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慈善组织成为社会的寄生虫

从小到大，我都认为慈是慈，善是善；长辈对晚辈的帮扶，叫慈爱；夸长辈，是慈眉善目；做好事，则是做善事。

而慈善则属于一个外来词，它的释义是对人关怀而有同情心、仁慈而善良。给人的感觉是仿佛它是世间爱的集合。但就像物极必反这个成语一样，这个词背面布满了腐朽。

《反社会的人》这本书将德国社会各个阶层做了一个生动的刻画。二战结束后，社会需要重建，社会阶层流动快速。其中，有些幸运儿在通过实业完成积累后，开始脱实向虚，由企业主转化为资本投资者。

一旦完成资本化转型，这些人就变成了资本的奴隶。长期低收益回报显得索然无味，公民的社会责任被抛掷脑后，实现资本快速增殖才最重要。于是，银行业和慈善业就成了他们实现快速增值的手段。

这里重点说慈善业。德国慈善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大资本家游说政府，为他们争取更多巨额利益。

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德国也存在类似于美国的旋转门机制。美国的旋转门是大资本家资助所谓的游说团体和智库，招揽学者和政府前雇员加入其中，然后通过朋党关系、离职或退休后的职位提供、政治献金等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见下图）。

由于二战历史原因，德国的许多企业背负有历史道德原罪，不敢直接支持所谓的游说团体于是，它们稍微换了一下门面，将游说团体改成了慈善组织。但这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所以，在德国，大量的慈善组织为各路资本家甘效犬马（见下图）。

所以，德国的慈善组织大都是资本家修给政客休憩的青楼，挂着羊头卖狗肉还非得要立一个牌坊。

根据google查询，截至2021年，德国有约 23,200 个独立基金会、 20,000 到 40,000 家慈善公司和非独立基金会，以及约 600,000 家协会。因此，目前，慈善部门是德国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部门。

这些慈善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家的公共财政，占其总收入的64.3%，而国际平均水平仅为 42.7%。

同时，德国慈善组织的自捐助者的收入在欧洲处于较低水平。2019 年，它们收到捐赠金额仅为 51 亿欧元。

按照德国总人口8300万来算，其占15%的贫困人口，总人数约为1245万人。而德国共有约 60万家机构和组织。那么，平均20.75人就能享受一家机构或组织提供的慈善服务。

目前，通过公开数据，可以查询到2018年德国明爱机构的雇佣员工为69万人。而整个行业总体从业人员数量保守估计也要超过100万人。那么，在德国，平均1个从业人员只服务13人。这说明无论在人员数量上，还是在机构数量上，德国的慈善业是能够覆盖所有的贫困人口的。

但令人奇怪的是，这20年来，德国的贫困人口比例却一直稳中有升（见下图）。

德国的贫困人口比例（世界银行数据）

于是，问题就成了，这么多慈善机构和人员在干什么？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只拿钱，却不干正事。它们一方面扮演着德国经济命脉中的吸血虫的角色，每年吸取大量公共财政，导致德国社会的纳税主体——中产阶级苦不堪言，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却在拿着这些钱，积极地为资本家跑马圈地，争取更多的利益。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德国的慈善事业越做越好，但德国的贫困人口却越来越多的怪现状。

在中国国内，德国慈善组织经常被人拿来作为践行三次分配的典型来宣传。而事实上，德国的慈善业只会帮资本敛财，却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无能为力。这样的慈善业根本不能发挥平衡社会财富的作用的。

如果我们模仿德国的模式，任由这类慈善组织野蛮生长，只会让更多的人选择躺平。第三次分配的本质是要做到削峰填谷，拉高平均线，让人民都过上美好的生活。而不是让有些人坐在山巅，看更多的人跌入山谷。

另外，值得一提的，国家主权原本来自于人民的赋予，而资本家却妄图成为国家的主人，来主宰全社会的资源分配。历史在不断前行，但德国的资本家们却对古罗马元老院魂牵梦绕，期望借着慈善组织的通道，回到那个奴隶时代。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照搬西方的，特别是德国的慈善模式。

慈善是一个舶来词，慈善事业也是一个舶来品。慈善事业能在西方如鱼得水，是因为慈善是西方资本家的裤裆布，遮住了最丑陋的部分，却始终难掩阵阵馊臭。但是，我国的有些人却甘之如饴，时不时要在各路媒体上号召大家闻几下。这画面实在太美，我不敢多想。

我们的善应该是回到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中来，做到扶贫先扶志；授人以渔；面对灾难，鼓励人人出手相救。同时，我们还要采取积极手段，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做到人人看得起病，人人养得起老，人人过上好生活；还要不断清理打击网络赌博和毒品等犯罪活动。

我们要请那些虚伪的善走开，因为这里没有恶之花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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