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扭转西方似乎仍对中国占上风的局势，是一场决战

面对西方困局，重新思考中国

郑若麟

作者按：西方产业资本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跨国金融资本从长远战略来看则是要改变中国的政体。历史已经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当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世界就进入了非常危险的时期。而中国目前与这两大力量板块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是我们今天必须做的一门功课。

这是一句闻名全球的话：“不管是否喜欢，我们都将会有一个世界政府。问题只是，我们将是一致同意，还是通过征服而拥有这个世界政府。”

说这句话的人名叫詹姆斯·保罗·沃伯格(James Paul Warburg)，他是一位美国犹太裔银行家，曾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金融顾问;而他的父亲，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设计者保罗·莫里茨·沃伯格(Paul Moritz Warburg)。上述这句话，是詹姆斯·保罗·沃伯格在1950年2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的。

未来人类将出现一个世界政府，这在西方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我们对这个话题还相对比较陌生。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中国怎么看这个世界政府?这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回答，而且也是世界在急切地等待着我们做出回答的问题。

……

我们已经观察到当今世界分裂成产业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四大力量板块;形成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以及(崛起中的)中国和(衰落中的)美国之间的三大冲突。

这三大冲突中，我们研究得相对比较透彻的，是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对冲突的根源、我们的对策以及冲突的未来走向，我们都大致心中有数。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眼中的“反恐”战争已经实质上落下帷幕。大国战略、大国政治、大国间的博弈又被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我们对西方内部两大利益相悖、传统对立的力量板块的认识还很有限。

我们一方面对西方内部是否分裂成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板块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冲突历史根源和现状也明显缺乏研究，认识不足。

……

过去我们对西方的研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研究西方左右两派的“对立”和“冲突”上，研究西方内部的其他矛盾如种族矛盾、党派之争或人头之争上……而对西方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矛盾和斗争却关注不够。这与西方长期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政体构成的政治理论有关。

西方总是告诉我们，西方存在着左右翼两大政治力量，其政治斗争就是这两大政治流派之间的冲突;西方的政体保证两大流派都能够通过和平选举轮流执政，因而西方内部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西方的政治体制也因此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之中。人们相信了西方所说的这一理论，所以人们对西方内部的研究大多建立在西方“左右翼政治”上。

即便人们知道西方也同样存在着一些极端政治流派，比如被西方媒体称为“极右翼”“极左翼”的政党或政治组织，但人们也同样相信了西方政治学的说法，即这些政治流派都是边缘政治力量，成不了气候，很难通过选举上台执政。

我在法国担任常驻记者时，曾亲耳听到中国一位官员表示，我们绝不会与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发生政治上的联系。因为我们反对极右翼。但实际上，现已改名为“国民联盟”的这一党派，在法国已成为不容小视的政治力量。在2017年和2022年总统大选中，其总统候选人勒庞还打败了传统右翼的总统候选人而进入了大选的第二轮，并拿到了33.9%、10 638 475张普选票(2017年)和41.45%、13 288 686张普选票(2022年)。几乎可以说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政党……

事实上，西方除了左右翼两大政治流派之外，还存在着很多其他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思潮正在获得西方民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的支持。人们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都大大突破了西方传统左右翼的划分，正通过另外一些标准而整合到一起。比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和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基础选民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他们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成统一战线：反全球化。

西方的政治光谱从左翼到右翼，直到极左、极右，早已经不是一字排开，而是形成了一个政治闭环：极左与极右已经在基层选民部分连在了一起。这是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但是，用传统的左右翼已经无法区别的不同阶级，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问题上，又重新划分成阵线分明的两大阵营。

所以，传统“左右翼”对立分野的政治学概念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世界，而应该以“全球化”为核心，重新划分政治势力。这时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世界在左右翼依然存在的基础上，最清晰地分裂成“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两大政治力量;这两大政治力量打破了传统的左右翼阵营，目前正由产业资本联合底层劳动阶层，与金融资本形成尖锐对立。由于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其国际化进程，形成了一个跨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因而，这场争斗也就扩展到全世界。

西方内部的这两大力量板块不仅仅存在着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世界未来的走向与构成，也同样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对立。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新崛起的一股力量，与西方这两大力量板块显然也都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这样就形成了三方错综复杂的利益交错、斗争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极其复杂的局面。更令人头疼的是，如果说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还是一种有形的存在的话，到了拜登时期，所谓“跨国金融资本”却是以一种隐形甚至可以说是“无形”的方式存在于世，我们究竟是在与拜登的美国在打交道，还是在与其背后的跨国金融资本打交道?我们如何才能拥有“火眼金晴”来识破这种隐形甚至无形的存在呢?

最令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的，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怎么与这种隐形甚至无形的跨国金融资本发生利益上的对立的呢?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利益共享、合作共赢。所谓合作共赢，说的就是利益共享。这不就明确地表明，中国不会挑战西方统治集团利益，只是要求获得我们自己应得的一份利益吗?为什么西方统治集团就是要视中国为一种威胁呢?诚然，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确实构成对西方利益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给广大的第三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但中国早已承诺绝不向外输出中国模式。更何况西方自己也并不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本身会对西方的政治统治产生直接威胁。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西方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呢?

这绝对是一个需要我们严肃、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们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即人类之未来。更具体而言，就是建设一个怎样的人类社会，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世界的永久和平……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民主体制”，甚至包括伊斯兰世界，所提出的未来远景都带有这一共同目标;中国也提出了各国有权选择自己发展模式，共建和平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也许能够真正实现世界大同的方案。

相对于未来远景，西方对于“世界政府”早有很多具体的实施方案，甚至提出了实现日期……本节开头引用的詹姆斯·保罗·沃伯格的话，就是一个证明。前文介绍过的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前总统府秘书长的雅克·阿塔利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时间表：世界政府将于21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起来。这是阿塔利在其著作《未来简史》中明确提出来的。

通过什么方式来建立呢?作为美国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早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就已经断言，人类历史的方向已经清晰，即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这个“终结”点。也就是说，世界政府将意味着全球都实现了民主和自由。全世界都建立民主体制之时，便是世界政府诞生之日。对于福山而言，世界未来已经没有疑问或困惑。一切都已经变得毫无疑问。后来尽管发生了著名的“福山—张维为之争”，福山也没有改变他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点”的看法;只是他认为“实现的时间”被推迟而已。

但是福山并没有说清，为什么西方心目中的理想国是“民主和自由”体制。我们一直认为，西方学术流派众多，但在指向世界发展前景时，西方近现代所有的学说却基本上大同小异，其核心即“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选举”。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下去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就发现，占据着主流舆论地位的思想意识，就是以“全球化”为纲，试图将人类导向一个由“民主选举政治体制”的“未来世界”;这个未来世界将由一个“世界政府”来统治。统治的模式，当然就是今天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模式：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选举。

提出要建立世界政府有着非常“充足”的理由：全球化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国家与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且无法逆转，需要建立世界政府来回应来自全球性的挑战——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关系(如保护稀有动植物)、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人类自身面临的共同挑战(如全球性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问题、大规模传染病)等等。

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GMF)，人类共同和谐共处，多么美好的未来前景!

然而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政府”是按目前美、英、法等西方主要大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我们将会不寒而栗：今天的美国或法国，是一个债务已经达到天文数字的政府，也就是说，一个失去货币发行权的世界政府，会是全人类的明天吗?

法国今天出生的每一个婴儿，都已经背负着超过4万欧元的债务。因为国家的债务是需要每一个公民通过税收来偿还的。法国人口约6 800万，到2023年底，其国家公共债务已超过3万亿欧元!而美国的国债总额更是达到了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所谓公共债务，说起来是非常复杂的。简言之，就是国家的收支不平衡，支出超过了收入。于是国家便负债。

法国为什么会出现巨额负债现象呢?主流媒体的说法是因为法国建立了一个过度福利化的社会。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法国对富人征税不够。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批评，就是政府开支过高。其实这些都只是原因之一，而非主要原因。

经济学家皮埃尔-伊夫·鲁热容的著作《对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调查》已经将上述谎言彻底揭穿，如前文所介绍的，书中明确指出，法国之所以会欠下了巨额国债，应归咎于法国在1973年1月3日通过的银行法，信奉私营部门经济理性的国家精英们开启了自由化改革，约束了国家发行货币的权利，从此法国国家预算开始从收支平衡走向了赤字预算。法国的公共债务日攀月升，在失去独立货币发行权的欧元体系中，法国的财政问题到今天已积重难返。

货币的发行权为什么那么重要?失去货币发行权为什么会导致国家背负巨额债务?在任何国家，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构思并实施国家发展大计。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制定国家财政预算，根据制定的预算规划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中，中央银行会根据国家的需要扮演着印钱的角色。只是，钱是不能随意印刷的，必须根据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确定。在推动经济增长之余，如今政府最关注的指标往往就是通货膨胀与就业。

法国在通过1973年的银行法时，“专家们”是这样论证的：由于国家控制着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以至于国家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就有可能超发货币，进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需要提高货币发行机构的独立性，让国家在借债的时候必须支付一定的利率。这样，国家就无法随心所欲地印钱。通货膨胀也就可以得到控制。因而独立的中央银行就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制衡工具。

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控制着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是不可能“独立”的。事实上，它不是属于政权，就是属于资本，或在两者之间摇摆。中国属于前者，美国、法国等国家属于后者，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等国则属于第三者。当中央银行隶属于政权时，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是一种“公共”银行，其根本服务目标是广大民众。而当中央银行属于资本、服务资本的时候，它的本质属性当然就变了，它的服务对象当然也就成为资本本身了!

在这部关于法兰西银行的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家借债时必须支付利息。过去政府在向属于国家的中央银行借债时，几乎没有利息负担。而这条法律将中央银行“私有化”后，规定政府不得不以约4%的市场利率向银行借债。正是这4%的利率，成为法国国家债务的根源，今天已经压得法国喘不过气来。法国在1973年之前，国家预算已经维持了多年的平衡甚至盈余;通过1973年的银行法之后，财政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到了1978年，法国开始成为一个预算赤字的国家。支付给金融市场的利率，使法国负债情况不断恶化。2011年时法国的国家债务已经达到17 000亿欧元，其中14 000亿欧元的债主，是借钱给法国国家的银行。今天，归还国家债务的利息，已经高达上百亿欧元。

其最荒诞的地方是，这些债务今天已经成为债滚债的根本来源。2011年时法国政府每周的支出为90亿欧元，而其中20亿欧元是为了还债、10亿欧元是为了支付债务的利息。而2011年当年法国政府每周的税收只有50亿欧元，因而政府不得不再去向市场(也就是其债主)借亏空的40亿欧元。也就是说，政府每周的开支本身又在继续产生着利息。到了2017年，法国一年归还的债务及利息是1 440亿欧元，但到哪里去寻找这笔钱呢?法国不得不新借2 160亿欧元作为下一年度的经济开支。显然，法国的国家债务已经形成了债滚债的模式。越来越多的专家承认，法国很有可能已经永远无法还清这笔巨额债务了。

不知道、不了解、不理解法国1973年通过的银行法，就无法认识今天的法国经济为什么会处于这种状况。而认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货币发行权都是一个关键点……其实法国历届总统都在想着归还这笔巨债，想将其归零，以便国家能够重新轻装出发。他们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出售法国国有资产。根据法国一位债务专家让·鲁(Jean Roux)的计算，法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售国有资产，到2007年已经抛售了法国国有资产的50%。1986年法国国家拥有的资产大约为8 000亿欧元，到2007年已经抛售5 000亿欧元，而且是以60%的市值抛售的。我在法国的时候，法国最主要的几条高速公路就都已经私有化了。法国最重要的银行之一巴黎银行也私有化了。法国有关电、水、邮、铁等行业的各大国有公司也有相当一部分被私有化了。法国在萨科齐当政时甚至开始抛售国家拥有的黄金……然而这种方式可谓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法国今天的国有资产被估计仅剩2 000亿至2 500亿欧元。某种程度上说，法国政府今天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了。所以2007年当时的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就曾在一次演讲中公开表示：

我是一个在财政上已经处于破产状态的国家的领导，我是一个15年来一直处于亏空状态的国家的领导，我是一个25年来从来没有投票通过一项平衡预算的国家的领导。我们不能继续如此下去了。

如果明天真的出现一个世界政府，而这个世界政府的前景，就是今天法国政府的现状，我们立即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前景是极其可怕的。一个政府的债务流通是不可能消失的。而当这个世界政府也要通过同样的规律向金融市场借债维持经济运行的话，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劳动者都要向控制着世界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支付平均4%的印钱的费用，这样才能使他们的经济能够运作起来。而控制着世界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则可以坐享金钱从天下掉下来，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世界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负债经济，就如同今天的法国或美国一样。

法国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之路?因为法国今天似乎已经被金融资本所控制。看一看法国政府内部有多少“银行家”或与银行有密切关系的人吧。以奥朗德时期的政府为例：在总理让-马克·艾罗(Jean-Marc Ayrault)和总统奥朗德身边，共有OBC银行、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基金、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农业信贷银行、拉扎德银行(Lazard)、兴业银行、法国汇丰银行(HSBC)等各大银行出身的各类顾问十几名。其中罗斯柴尔德银行培养的马克龙后来直接当选为法国总统。

更令研究者吃惊的是，法国很多部长都是从同一个俱乐部里培养出来的。这个俱乐部叫“法美基金会”(French-American Foundation)，是美国总统福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76年创立、拉扎德银行赞助的。目的就是培养能够使两国关系接近的未来政治家。后来当选法国总统的奥朗德也曾于1996年赴美接受过该俱乐部的培训。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八位当选总统中，至少有三位与银行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蓬皮杜总统和目前在任的马克龙总统都曾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任高管，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则正是1973年银行法的始作俑者。

我前面已经介绍过，西方民主选举国家真正的三权分立，是资本、政权和媒体。资本控制着媒体，资助着政治家，进而影响甚至控制着“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资本是“西方民主国家”的真正主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西方主流舆论总是要求中国尽快走上西式选举道路，要求中国开放媒体，要求中国执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因为一旦中国走上这条道路，中国一定会选出一个同样或类似的议会和政府，通过同样或类似的银行法，最终使一小撮控制着全球金融资本的银行家不劳而获，永远寄生在所有劳动者的背上……

现在，读者应该明白，为什么跨国金融资本要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选举”的世界，以成立“民主选举”出来的“世界政府”为目标，将全球纳入同一个统治模式之中了吧。

“建立世界政府”这个思想意识被披露出来之后，就一直在引起激烈的争议。

争议并非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是来自西方国家本身。

我们观察到，近十多年来，西方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早已突破左右翼之争的范畴，而集中在反对跨国金融资本上。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以及包括上面专门提及的法国“黄马甲运动”等政治示威活动都不是西方国家内部的传统左右翼政党所组织的，而且这些运动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华尔街和华尔街所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及其对世界的统治。

这股反“全球化”思潮和政治力量在近十年时间内迅速成长，很快在西方形成一股冲向“全球化”和跨国金融资本的浪潮;今天这股浪潮甚至已经成功地在西方内部一些国家开始执政，美国商人特朗普当选总统也一度构成一个最鲜明的例子。

特朗普与舍米纳德、玛丽娜·勒庞等法国政治家一样，属于西方“反全球化”、反跨国金融资本阵营中的那股政治力量。只是，在西方媒体的强烈反对和诋毁之下，舍米纳德溃不成军、玛丽娜·勒庞被跨国金融资本支持的马克龙击败，但特朗普却通过“推特”这条“华容道”成功突围，不仅当选美国总统，而且继续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围攻下推行着“反全球化”的政策。尽管到了四年任期结束后特朗普终于被拜登所击败(部分支持特朗普的势力认为，那次大选计票是存在“作弊”嫌疑的)，但他的阵营并没有举双手投降，而是一心一意地要在四年后卷土重来……

应该坦言，西方产业资本也好，跨国金融资本也好，都不乐见中国崛起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只是，支持拜登的跨国金融资本与支持特朗普的产业资本的“反华”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

产业资本(即特朗普领导的美国)眼中的未来世界相对而言是“单纯”而“简单”的，即美国主导下的天下和平。在这个未来世界里，美国利益优先，由美国一家独霸军事、金融与科技高地，以保障美国人理所当然地生活得比其他任何国家、地区和种族的人民都要优越;美国的超级军事力量将保障全球没有任何国家和组织能够威胁到世界的“和平”——或更确切地说，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的法律将成为评判世界是非的唯一标准……但特朗普的美国不想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他也不关心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他甚至不以“民主选举”作为他选择“盟友”时的标准。对他来说，美国利益才是一切，而非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而跨国金融资本则视美国为一个“工具”而已，就如同英国曾经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一样;就如同一旦中国或其他国家强大起来并被控制在他们手中时也会成为一个“工具”一样。跨国金融资本关心的是其自身的利益，通过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来控制全世界，并且通过“民选体制”来控制各国政府，最终形成以他们利益至上的“世界政府”，由他们高踞世界之巅来控制整个世界。他们关心的，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在这里不得不说一句的是，我们千万不能把金融资本视为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相反，跨国金融资本是由一系列规模庞大、相互参股、相互联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资本集团构成的……他们是真正盘踞在世界财富金字塔之巅的一小撮极其富裕的集团……

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敌意实际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恰恰反映了这两者对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理念。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分析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未来构想，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西方的这两大力量板块都在向中国挑战。

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在全世界建立民选政治体制是首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民主选举，跨国金融资本才能通过对媒体和选举的控制，使世界“统一”在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选举的旗号下，这样，才能有朝一日建立一个“世界的中央银行”，将全球货币发行权集中到跨国金融资本手中;这样，跨国金融资本便将成为世界真正的、幕后的主宰。因此，跨国金融资本需要的是改变中国的政体、将中国彻底改造成一个“民选体制”国家和完全自由、开放的经济，将中国完全控制在手，最终扫除也许是其建立“世界政府”最主要的一个实际障碍。

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力量板块却坚决地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这一构想。因为这有损美国利益。特别是有损于特朗普所代表的白人新教教徒(WASP)的利益。因为这等于是在美国之上，还有一个跨国的“太上皇”，这是特朗普并不想看到的。这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所不愿意看到的。对于特朗普及其麾下的产业资本而言，中国是一个争霸的对手。美国对付中国的方式方法与当年美国用“冷战”对付苏联、用“广场协议”对付日本是类似的，就是要阻止中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拜登击败特朗普上台，在美国国内是跨国金融资本对美国产业资本力量的一次成功的反击，而在中国问题上，拜登的美国则与特朗普的美国有一定的共同语言，即均要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只是，拜登的美国是跨国金融资本控制下的美国，因此走得更远，还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只是，拜登的美国已经没有这种自信，所以才会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坚决反抗美国时，不得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地一再表示，美国没有改变中国政体的打算……

从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世界未来的构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两者的矛盾是不同的。对于跨国金融资本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其头号大敌，因为它阻碍了其控制全世界金融货币的方略。而对于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而言，中国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战略对手”，因为中国的崛起阻碍了美国继续称霸世界的长远目标。

从地缘政治角度，美国对中国提出自己的全球战略构思是非常忌惮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当年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打破了冷战时期国际上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惯例，明确指出美苏两个超级霸权大国才是全世界的敌人，引起了全球实际上的广泛共鸣，大大鼓舞了国际上的不结盟运动……

今天，“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在一些美国人眼中却成了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对全球霸权最野心勃勃的构想。

比如一度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思想智囊斯蒂夫·班农就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是在21世纪独霸全球制造业，将全球制造业都控制在中国的手中。班农对“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有着一个异乎寻常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扩张设想。他将“一带一路”倡议与19—20世纪西方的三个地缘政治战略理论混为一谈。这三个地缘政治战略理论，一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世界岛理论”(即中国提出的“一带”战略)，他提出，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而谁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世界;二是美国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海权论”(即中国提出的“一路”战略)，他认为，控制连接亚洲到欧洲港口航线就能够控制整个海洋;三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的边缘地带理论，就是要将敌国的势力范围尽可能地远拒于国门之外(即中国目前在南海采取的“驱离政策”)。班农异想天开地认为，“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是将这三大地缘政治战略混为一体，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性战略扩张计划……

我们都知道，大约一百年前，短短二十来年的时间，世界就爆发了两场世界大战。历史会不会重演?今天我们很有可能已经到了不得不严肃对待这个看似荒谬至极的问题的时候了……因为今天的世界同样正处在危险的十字路口。2021年1月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著名的视频演讲中警告，当今世界状况与上个世纪30年代相比，存在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一场潜伏的严重危机很有可能使世界陷入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冲突甚至战争之中。

“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我的理解就是三大矛盾会一起爆发：东方与西方“民选体制”国家之间基于意识形态的冲突、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基于宗教的冲突，以及西方内部的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基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其中有一个力量板块处于三大冲突的核心地位，那就是跨国金融资本。这与大约一百年前的世界是何等类似啊!

当时，美国著名平民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拥有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国际犹太人：世界最紧迫的问题》，尖锐反映了当时西方陷入“反犹”思潮的状态。而其中犹太人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则是众所周知的。但这在西方绝对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将一个种族，特别是犹太裔，与某种职业放在一起，就是“反犹”。鉴于一百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犹”风暴，今天再论这个话题在西方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可能是违法的。福特的书出版后不到十年，世界随即爆发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史称“大萧条”。“大萧条”于1929年10月24日从美国股市下跌开始，几天内便形成华尔街股灾，进而席卷全球，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形成毁灭性打击。所有的经济指标均下挫，经济几近全盘崩溃……而今欧美又笼罩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阴影下，使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回忆起百年前的那一幕!两者何等类似啊!

美欧发达国家会不会如百年前那样发生经济衰退，甚至走向“大萧条”，是各国经济学家们都在关注的热门话题。当然，原因有所不同，今天西方经济衰退从2008年就已开始，新冠疫情使之更趋严重。从各个领域看，新冠疫情都在成为全球经济衰退的催化剂。

从政治角度观察，美欧发达国家内部则在发生社会和政治矛盾尖锐化、极端化、暴力化的倾向，极右翼势力急剧膨胀。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试图将世界一分为二，区分“敌我”对立阵营的动作不断：君不见，美国国内有一股势力竭力拉拢世界部分所谓的“民主国家”来组成一个阵营联盟，并制造出“中、俄敌人”的幻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军备竞赛如火如荼，特别是美国军费预算再创历史新高，达7 680亿美元，超过其后第二至十六名之总和。这充分证明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时警告美国和世界人民需要警惕的“军工复合体”，不仅存在，而且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军工复合体”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战争的危险!

事实上，美欧因为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进而导致其内部产生严重的全面社会矛盾、分歧和冲突可能是今天最严重的危机源。这一点，我们往往容易因为西方的“民选体制”能够转移矛盾焦点而忽略。在这里我不得不重申：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不是因意识形态分歧而在不同政治制度之间引爆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苏联革命早已成功。当时的中国也并非共产党执政。占领中国大半领土后的日本与苏联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并选择了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对美国的攻击。法西斯德国打败并占领波兰后，也首先选择向西入侵法国，与英法爆发全面战争，而非立即攻击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共产党苏联……

所以，历史告诉我们，最危险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矛盾。表面上看似乎意识形态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但实质上最隐蔽的矛盾即西方内部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野很有可能才是最危险的矛盾。特别是目前在全球占据着(幕后)统治地位的跨国金融资本正处于这三大矛盾的中心地位之际。

“二战”后西方“民选体制”国家之所以表现得似乎总是很“稳定”，“打赢”了“冷战”，收取了苏联解体的红利，甚至正在主导着世界格局走向“民主化”(其实应该说是“民选化”更为确切)、“终极体制”，是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的，即前文所述“民选体制”能够顺利运行需要两大前提条件。然而“经济持续发展”和“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两大条件今天都出现了问题。我们观察西方大国之一的法国即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从密特朗开始，“民选体制”顺利运行的两个条件之一已经不再，今天的法国已呈“任谁当选都无法使法国经济恢复高速增长”之现实。经济发展的减缓必然导致整体生活水平的下降，进而社会矛盾以及对外特别是与经济增长迅速的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西方大多数“民选体制”国家几乎均处于同样状态之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指出今天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正在急剧拉大的《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于2020年8月出版了新著《社会主义快来吧!：2016—2020年编年史》，开始探讨未来法国体制的可能走向……他在书的前言里写道：

如果有人于1990年对我说，我将在2020年出版一本文章集，题为《社会主义快来吧!》，我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恶劣的玩笑……

……

然而30年后，2020年，超级资本主义走得实在太远了，我现在确信，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超越资本主义，建立一种全民参与且分权的、联邦式且民主的、环保的、混合的及女性化的新形式的社会主义。

历史将判定“社会主义”这个词是否已经彻底死亡并应该被取代。而对于我来说，我认为这个词是可以被拯救的，甚至可以说这个词仍然是描述资本主义之外另一种经济体系的最合适的术语……

皮凯蒂认定，仅仅“反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不够的，还需要“支持”某些其他东西，即人们想寻找出来替代资本主义的东西，某种人们头脑中理想的社会形态，而它究竟叫什么则并不那么重要。他写道：

这一说法已经变成一种共识：目前的这种资本主义体系是没有前途的，只要它继续扩大不平等并耗尽地球资源。

这几乎是在说，资本主义正在书写其休止符……当然，皮凯蒂也承认，“只要在缺乏明确的可替代系统的情况下，那么现行资本主义还会继续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意味着，中国的崛起和成功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可替代系统”。问题只是人们将会在何时认识并承认这一点。

看一看皮凯蒂的调查结果是绝对令人咋舌的：全球前1%的超富裕阶层拥有全球资产总量的38.8%，而后50%的贫困阶层仅占有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西式“民选体制”正在开始引发类似皮凯蒂之类的学者的疑问。换言之，这可能是自“二战”以来世界首次对西方“民选体制”似乎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产生疑虑。美国甚至发生实行“民选体制”200多年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事件：败选的一方(特朗普和支持他的“红脖子”蓝领)不承认失败，坚持认为胜选的一方(即拜登及民主党)“作弊”。这是“民选体制”趋于崩溃的前兆。

当我们看到“民选体制”得以顺利运行的两大先决条件出现问题后，我们进一步深入“民选体制”的核心，即置身于“民选体制”幕后的统治集团——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时，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个骇人的事实：资本内部开始出现利益分野，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如同百年前一样，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开始变得日趋尖锐。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还在以席卷之势遍扫全球时，跨国金融资本与西方各国产业资本依然在共同向世界其他地区实施“经济殖民”、携手获利。两者利益趋同，共同对付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因而双方能够和平共处。然而，到了今天，双方在全球化进程中携手获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于是，两者开始产生摩擦。由于两者均实力强大、对政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超强，因而当它们之间出现矛盾时，产生的震撼是惊人的。

我在前面已经明确指出，跨国金融资本寻求的是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而牟取利益最大化。事实上还有一个特征我们不应忽略，那就是在“二战”后，金融资本通过跨国投资、交叉持股甚至家庭联姻等多种方式，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国金融利益集团后，进行多面投资，并通过对全球其他产业资本的控股而继续在全球化中受益。产业资本从某种意义上正在失去自己的主动权，而逐渐被跨国金融资本所实际控制，即使这一控制有可能是令人不知不觉的。当我们以为某个公司某个行业正在通过努力创新、制造出一种新产品，并通过销售而谋利时，殊不知，在其背后控股的跨国金融公司更是真正的赢利者。因此，全球化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一直是、始终是而且很有可能“永远”是他们赢利的最佳途径。

我们都知道，产业资本是具有国界的，而金融资本则具有鲜明的跨国特性。过去，具有国界的产业资本之间发生冲突时，便是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而今天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发生冲突，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则是一个新的课题。但我们至少已经观察到，两大资本之间的冲突将会是极其剧烈的。美国作为“民选体制”国家的“样板”，居然也发生败选的一方冲进国会山进行抗议的行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到2024年下一轮美国大选时代表产业资本的候选人败选，蓝领群体会接受选举结果吗?不接受的话又会发生什么事?美国“民选体制”还能若无其事地维持下去吗?美国“民选体制”会不会发生剧烈内斗，甚至爆发内战?而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欧洲“民选体制”国家会不会亦步亦趋?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的矛盾激化，正在导致我们难以预测结果。

过去，“民选体制”国家之所以可以两派轮流执政，因为双方的幕后是手挽着手的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然而今天产业资本开始质疑跨国金融资本在美国上台执政的合法性。事实上，特朗普的当选几乎就可以说是美国产业资本对跨国金融资本的一次逆全球化“政变”。特朗普曾在一场非常著名的挑战“影子政府”的演讲中，将他的对手描述成“由大财团和媒体公司资助的华盛顿当权派”，将他的选举称为“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并且“将决定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还是我们只有民主的假象、实际却被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控制”……

这个“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无疑就是指跨国金融资本。今天西方国家内部潜伏的巨大危机，就是缘于反对“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正以极右翼的面目在西方世界迅猛崛起。类似“二战”前夕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危机的西方正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预感到，世界格局正在重演百年前的态势，其趋势如下：

一是西方“民选体制”开始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机，且这种危机不仅将会常态化，而且正在尖锐化。危机的特征将是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生活水准下降、通货膨胀剧增、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化……而最根本的则是民众对“民选体制”本身有效治理的能力开始产生深刻的怀疑。尽管这种怀疑在西方媒体上和学术界并不明显，但在互联网上、在民意舆论中却是非常清晰可见的。选民对媒体所描述的“虚拟现实”已经越来越不相信了。这在美国非常明显;而欧洲国家也在步美国的后尘。这是“民选体制”建立以来几乎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所以，“民选体制”国家普遍爆发了媒体所不支持，甚至竭力反对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与过去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几乎都把矛头直接对准“民选体制”本身，是“民选体制”本身的危机。如前文所述，“黄马甲运动”所提出的政治诉求中就包括“直接民主”，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同样提出了“占领本身就是直接民主”“占领是对体制本身的反思”等“民选体制”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诉求。

二是西方政治将再度如百年前一样出现极端化趋势。极右翼将在主要美欧发达国家均迅猛崛起，并将导致社会矛盾呈现暴力化倾向。西方“民选体制”国家最骄傲的就是有别于其他体制的“稳定性”，即可以轮流执政、各种政治潮流和平共处……然而政治极端化倾向正在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出现。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不仅在2017年、2022年大选中两次进入了第二轮，而且将很有可能在2027年的大选中卷土重来。届时法国幕后统治集团是否会在试验了右翼、左翼，再试验了“不左不右”的马克龙后，不得不接受极右翼的勒庞，无疑会成为2027年法国最重大的政治悬念。前文我们也提到了2022年法国极右翼阵营的另外一名总统候选人埃里克·泽穆尔，他的政治主张比勒庞更为极端，我们甚至可以将他的竞选纲领视为对穆斯林民众的宣战，也就是法国内战的同义词……

除了总统大选的极端化，法国的社会运动也在极端化。“黄马甲运动”爆发后，法国当局的镇压力度是空前的，前面已经提及2018年年终的一次镇压情况。截至2019年3月24日的警民冲突，已有8 700人被拘留、2 000人被定罪、390人被判监禁……整个运动前后几十个月，共造成11人死亡、4 400多人受伤。这是法国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反抗运动。这也是西方“民选体制”国家过去所相当罕见的现象。

三是西方国家乃至全球很可能再度出现反犹浪潮。除了阿拉伯世界与犹太—基督教族群在文明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内部的反犹思潮也在迅猛回潮。2015年西欧上万名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创下了近年新高。原因就是他们担心欧洲的反犹主义风潮再度兴起。目前，被称为“新反犹主义”或“第三波反犹浪潮”等各种不同名目的反犹主义正在悄悄然席卷欧美。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严格禁止反犹的法律，因此这股反犹浪潮是以多种不同形式出现的。在法国，在示威运动中曾出现一个词“但那又是谁呢?”(Mais qui?)，不理解的人会觉得莫名其妙，但实际上藏在问号背后的潜台词是“但那又是谁(在统治世界呢)?”或“但那又是谁(控制着媒体呢)?”，其所指当然非常明确就是“犹太人”“犹太社团”。因而这句口号就被法国法庭认定为“反犹”口号。

当我们看到法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身为左翼知识分子但最终支持极右翼的阿兰·索哈尔(Alain Soral)的命运就能够理解法国“反犹现象”的现状。一方面，索哈尔遭到越来越多的打击，法国司法部门多次因“反犹”等名义判决其罚款，甚至于2019年判他入狱，以至于他不得不出走瑞士避难。但如今，出走瑞士也不再安全，因为法国警方正在试图引渡他……种种迹象表明，索哈尔入狱将是不久之后一定会出现的一幕场景。另一方面，索哈尔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他有一本名著，书名就非常说明问题：《理解帝国：明天全球统治或者民族反抗?》 。这本书主要描述金融资本和共济会、美国、以色列等准备以和平为借口，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消灭民族国家，一统天下。这里的“帝国”指的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统治全球建立的世界政府的目标。尽管主流媒体对此书基本上不置一词，批评界也很少提及，但书一出版即登上畅销排行榜;甚至在2020年这本书出版九年后，一度又成为法国亚马逊网络书店政治类书籍中的头号畅销书，销量超过前总统萨科齐的作品……这非常充分地说明了法国和美欧很多国家一样，也有一股“反犹”暗潮在汹涌澎湃。

当特朗普论及“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时、当索哈尔论及“帝国”时、当学者们论及“跨国金融资本”时，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这些话语都与上面提及的“反犹现象”密切相关;很多人甚至直接将犹太裔与跨国金融资本画等号。这不仅在很多国家是“政治不正确”的，甚至在一些关键国家是违反法律的，是一个讨论禁区，甚至是学术研究禁区。

如果避开这一禁区，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西方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冲突一时找不到利益融合的途径和模式。

美国产业资本从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到了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成立之际，美国金融资本也悄然诞生。也就是说，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很快就超越了美国国界而成为跨国的力量)便形成了西方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从那时开始，这两大力量板块时而携手、时而冲突(甚至导致世界大战)，一直在主导着世界格局的动向……到20世纪80年代新一轮全球化开始时，这两大力量板块再度处于同一阵营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这两大力量板块联手对世界发动的是一场“经济殖民”，由于其大幅领先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以这场“经济殖民”获得了“被殖民者”的“由衷”欢迎。在“经济殖民”的过程中，全球形成了产业链的上、中、下游，最重要的巨额利润主要流向主导全球化的发达国家，而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国家则仅仅是从中得到一些利润的零头。由于技术和市场均控制在西方两大力量板块手中，因此其他国家只能满足于已有之收益。

而导致西方内部两大资本力量发生利益分野的关键因素，不是阶级斗争，不是国家之间的权势之争，也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新一轮全球化所导致的后果，进而引发的对全球化本身之争议;全球化使西方民选体制的两大先决条件出了问题，进而引发经济、社会分裂加剧，斗争白热化，甚至威胁到西方民选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

今天的世界与20世纪90年代恰好颠倒过来：9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苏联解体，中国也一度危机四伏;今天则是西方“民选体制”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则欣欣向荣。但是在舆论战上，危机中的西方似乎依然对欣欣向荣的中国占据了上风。今天已经到了彻底扭转这一局面的时刻了。而扭转这一时刻的关键，很有可能就在于全面揭示西方“民选体制”国家在今后几年将面临的危机，及其可能带来的致命后果。这是一场思想上的决战。

(本文节选自郑若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的《法兰西的选票 真实经验中的西方政治观察》一书，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