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东：破除“美国金融模式迷信”！中国金融要走自己的路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下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世界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场大疫面前，应该重新思考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问题，特别是对金融的认识和定位问题。

金融，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它都处在现代经济社会网络的枢纽位置，其发展模式与状态关系到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安全，以及经济社会能否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近几十年来，我国金融界一些人士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国当作现代金融的样板，并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的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而美国在这场大疫中的混乱表现，让全世界吃惊，使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的人都在思考，这是为什么？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说：“美国过去一直沿着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前行……认为市场自身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一直在做这项实验，现在我们应该承认：实验失败了。”也许这些已经发生并在继续的变化，能够帮助国内部分金融界人士破除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迷信。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员克里·布朗认为，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存在思维定式，首先需要的是解放思想。我认为，今天的中国金融界也需要解放思想，立足中国国情，立足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去思考中国的问题。我们必须来一场思想解放，破除金融发展路径上的“洋迷信”“洋八股”。

经济金融化难以为继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美国，一反罗斯福新政下长达四十年的金融抑制政策，放任金融业背离为实体经济担任融资中介的产业服务模式，以创新为名，通过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杠杆投机套利，疯狂追逐利润，逐渐转变为赤裸裸的金融交易模式。至2008年，该模式“登峰造极”，随即爆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重创全球经济并影响至今。

▲2008年9月14日晚，在风雨飘摇的雷曼兄弟公司纽约总部，两名员工抱着个人物品走出公司大楼。新华社记者 侯俊 摄

遗憾的是，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刻分析和思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前因后果，仅稍作停顿之后，就加快了仿效美国金融的步伐，开始了经济金融化。

人们对投资金融、投身金融趋之若鹜，大量新设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不断涌现。美国金融海啸前的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计238家。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增加至447家，13年里增加了88%。其中，保险公司增加更多，增加了120%。

以赌上市、投机套利为宗旨的私募基金更如雨后春笋，除此之外，还有数十万家未登记的类似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各类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P2P、上市公司垃圾股的“借壳”“炒壳”等泛滥成灾，房地产、大宗商品金融化。

金融衍生品以金融创新为名，甚至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号，从场内蔓延到风险更大的场外，从金融期货蔓延到商品期货，风险不断叠加，结构愈发复杂。杠杆交易、高频交易等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算法交易四处流行，使得金融市场更加脆弱，危机四伏。

近年来，无论央行怎么放水，资金都很难流入实体产业干涸的田地里。这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有问题，而是金融和金融化的房地产来钱快、赚钱多的示范效应产生的巨大虹吸作用。

这些被虹吸的资金一方面在金融市场空转让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正如前几年一位银行行长所说：“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渐渐收缩，慢慢吹大了金融泡沫。近年来，中国经济动力减弱，逐渐下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的金融化。

这里，我想用一组数据来简单描述一下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金融化的趋势。我还是以美国金融海啸前的2006年为例来进行比较。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8784亿元，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61996亿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3倍。

2006年，我国金融企业利润总额3950.10亿元，2019年，我国金融企业利润总额29612.74亿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6.49倍，该增长幅度为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幅度的282%。

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与金融企业利润的比值为4.8：1；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与金融企业利润比值为2：1。短短十三年，工业企业利润在整个经济总量中权重的迅速萎缩和金融企业利润比例的大幅提升，说明了经济的金融化趋势已经十分显著。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受挫下滑6.8%，中国上市银行净利润却同比增长5.62%，这种现象匪夷所思。金融化的经济从历史规律和现实样板两方面来看都将难以为继，让人忧虑。

▲在位于安徽省肥西县紫蓬镇的一家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忙碌。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制造业才是经济的安身立命之本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影响力不断增加、地缘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的大国。不同于靠自然禀赋吃饭，可以被动或主动接受国际分工，偏安一隅的小国，无论从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经济良性循环持续发展来看，还是从维护国家安全角度来看，中国都必须建立相对完整、自成体系、健康均衡的产业系统与经济生态。

我们不能过度考虑比较优势，幻想国际分工，否则将“不能呼吸”，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还会严重影响国家安全。中国经济系统的基础动力就是制造业。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无论在前工业时代（手工业）、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还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可动摇的。

制造业和给人们提供食粮的农业一样重要，是真正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动力，其他行业与其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存关系。没有制造业的支持，其他行业将难以为继，所有虚拟经济、所有服务业的基础都是制造业，包括风光无限的互联网经济都概莫能外。

制造业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核心、基础，处在一个最为重要的关键位置。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与否，成熟程度如何决定了国力、国运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安身立命之本。我们必须心无旁骛，以举国之力全力以赴。

为了维护中国制造这个国之根本，还必须澄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主次关系。多年来，有些人看见西方国家，包括一些经济落后于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我们，就提出了要建立服务业大国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

首先，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增加是由于制造业的发展为社会生活领域提供了技术支持，创造了需求。同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也为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提供了可能，间接支持了服务业的发展。

简而言之，服务业的发展是因为经济技术进步、社会生活变化而出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不应该是人们刻意追求的目标，不该本末倒置，盲目推动其发展。

其次，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单单发展服务业会影响经济增长水平。

我们既要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求的生活性服务业，又要引导发展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为制造业提供配套支持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推动中国产业发展的问题上，要建立正确的观念，引导产业优化升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提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因此，我们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有正确的方向，不要逆库兹涅茨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向而动。

最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盲目发展服务业、金融业，推行“去工业化”政策是失败的。实施“去工业化”政策，不仅导致美国产业失衡、产业软化，严重影响整体经济体系正常循环，而且造成大片“铁锈地带”，贫富差距加大，出现社会分裂。这次新冠肺炎大疫来临之际，因制造业的缺失，号称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连最基本的公共卫生安全也无法保障，一片混乱。

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切忌盲目模仿美国，坚定而踏踏实实地建设制造业大国、强国。

▲在位于重庆璧山区的一家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生产车间作业。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放任金融盲目发展可产生重大风险

若放任金融越位发展，不仅不可能使其安于服务实体经济本职，而且会妨害实体经济的发展，侵蚀中国制造，造成工业与金融此消彼长的现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中之重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为此，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是重大金融风险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二是出现这种重大金融风险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吗？

换句话说，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必须采取充满风险的金融自我服务模式，只能一路沿着伴随风险的独木桥小心前行，别无他途？难道必须像美国一样，一次次遭受金融风暴的蹂躏吗？要防范化解这些如影随形的金融风险，只能是加强监管，小心防范，这就是现代经济的宿命，果真如此吗？

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看。

第一，重大金融风险可能会在哪里出现？

金融风险有多种类型，在许多经济活动中都可能出现，而重大金融风险往往发生在金融交易市场。在金融交易中发生风险概率最大、冲击烈度最高的就是杠杆交易和同样具有杠杆放大作用并有跨市场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第二，为什么要有金融交易市场？

金融交易市场也有多种类型，这里以最为典型的股票市场为例。为了给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我们需要发行股票的一级市场；为了给持有股票的股东提供配置资源、转让股份的便利，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个交易股票的二级市场。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与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成正比，息息相关。因此，为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必须有一个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交易市场。

第三，股票等交易市场一定会有重大风险吗？

毫无疑问，任何交易都存在不确定性，都会有风险，金融交易也不能例外，但却不一定会有重大风险。从历史和市场实践来看，传统股票现货市场风险有限，重大金融风险往往与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密切相关。

第四，为什么会有杠杆交易和金融衍生品？

杠杆交易与衍生品“创新”的理由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抑制市场波幅和管理对冲风险。

第五，杠杆交易与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真相。

融资融券是杠杆交易的主要形式。名义上，融资融券是为市场增加流动性，促进市场双边交易、稳定市场，但在市场实践中，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股票市场，投资者或者投机者是否积极入市，要看大市氛围。熊市或市场冷清时使用融资杠杆的投机者鲜有入市，在市场需要流动性时不可能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当市场进入牛市热闹起来，问题不再是市场缺乏流动性，而是防止市场过热流动性过剩时，投机者却会利用融资杠杆大举入市，迅速吹大股市泡沫，透支牛市，缩短牛市周期，加大股市风险。

当股市泡沫破裂、市场进入下跌通道时，投机者不仅不会继续融资增持股票，主动或被动平仓抛售股票，还会反向操作利用融券工具与其他衍生工具做空股市，反方向套利，助推股市暴跌。

在市场实践中，品种纷繁复杂的股指期货、期权，外汇期货、期权，期货期权等场内、场外金融衍生品，不少都是以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风险管理工具为名设立的。这种名义在微观状态下可以成立，但放在宏观层面来看，它却是错误的。金融衍生品在多种内外因素的叠加作用下，甚至是在小概率事件的影响下，将会发生无法估量也无法控制的核裂变，非但不能控制风险，还会造成金融危机。

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衍生品交易防范化解风险的具体案例，但是遍访各种财经媒体的金融市场资讯、历史资料，鲜闻有人因使用衍生品而躲过了风险劫难，却屡屡看到欧美金融巨头因衍生品交易被断送或遭受重创。

正如一位在1984年被邀请开始参与华尔街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并被认为是他引发了20世纪晚期两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机的麻省理工经济学博士，理查德·布克斯塔伯，在他所著《金融的魔鬼》一书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试图改善金融市场的状态，却直接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风险，而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危机。复杂性下边潜伏着大灾难。”

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不能仅仅依靠被动监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金融关进服务实体经济的笼子里，用制度限制金融业以“创新”为名为所欲为，自我服务。对于擅长衍生品交易、专事投机套利的海外金融机构，我们也应保持清醒。应该鼓励直接投资，限制金融衍生品投资。

资本主义的周期不是社会主义的规律

历史是一面明镜，面对当今如火如荼的经济金融化，我们应该回顾历史，特别是回顾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后500年以来的历史，看看历史中的兴替周期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先后造就了西班牙、葡萄牙王国和热那亚城邦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以及美国周期四个不同的“百年周期”，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早期的兴起和壮大阶段，这些霸主无一不是依靠实业起家和发展壮大，而当其所倚重的产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就会转向似乎更加轻松快捷、利润更高的金融业。在产业资本大规模进入金融领域之际，一定是这个百年周期最繁荣、财富最充盈的阶段。

然而，盛极而衰。随着产业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大规模转移，实业开始萎缩，物质财富开始枯竭，经济逐渐失去动能，金融泡沫逐渐增大，加之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挤压，周期性的大危机将不可避免地爆发，霸主终究被不可避免地取代。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是对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包括与我们共存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继承，是扬弃中的创造，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新的伟大历史的开创。我们不是在因袭，而是在遵循历史、传统、国情和社会实践创造新的历史与规律。因此，“百年周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另辟坦途。

我们应该清醒认识资本主义金融自由化的负面影响，不能放任不管。而要避免被金融误导陷入资本主义周期命运，最重要的是要有社会主义制度自觉和自信。

1.用社会主义制度重塑金融。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即为全体中国人民谋求最大利益，也就是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资本利润最大化，它要求金融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为实体产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允许金融以创新为幌子效仿美国，以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名，行自我服务之实。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在社会主义发展价值观指导下的制度优势。我们可以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指导下，制定在资本利润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的，为人民而不是为资本服务的新型金融制度，规范金融服务，抑制金融放任发展，抑弊兴利，使金融有所为，有所不能为。

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这就是我们能避免资本主义“百年周期”的理由、底气与法宝。但是，一切取决于我们有无制度自觉。

2.在金融领域倡导简单哲学。

在金融问题上，我们目前有复杂化倾向。本来金融就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中介服务的。要提高服务水平，搞金融创新当然可以，但创新的前提是为客户提供低成本、高效率、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我们必须急流勇退，坚决反对金融复杂化，让金融老老实实地做融通资金的中介服务，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决策者和监管者应坚持社会主义金融价值观，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底线原则，注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研究，在面对金融机构的“创新”申请时，要谨慎评估，实证分析所谓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方式、传导路径、业务流程；坚决抵制借服务实体经济之名、创新之名搞金融复杂化，自我服务。

3.在金融市场谨慎对待外资。

鉴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严重的经济金融化，金融交易投机套利泛滥成灾。因此，在对待外资的政策上我们应该鼓励直接实业投资，慎重金融投资、金融交易。在允许外资投资金融市场的政策存续期间，除应该策略性限制外资对冲基金入市外，当务之急应该是建立外资特别是短期游资进出的实时统计、监控系统，制定不同情况特别是极端情况下的实战应对处置方案，防范市场大幅波动和金融攻击。

当今世界，网络化的金融高度复杂并不总能为人所透彻了解或观察至清，加之又具有病毒传染般的传播能量，所以十分难测。因此，监管者要有清晰的“防疫抗病毒”意识，要有定力，要能顶得住套利者的游说，抵制住金融中心之间竞争带来的诱惑和压力，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坚守金融服务初心，坚持简单哲学。

本文摘编自《本原与初心》，作者基于多年的研究和监管经验，提出要警惕在市场建设中照搬照抄，克隆美国式资本市场模式，要坚持资本市场的中国道路；提出如何把握金融工作回归本原，服务实体经济，要解决金融中介为谁服务的问题，建立资本市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而提出新时代资本市场发展目标，坚持正确的金融功能和定位，要正本清源，用社会主义新文化重塑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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