(Andy Roy)提出了一个我曾经问过他的问题——

只要南京政府继续保持其作为上海金融家、大地主以及正在成长中急于扩增其财富份额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地位(我们当时正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我们帮助南京政府通过合作化运动、提高农业收成，改善灌溉和教育，以图复兴这个农业大国的行动，会有多少效果呢?

弗兰克·W·布莱斯坚持认为应该帮助这个唯一合法的政府做一些我们能做的事，这个政府现在毕竟作出了保证其权威的种种姿态——政权在握，能够对地方独裁者施行控制，对政府进行重建，举办教育，修筑道路，从事种种进步事业。

当我们谈论这些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共产党的10万大军和追随者正奋力冲杀出重围，离开江西省，踏上了向西北方向漫长的长征之路。他们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抱有他们自己的主张。

(本文原载费正清著、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费正清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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