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东 杨帅泓：金融资本是如何统治全球的？

金融资本的全球统治：基于全球资本循环的视角

朱安东 杨帅泓

摘要：金融资本的全球统治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金融资本的全球统治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私人金融资本主导美国经济，以及美国垄断世界货币的发行权与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在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化的全球积累体制中，金融资本嵌入全球资本循环的价格决定、价值分配、价值实现等环节，从中施加控制与榨取价值，并迫使各个国家接受对其有利的金融规则。金融资本的统治限制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潜力，并造成了全球债务膨胀以及积累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快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性质并判断其未来走向，首先需要明确当前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以及这一阶段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发生了金融化与全球化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转向。金融自由化始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在大型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主导下，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也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接受金融自由化的转向，金融资本嵌入资本循环的各个环节之中，并按照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对其施加控制。可以认为，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

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金融资本积累的方式出发，提出了“新封建主义”“金融掠夺”“剥夺性积累”等概念，旨在强调当前金融资本对无产阶级的直接掠夺和对各种生产要素(土地、自然资源、产业)财产权的掠夺。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经典论述出发，指出当前金融资本的全球统治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延伸，并从不同方面强调当前阶段帝国主义的新特征，例如，王伟光强调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程恩富等着重描述了全球经济各个领域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张文木用“高利贷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强调美国通过对外资本输出获利。

上述研究为理解当前金融资本全球统治的性质提供了基础，较为充分地说明了当前阶段金融资本的寄生性质，但整体上缺乏对金融资本干预和控制全球物质生产与资本积累具体机制的说明。在相关文本中，金融资本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关于其各个组成部分在全球控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没有充分展开。同时，关于跨国公司这一垄断资本的重要载体，现有文献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技术和流通领域以及跨国银行垄断，对金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中所扮演的新角色关注较少。因此，当前研究难以充分说明为什么是金融资本实现了全球控制，并且为何能在今天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金融资本统治的机制及其后果，我们从《资本论》中资本循环的总运动过程G-W…P…W’-G’出发，考察金融资本参与全球资本循环各个环节的方式。金融资本参与全球资本循环的过程，带来了全球价值转移以及新的资产-负债关系的形成，这又进一步影响了全球资本循环本身的运行方式与动态趋势，带来了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金融资本与全球资本循环关系的角度，分步骤回答以下问题：第一，美国私人垄断金融资本主导全球生产的历史条件是如何形成的?第二，在当前全球资本循环中，金融资本如何在各个环节中施加控制并攫取剩余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第三部分将尝试分析金融资本的主导如何造成了全球金融结构的不稳定性和实际生产的停滞，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摆脱金融资本统治的可能性。

一、金融资本取得全球统治的历史条件及其形成过程

在资本循环的总运动过程G-W…P…W’-G’中，中间环节为生产与价值增殖的必要过程，两头则是货币，即资本增殖的目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部分国家的资本循环过程都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因此资本的货币形态或多或少需要采取世界货币的形式。世界货币首先是衡量全球商品流通的单位，并且以此为基础，同时又是各国之间资金流动与资产负债关系的计量单位。

当前全球经济中的世界货币是美元，而控制货币资本全球流动、乃至影响美元本身发行的是美国的私人垄断金融资本，这便构成了“金融资本全球统治”这一论题的主体。本文将对金融资本全球统治的两个历史条件的形成过程进行简单回顾：其一，私人金融资本如何在美国国内取得主导地位;其二，美国如何垄断世界货币的发行权与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在这两个条件下，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主导的全球积累体制得以形成，在这一积累体制中美国作为世界货币的提供者取得了独一无二的利用金融资本“独立”增殖的形式。

(一)私人金融资本主导地位的形成与稳固

金融资本在美国的兴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以摩根集团和洛克菲勒集团为代表的私人垄断金融资本主导了美国的政治与经济。然而在1929年全球大萧条后，金融资本的地位受到了沉重打击，政府一方面更多地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私人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监管，尤其是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限制了银行的投机活动与过度竞争。这种政府高强度干预与监管的形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利益集团一直试图推动回归原先的自由放任主义，摆脱政府管制。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危机为金融资本突破政府管制、重获主导地位创造了机会。首先，市场利率在剧烈的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超过了政府规定的存款利率上限，这促使银行采取各种措施绕开监管体系进行所谓的“金融创新”，与政府监管之间展开拉锯战。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也在意识形态上发动攻击，将滞胀危机视为政府干预的失败，并鼓吹新自由主义。在这种双重压力下，金融资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自美国而始的全球金融自由化道路正式开启。

尽管历史发展过程存在曲折，但在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自由化本身存在历史必然性，因为金融自由化实际上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整体的利益，而金融资本只是资产阶级中最受益于金融自由化的那一部分。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有着清晰的认识，例如大卫·科兹(David Kotz)指出，在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公司资本主义下，资产阶级需要充分自由化的金融制度来为其转移市场风险提供便利;杰拉德·杜梅尼尔(Gerard Dumenil)和多米尼克·列维(Dominique Levy)则指出，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稳固建立在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上，而金融机构在战后受到管制的资本主义中充当了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角色，他们主导推动了市场自由化。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时期，金融资本在美国乃至全球的地位愈发稳固，这一方面与新自由主义改革下的分配状况有关，劳资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资产阶级能够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份额，而这些剩余价值中的很大一部分又以利息支付、股息分红和公开市场股票回购的方式，进入金融机构手中——据统计，2003年—2012年期间美国标普500企业股息分红与公开市场股票回购之和相当于同期净利润的91%。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大部分剩余价值(以及养老金等需要跨期运作的社会再生产价值)都直接或间接地由金融资本所控制。

另一方面，货币创造的技术过程同样确证与巩固了金融资本的权力。在贵金属货币时期，资本需要通过掌握贵金属来控制银行券的发行，而进入20世纪后，贵金属逐渐脱离了资本主义的货币流通领域，货币通过银行系统的信贷过程直接被创造出来。在战后政府管制时期，货币主要产生于企业从银行贷款以开启生产的过程，因此货币发行与生产扩张是相联系的。而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融资方式发生了从所谓“银行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企业通过扩大债券与股票市场的融资比例从金融机构那里获得资金;金融机构则从银行那里通过贷款或回购协议获得流动性，甚至在2008年后美联储也为金融机构开放了贴现窗口。金融机构被认为有充分的专业性以进行货币经营——无论他们将资金用于生产领域还是投机领域。如此一来，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的发行越来越多地与虚拟资本联系在一起，并建立在满足金融资本的投机需求的基础上。

(二)美国货币霸权与金融霸权的形成

美国金融霸权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此时欧洲各国都处于战后百废待兴的状态，美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工业国，以及几乎唯一的商品提供者和资金提供者，在领导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吸取了大萧条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训，美国政府积极主导了战后全球政治与经济的治理，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主导成立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组织成立的初衷是管理战后面向盟国的主权债务融资，维持其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美元-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规定，美国在其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其他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管理者”。通过这套新的金融秩序，美国能在汇率稳定的前提下持续地向欧洲国家输出商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并通过持有欧洲国家的债权，实现对其经济进程的控制。

此后，随着欧洲与日本经济的复苏所造成的对美国商品的依赖性降低，以及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的大规模海外支出，美国逐渐难以继续保持对外贸易顺差，大量美元流向海外，形成美元对黄金的兑付压力。加之战后在实际经济生产中执行的是事实上的“不可兑换货币制度”，通货膨胀长期持续存在，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率和黄金作为普通商品的价格注定产生矛盾。上述因素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各国的货币市场开始逐渐采用浮动汇率制。然而这并没有撼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以及美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主导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初，美国与石油输出国达成协议，约定石油以美元计价。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新兴经济体依赖美国以及以美元结算的其他出口市场，力图将本币汇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从而美元以更隐秘的方式与新兴经济体的廉价商品绑定。美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使美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金融制裁的力量，因为几乎所有以美元为结算单位所进行的贸易，哪怕与美国没有直接关系，也都是由在美联储设有账户的所谓代理银行处理的。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尽管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也具有金融主导地位，但这主要表现为主权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且一定程度上服务于美国的政治目标，而这一情形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私人金融资本在美国的重新崛起以及20世纪9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退潮而发生改变。此时，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普遍陷入困境，并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普遍寻求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型，这些国家从国际私人金融资本那里获得必要的启动资金，并按照后者的要求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开放资本账户、降低国内劳动力成本等有利于国际金融资本进入并获利的措施。这样一来，私人金融资本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建立的全球金融的控制网络。

(三)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球积累体制

金融资本在美国的崛起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相互叠加，形成了一套金融化的全球积累体制。在新的交通与信息技术下，生产性积累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愈发细致的分工下进行，而作为世界货币提供者的美国则能够将金融之手伸向全球各地的生产活动中，以金融资本的形式进行积累。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在全球资本循环中的位置相当于一个“金融中转站”，而美国对其债权人与债务人都有主导权。美国的金融资本不仅利用国内的过剩资本进行资本输出，还吸收来自其他国家的储蓄，这些国家的储蓄者将美元和美国国债作为储备资产和安全资产，并帮助美国在全球各地的生产与再生产环节中建立债权与所有权。

以美国金融资本作为枢纽的全球积累体制的特征，在全球跨国公司的股权网络结构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发现这个网络呈现出一种“领结”结构：整个网络存在一个紧密连接的核心，该核心主要由巨型金融企业构成，其中控制权最强的几家包括富达管理与研究公司、资本集团、贝莱德集团、先锋集团等等。处于这个网络核心位置的企业之间相互持有股票，具有巨大的利益关联性，其股权上游是这些金融企业的资金来源，结构相对比较分散，而股权下游则几乎可以通往所有跨国企业。除此之外，整个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还呈现出随时间推移愈发集中的趋势。从这些经验事实中可以明确地得出以下结论：整个全球生产网络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少数几家金融寡头的控制，全球储蓄者让渡自己支配全球剩余价值的权力，为这种控制提供养料，而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跨国公司则是金融寡头四处蔓延的触手。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全球各国企业无论拥有怎样的资源禀赋，都要服从于金融资本增殖的要求。

二、金融资本主导全球资本循环的具体机制

当前许多学者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不平等交换”为基础探讨了世界体系下的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不过相关范式主要限于流通环节，较少关注全球资本循环的资金来源，以及金融在其中的作用。在今天，金融资本的职能已经高度细分，跨国企业、资产管理公司、衍生品交易者等不同形式的金融资本各司其职、相互交叉，嵌入全球资本循环中的各个环节，支持了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美国进行独立的金融积累。在这一全球金融系统中，金融资本通过各种方式从全球产业资本循环中获得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进一步转化为金融资本对全球的债权与所有权，从而进一步加深了金融资本的全球控制。

(一)金融资本对全球资本循环的嵌入、控制与价值榨取

在马克思的资本总运动公式G-W…P…W’-G’中加入融资过程与利息偿还过程，便得到包含金融资本的资本总运动公式G-G-W…P…W’-G’-G’。金融资本进入全球资本循环最基础的形式，是在资本循环开始时提供融资(G-G)，并在资本循环结束后(G’-G’)获得债务利息和股息分红形式的收益。金融资本采取海外借贷、海外初创投资、收购与并购在内的多种方式，将从本国与海外吸收而来的全球剩余价值投向各地，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建立债权和所有权。可以说，全球生产网络的建立和扩张是由金融资本驱动的，金融资本将资金投向哪个地域或部门，该领域或部门就能获得全球购买力以为其发展提供资源。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主动寻找要素成本较低的区域，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商品生产环节的进一步拆分，大大增加了资本在全球流动以寻求获利空间的灵活性。按照垄断资本学派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观点，跨国金融资本成功地实现了劳动力套利和土地套利，从而攫取了大量的超额垄断利润，有效地应对了发达国家国内利润率下降所带来的资本增殖阻碍。据统计，在1998年—2022年间，美国直接从海外获得的收入占国内企业部门总利润的23.2%。

资本循环是环环相扣的，单个资本循环中的成品(W’)可能是另一个资本循环中的生产资料(W)，这两个资本循环可以在全球不同经济体完成，并被同一个金融资本或跨国公司所控制。这就带来了金融资本价值榨取的第二种方式：通过控制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的商品价格来进行税收套利。在全球价值链的叙事中，产业链两端的设计和销售环节通常拥有高附加值，而中间的制造与组装环节则附加值较低，这种附加值差异要么被认为是其本身创造价值的体现，要么被认为是技术或品牌垄断带来的分配结果，并总体而言提高了中心国家在全球总剩余价值中的分配份额。然而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开始表明，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增加值分布也可能是金融资本为了规避税收而进行操纵的结果。跨国企业各地分部之间的交易采取内部贸易的形式，在定价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同时，跨国企业在所在地主要基于所得利润进行征税，但全球各地的税率与会计准则并不相同。基于这一状况，跨国企业便可以将分部设置在开曼群岛、海峡群岛等离岸低税中心，而只要这些分部开展了经济活动，无论这些经济活动是否是生产性的、对商品生产与实现的实际贡献如何，跨国企业都可在这些分部设置高附加值，以避免来自主要生产地区的赋税，这样就间接地从生产地区转移了价值，而这部分价值本应成为生产地区的税收，并成为当地社会再生产支出的一部分。据估计，出于避税目的而在离岸司法辖区创建的“空壳”公司占全球海外投资总额的30%-50%。这样一来，金融资本以其灵活性，既对全球资本循环的生产过程进行拆分，进入全球劳动力与土地成本的低地进行获利，又对分布在全球的企业组织进行拆分与设计，通过全球税收低地进行获利。

最后，在价值实现环节W’-G’，金融资本也利用其对货币的控制与在交易方面的专业知识分割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在古典资本主义时期，商业资本从中分化出来，专门履行商品价值实现的职能;而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的时期，这一职能愈发具有金融属性，并掌握在金融资本手中。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包括各国汇率的波动、原材料生产的季节性、货币支付与商品交割之间的时间差等等加剧了全球资本循环中价值实现的困难，这一方面提高了整个全球生产网络的短期融资需求，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对金融资本借贷的依赖，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期货、期权、远期合约、掉期交易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的创造。这些金融衍生品被创造出来的初衷是对冲价格波动对交易双方造成的风险，但在金融资本的参与下，却成为新的投机对象，并增加了人为制造的国际商品与货币市场的价格波动性。据统计，2020年全球出口总额为17.6万亿美元，而场内衍生品规模和场外衍生品规模分别达到了62.3万亿美元和607万亿美元，建立在全球贸易之上的金融上层建筑远超全球贸易本身的规模。由于金融资本的资金量过于庞大，国际商品价格与货币价格在很大程度上由金融资本资金的流入与流出决定，而与现实的供求关系与经济基本面无关，这为金融资本带来了独有的投机空间。处于发展中地区的生产者由于规模较小、相对分散，以及缺乏全球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经验，在其自身生产产品的贸易中处于弱势一方。金融资本能够借由交换过程将成本与不确定性转嫁到生产者头上。

(二)金融资本对全球金融规则的推动与维护

马克思曾指出：“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货币体系是一个信用货币体系，全球商品流通并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形式，因此金融资本想要持续不断地从全球资本循环进行价值榨取，就必须确保全球金融规则与秩序能够维持下去。为了实现这一点，金融资本分别从正面和反面作出努力，其手段不仅包括经济层面，也包括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

从正面的角度，以1989年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为标志，金融资本积极推动全球各国尤其是世界体系外围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推动采取学术研究的面貌。各个私人信用评级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信用进行评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官方机构也以帮助国家经济发展、走出经济困境为理由，敦促各个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对改革成果进行评估，为国际信贷提供背书。这些评估与政策建议表现为高度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曾指出，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与其国内寡头紧密联合，造成了低效的投资以及高杠杆的风险，因此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敦促这些国家的政府学会量入为出，才能带来更稳定的增长，并吸引到国际资金。然而，缩小政府规模、开放资本市场的后果，则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控制程度降低，甚至主要银行都被国际金融资本控股，其经济进程完全受制于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便约翰逊所说的私人寡头存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也只是将经济主导权从国内的大资本转移到为国际金融资本手中。除此之外，拉拢收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精英、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学者并资助其研究，乃至发动军事政变与军事入侵等等，也是西方常用的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方式。

在微观层面，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已经形成一个常态化的产业。已有学者表明，在当前的全球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个与全球生产网络平行的全球金融网络，该网络由离岸低税中心、世界城市和高级商业服务公司组成，其中由金融寡头下属的高级商业服务公司协助全球各地的生产者进行企业改革以符合世界城市的法律法规、满足在世界城市上市的要求、在离岸低税中心建立分公司，并在上市过程中担任协调人和承销商的角色。作为回报，这些高级商业服务公司从生产者那里获得佣金。全球金融网络为跨国企业提供了同时利用全球成本低地与税收低地的成熟模式，并将这种模式推广至金融资本尚未进入的国家和地区。从客观上讲，这促使全球企业施行共同的会计准则，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但同时也使得全球经济越来越多的部分卷入金融资本的控制之中。

从反面的角度，金融资本作为全球主要债权人与股东的身份，甚至其持有的巨量流动性本身，便足以胁迫各国遵循有利于金融资本的规则，这种胁迫经常付诸实践。1998年，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试图说服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利·波恩(Brooksley Born)不要监管金融衍生品：“我的办公室里有13位银行家，他们说如果你继续下去，你将导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尚且如此，各个依赖外资的新兴经济体则更是受到规模庞大的金融资本流入与流出的胁迫。以印度为例，海外金融机构主要以参与式票据的方式投资印度股票市场。2015年7月，由印度最高法院设立的黑钱特别调查团提交了一份工作报告，建议调查参与式票据的持有者。这份讨论性的、远未形成正式政策的文件很快引发了对印度政府可能禁止参与式票据的担忧，投资者将资金大规模撤出股市，股票市场面临崩溃的危险，最终财政部长不得不在公众面前公开表态，表示不会对参与式票据及其持有者采取行动。

三、金融资本主导的不可持续性

在金融化的全球积累体制中，金融资本持续不断地从全球资本循环中汲取价值，这提高了金融资本的权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系统的不稳定性。金融资本对全球资本循环统治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由于金融资本对全球债权与全球生产所有权的不断积累，全球资本循环的开启和通畅运行完全取决于金融资本的决策，这带来了整个系统的不确定性;其二，金融资本按照对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方式塑造生产，最终使得全球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力受到损害。金融资本统治矛盾的实质，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时期的体现。

(一)金融不平衡与全球资本循环的断裂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利息率的决定纯粹由货币市场的竞争决定，不存在所谓“自然”利息率;但同时，由于利息本质上是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只能是利润的一部分，因此平均利润率又是利息的“最后决定作用的最高界限”。如今，金融资本嵌入全球资本循环的各个环节，获得包含利息收入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财产性收入。而在信用货币制度之下，货币流动不直接表现为贵金属的实物交割，而是表现为银行、金融机构与各个实体部门之间的资产负债表操作，因此金融资本财产性收入受生产利润率的限制大大降低，这使得全球金融债务相对现实生产的规模不断上升。在金融自由化时期，可以观察到全球金融资产的剧烈膨胀，而金融资产的背后则是非金融部门不断积累的债务。根据不同国际机构的估计，当前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量达到总增加值的2-3倍，为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从金融资本嵌入全球资本循环的方式来看，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的增加主要表现在两个不同性质的过程中。其一是全球各部门的债务上升。据统计，全球金融中心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海外资产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995年不到80%，而到2020年则超过200%。这种上升源于金融资本对全球资本循环中各个环节的价值汲取，从而生产地区的劳动者、资本家与政府部门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货币收入，只能依靠向金融资本的借贷和所有权售卖的方式维持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地的生产资料与产出规模取得了上升，但金融资本通过收购与并购、以及向政府借贷的方式积累资产的速度更快，这便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的“剥夺性积累”，即通过各种金融手段进行资产剥夺与各种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和掠夺。其二是美国政府的债务上升，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在金融自由化之初为30%左右，到2008年危机之前超过了60%，而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则达到了107%。美国政府债务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由于金融不稳定性加剧，政府不得不投入比战后管制时期更多的资金用于金融救助，其实质是用政府信用对金融资本循环的断裂部分进行修补，从而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循环提供充分的流动性。

随着有利于金融资本的全球金融制度的运行，全球财富的失衡到达这样一种程度：少数几家金融机构成为全球各个非金融部门实质上的债主与所有者，而在经济增长停滞的背景下，金融债务永远没有偿清的可能，只能利滚利地不断积累下去，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政策周期中在各个部门和各个国家之间来回转移。在当前的金融规则之下，全球金融结构几乎不可能重新回到平衡状态，而金融扩张的趋势带来了两方面的愈发严重的后果。

其一，由于全球资本循环乃至社会再生产过程需要以国际货币为起点开始，而全球货币资本又集中在少数金融资本手中，金融资本对全球生产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决定权与否决权。一旦金融资本信心不足，不愿意为具体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初始的货币资本，那地区或全球的货币总需求不足问题便会加剧，资本循环受到阻塞，而建立在未来收入预期基础上的虚拟资本市场价格也会崩塌。与此同时，其他经济单位面临着高杠杆与较高的违约风险，不仅难以主动开启生产或难以成为资本积累的动力，反而很容易造成全球资本循环的断裂。

其二，正是由于金融资本的重要地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多地采取非常规手段以维持金融资本的运转，金融资本循环运行的经济成本与政治成本越来越高。金融资本的全球控制与美元霸权之间相互依赖，但前者正不断对后者产生破坏作用。一方面，美国的金融积累导致了去工业化，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不再是美国自己生产的工业品，而是逐渐变为由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全球工业品生产。另一方面，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具有公共属性，因此美国政府修补金融资本主导带来的全球金融不稳定性所付出的成本，需要由全世界共同承担，尤其是由持有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经济体承担。最终后果是，美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出现了世界体系理论家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所说的“霸权”向“支配”的转化：霸权源于“支配群体有能力把其统治令人信服地呈现为不但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从属群体的利益。在缺乏这种信誉或信誉消减的情况下，霸权就收缩为彻底的支配”。

(二)金融资本主导带来的经济停滞

当金融资本向各个国家推行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制度时，曾允诺这一制度能使这些国家摆脱困境，带来繁荣与增长，然而现实却是全球经济增长在这一时期出现放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1年—1980年全球GDP年均增长率为4.5%，而在1981年—2007年降为3.2%，2008年—2022年进一步降为2.6%。值得一提的是，在后两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分别占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15%和38%，也就是说如果去掉中国这一特例，全球经济停滞的趋势就会更为明显。

经济增长放缓固然与全球所处的技术发展阶段有关，但种种迹象表明，金融资本在全球资本循环中的主导权阻碍了全球生产能力与经济增长潜力的发展，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可能原因之一。正如演化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所指出的，大多数机构投资者的专业能力主要在于投资组合管理，包括选股、市场时机和跟踪股票价格变动。这些股票交易能力与价值创造所需的管理能力截然不同，后者根植于战略控制、组织整合和财务承诺的结合。因此，前者在分配方面的优势和对企业生产决策的优势势必会影响企业生产性投入的数量与质量。拉佐尼克没有完全指出的是，由于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与灵活性，其在局部区域追求短期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可能会对该地区长期可持续增长能力造成负面影响。经济停滞并不等同于危机，但停滞有违资本增殖的属性，并会加剧全球金融失衡的严重性。

从生产的角度，金融资本全球统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向全球各地自由流动，以寻找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生产成本最低的区域，并通过自己的结构性权力凌驾于一切具体的生产与再生产条件之上，使得各个实体经济单位满足于自己盈利的要求。这既是对世界资本主义长期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反应，也是对古典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在更高程度上的回归。但其长期后果是，各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被绑定在由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国际分工中，从而使自身发展潜力受到损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动进行去工业化，其初衷是把研发、设计、高端制造等高技术、拥有垄断地位的部门留在国内，而把其他生产过程外包，以实现企业利润率的修复与股东收益的最大化，同时保持自身在全球生产中的支配地位。这导致传统制造业地区与产业工人力量的衰落，加剧了国内的贫富分化与阶级分化。而在主动去工业化的战略实行数十年后，美国的统治阶级才逐渐发现在除模块化程度较高的少数领域(如芯片设计与制造)之外，绝大多数工业生产的设计研发过程与制造过程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美国科技公司将生产外包的做法本身在减少自己从生产经验中获得技术改进与效率提升的机会，而去工业化带来的技术断层已经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领域无法保持领先地位。而在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另一端，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借助产业转移获得了部分工业化的机会，但出于技术垄断的需要，跨国企业尽可能避免让这些国家接触设计与研发环节，从而发展出自主创新的能力、实现“产业升级”，而这一切又是在所谓“比较优势理论”的包装下进行的。大部分新兴经济体与资源出口国被限制在特定的国际分工中，这是产生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而在个别国家甚至出现了“高GDP赤贫”的现象——自然资源开采带来的收益被跨国企业和当地寡头瓜分，而没有对本地带来太多就业和税收，绝大多数人口远远没有进入现代化。

此外，金融资本嵌入全球资本循环各个环节的价值汲取，恶化了全球各个生产地的金融状况，从而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为满足金融资本盈利的要求，工人的工资被尽可能压低，政府税收也因各种“避税天堂”的存在而被挤压，政府通过公共支出维持社会再生产以及主动推动产业升级的能力受到限制。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再生产成本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压缩工人工资与公共支出能显著提高利润率，并且在短期内看不出明显后果，但社会再生产的问题可能会在几十年后更充分地暴露。例如，当美国想要实行“再工业化”战略时，发现其战后建立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已经老旧且缺乏维护，具备熟练生产技能的产业工人数量也出现不足;而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也发现政府的财政能力与对经济的掌控力不足以支撑这些国家完成转型。

四、金融资本全球统治的危机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

金融资本统治下的全球生产已经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全球失衡与危机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应该如何摆脱金融资本统治所带来的困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向何处发展?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全球资本循环本身的矛盾当中。

归根结底，全球生产体系之所以依赖于美国的金融资本，是因为金融资本提供的货币资本是换取全球资源、开启全球生产的必需品，其背后是金融资本对美元这一世界货币的控制与垄断。而美元之所以成为世界货币，起初是因为全球各国依赖美国的工业产品，但随着美国金融化与去工业化的发展，美元购买力与美国直接提供的工业品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少，而是更多地源于对其他国家工业品生产的间接控制。如果这种间接控制减弱乃至失效，那么理论上就可以出现独立于美国金融资本的全球资本循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除了历史惯性外将不具备生产性基础。

而事实上这种现象正在发生，并且与中国的崛起密切相关。作为当前全球名副其实的工业生产中心，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近30%，并且作为金融资本全球统治的特例相对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化的负面影响。关于中国抵御金融化的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两方面：首先，中国在高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同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作用，并长期坚持对资本账户的严格管控，金融资本难以接管和控制中国的重要产业。其次，中国采取了工业化主导的发展模式，并且本身庞大的经济体量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工业基础足以支撑建设一套相对完整且能内部循环的工业体系。其结果是，一个不受美国金融资本控制且占全球生产份额越来越大的工业生产中心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得以形成。

乔万尼·阿里吉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是全球积累体系的物质扩张期，同时也是美国霸权的上升期，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则是全球积累体系的金融扩张期，同时也是美国霸权的衰落期。根据这一观点，正是中国顶住压力、在美国霸权最盛之时完成了经济高速发展，才为今天的世界体系格局变革带来可能。中国抵抗金融资本统治的经验固然有自身制度背景、工业基础与经济体量的特殊性，但在不受美国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生产份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拥有了寻求更加独立自主的发展、摆脱金融资本统治的更大机会。根据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的观点，“每个人都能创造货币，问题仅仅在于如何使它能被接受”。在古典资本主义早期，产业资本曾经为了摆脱高利贷资本的剥削，自发地演化出发达的信用体系，以便尽可能绕开贵金属进行交易。而在今天，同一过程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之间发生，只不过绕开的是美元。尽管美元仍在国际交易与结算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已从1999年的71.2%下降到2022年的58.9%，达到20多年来的最低点。而各国在区域货币合作、本币结算协议等方面的尝试尽管处于初始状态，但已经在全球大范围出现并形成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可以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开展金融制裁，但这又会进一步动摇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因为它损害了美元能够充当全球一般购买力的信念。

不可忽视的是，尽管美国金融资本的霸权已有松动趋势，但仍然占主导地位，并且仍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枷锁。只有当过去几十年积累的以美元为单位的债务被重新清算，经济运行规则得到重塑，世界经济才有可能从极度的金融不平衡中恢复过来。从长期发展的视角来看，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大部分经济体不可能形成完全的经济内部循环，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生产与技术合作只会越来越重要，因此关键在于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旧的国际关系。作为全球生产中心、并且近年来不断突破西方技术垄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应当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中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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