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自力 彭李政：数字资本主义让剥削更加隐蔽了

数字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隐性化研究

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使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认识数字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需要以深入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作为基础。本文基于已有研究，以数字资本主义形成的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表现形式和成因，并进一步分析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数字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和资本控制劳动的新方式。

一、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一)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内涵

隐性雇佣劳动关系指实际上存在但在现象上却被掩盖的雇佣劳动关系。在事实上的雇佣劳动关系存在的前提下，显性雇佣劳动关系在现象上表现出劳资之间依法签订雇佣合同，且在雇佣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在资本家的监督下按照资本家的意志进行劳动，劳动者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劳动成果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进行劳动的劳动者的所有物。与之相对，在现象上，如果劳资之间没有正式签订雇佣合同，或者在劳动过程中没有表现出上述非隐性雇佣劳动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过程的特点，事实上的雇佣劳动关系就会被掩盖，从而形成隐性雇佣劳动关系。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资本将雇佣劳动关系隐性化，与劳动者之间形成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现象愈加突出。举例来看，提供照顾服务的平台企业Sittercity和Urbansitter否认与劳动者之间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即使明确与劳动者签订了具有雇佣劳动关系性质的合同，资本也要声明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如借工平台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简称MTurk)、快递派送企业Doordash、线上杂货派送企业Instacart等在条款中明确劳动者是独立承包商而不是雇员;对于承认劳动者有雇员身份的企业还会附加各类如劳动时长、劳动地点、服务对象等前提条款，只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承认劳动者的雇佣劳动者身份。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将实际存在的雇佣劳动关系隐性化，从而实现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内攫取剩余价值和对劳动者更深层次的控制。

(二)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表现形式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通过数字技术操作掩盖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或通过数字控制、算法控制将劳动者的劳动独立化为脱离资本控制的自主活动，或通过多层中介将劳动过程的控制者模糊化，数字资本主义形成了三种表现形式的隐性雇佣劳动关系。

1.劳动过程被掩盖。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技术具有特殊性，它从起初就试图模仿人类的思维、实现无法与人相区分的智能。这决定了数字技术在研发过程中需要不断突破理解人类的思维方式、吸收并学习人类面对的各类信息进而模仿人类作出行为决策。虽然数字技术的进步需要大量的知识型劳动力从事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的活动，但完成有关基础信息的形成和输入的工作仅需要具有一般常识或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培训即可上岗的低技能劳动者，如数据工人。他们的劳动内容是进行内容审查、数据服务等，他们的劳动创造了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庞大数据集。这些劳动者的劳动给数据库提供能产生丰厚利润的信息，不仅显著增加了社交媒体和智能设备的价值，也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支持了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等新兴数字资本巨头企业的运行，形成了高度灵活的可以融入复杂软件构架的劳动力后备军。但这些劳动者的劳动常被视为是“幽灵工作(Ghost Work)”，整个劳动过程和全部劳动成果都被隐藏在技术操作中，表现为被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的各类软硬件设备自行运行的结果，实际雇佣劳动关系由此被掩盖。因劳动过程被隐藏而与资本之间形成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区别于同样服务于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训练师、算法程序员等知识型劳动者，后者作为具有特定技能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形成了确定且显性的雇佣劳动关系。

2.劳动过程独立化。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被独立化，表现出劳动者自己准备直接使用的生产资料、自己选择接受劳动内容、自己独立完成劳动、最后获得计件报酬的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现象，典型代表如网约车司机、通过平台接单的食品货物派送员等。对于这种情况，Harris等指出，劳动者同时具有独立承包商的自主选择性和传统雇员的受控制监督性，处于二者间的灰色地带。从现象上看，在这种表现形式下，劳动者通过购买、租赁等手段占有了进行劳动的直接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建立关系的数字平台资本反而出现了提供打车服务的公司没有出租车(Uber)、送餐公司不自己做餐(Deliveroo)等现象。但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看，数字经济时代对生产资料的改造和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新型生产资料依然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劳动关系的基础。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受到资本主导的数字控制和算法监督，是否能够进行劳动、如何进行劳动及劳动成果如何评价等都由资本决定。这从本质上就区别于真正的独立承包商和自雇就业者，这两者明确了提供服务者作为独立主体与接受服务者之间形成的是平等的合同交易关系，不受到合同另一方除合同规定外的其他监督管理，提供服务者根据合同提供特定服务并获得报酬，但自行承担税收、福利保障等。数字资本主义以独立承包商的形式掩盖劳资之间事实上的雇佣劳动关系，并以此规避对劳动者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保障。

3.劳动过程的控制者模糊化。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劳动过程的实际控制者被模糊化，劳动者通过在MTurk、“任务兔子”(Task Rabbit)、Upwork等平台上寻找劳动任务和接受雇佣。这些平台提供的劳动内容多样，包括内容筛选、核对正误等简单劳动，以及要求掌握一定技能的如网页设计、文字翻译的复杂劳动。但这些劳动内容并不是中介平台制定的，而是中介平台受其他有需求的企业委托发布，真正占有这些劳动成果的也是任务发布企业。通过中介平台，劳动者根据时间安排、技能要求、报酬水平等自主选择一项劳动内容并获得报酬，整个劳动过程如何进行、在什么时间内完成、劳动报酬如何支付等事宜由中介平台决定并进行监督，最终的劳动成果和获得的报酬数额则由任务发布者评价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任务发布者不清楚也不关心是谁完成了具体劳动任务，但与中介平台共同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此，雇佣双方的模糊性使得雇佣劳动关系更加难以显性化。比如，Upwork在德国登记了1.8万名求职者的信息，但是包括政府部门在内都不清楚这些雇员的个人信息，以及会以什么条件、介绍给哪些委托人，这将大大有利于资本对这些隐性雇佣劳动者进行剥削并规避审查。

二、数字资本主义形成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原因

雇佣劳动关系的形成具有社会历史性。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从形成基础看，数字资本主义形成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离不开马克思论述的雇佣劳动关系形成的基本条件。而之所以能形成具有隐性特征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因为数字资本主义具有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

在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对于劳动者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这一点没有争议，关键在于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分析。为此，需要从更广的意义上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资料及其所有制。

1.公共基础设施行业的私有化奠定了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推进了如电信业这样的公共基础设施行业的私有化进程，这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一个重要基础。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之前，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一直对电信领域实行广泛监管，电信公司被划归为公用事业公司和公用通信公司，并被要求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私人资本用户就已提出建立公司内部专有系统、获得公司网络应用自由空间的要求，试图推动电信设施和基于电信设施发展的网络系统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进程。1980年，联邦通信委员会允许政府管制的电信公司成立分公司且不受已有管制约束，并在较短时间内推广到所有公司，引起了整个行业内私人资本的市场自由权扩张。紧接着，长期占有美国电信网络垄断经营地位的AT&T公司被强制分解，大量私人资本涌向电信通信、信息技术、网络创新等领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这些率先占有数字技术相关基础设施的私人资本开启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圈地运动”，掠夺、扩张虚拟网络空间，固化了对数字经济时代基础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控制地位。

2.数字经济运行的关键生产资料由数字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技术赋能下，传统劳动资料被转化改造为数字化智能化的设备，能够实时形成监测数据，并根据已经编写好的程序算法进行自我决策和运行。在这一过程中，数智设备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互联网、算法、大模型、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持。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是经过数智技术赋能的传统生产资料，还是数字经济运行所需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实际上都掌握在资本手中，其中少数资本在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比如，从硬件设备看，英伟达(NVIDIA)、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Inc.)和英特尔(Intel)在计算机芯片市场具有优势地位，2022年，英特尔和AMD在全球服务器用CPU芯片市场的份额分别为71%和20%，英伟达则在全球AI芯片市场和全球AI服务器加速芯片市场中占有主导地位，其市场份额均超过80%。在软件系统方面，微软(Microsoft)的Windows系统在电脑桌面操作系统市场占据主要份额，2023年12月至2024年10月，Windows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始终保持在70%以上。同时，私人资本还占有由这些数智设备和数字基础设施的运转而形成的大量数据，用以实现劳动资料的智能化转型，提升设备的可知性、自主性、协同性、可控性和可靠性;或以劳动对象的形式为算法运行和完善提供“原料”，推动算法优化升级。部分实力强劲的私人资本则构建属于自己的数据中心以强化对数据的占有权。比如，亚马逊(Amazon)、微软和谷歌除在美国构建数据中心外，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拥有多个数据中心，这三家公司是全球数据中心覆盖范围最广的公司，占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容量的60%。

3.少数私人资本巨头垄断控制全球性数字基础设施。从世界范围看，某些资本巨头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下，投资建设如跨国海底电缆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如，2016—2018年，脸书与微软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共同铺设了迄今为止功能最强大的从弗吉尼亚海滩到西班牙毕尔巴鄂的海底电缆Marea，这条海底电缆总长6400公里，它的建设推动数据以更快的速度传播。由于不是每个私人资本都有条件建设这样的大型数字基础设施，且资源环境也不允许无限制扩张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因而少数资本巨头自然而然就成为这些生产资料的少数占有者，同时也就赋予少数资本极大的生产资料控制权，并以此成为其权力扩张的基础。进一步地，建设这些数字基础设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资料也就具有了垄断控制权。这种控制权成就了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霸权地位，使之以此控制其他国家的数字空间发展通道。

(二)先进技术支持下雇佣劳动关系灵活化的新发展

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看，隐性雇佣劳动关系是数字资本主义凭借先进技术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灵活化的再发展。在资本主义早期，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使妇女儿童得以加入生产过程中，排挤了成年男性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资本在决定购买什么类型的劳动力时拥有了更大的灵活选择的权力。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形成了多种形式的雇佣劳动制度，以科层体制为基础，不同层次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形成不同类型的雇佣劳动关系，又可根据生产过程的变化而灵活调整，部分劳动者甚至得以确定永久雇佣劳动关系。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被重构，形成了“以往因为劳动分工而彼此互不连属的生产部门，被网络整合成集体协作的生产过程，并与更高级的劳动过程直接对接”的生产体系。

在这一生产体系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用弹性雇佣制度，劳资之间形成更灵活的，也更有利于资本的雇佣劳动关系。一方面，弹性雇佣制度的形成表现为更多的临时劳动力被使用，作为雇主的资本家可以根据内外社会环境变化来迅速变更雇佣策略。另一方面，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是短暂而脆弱的，雇佣劳动关系可以随时形成和解除。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通常以计件工资的形式获得酬劳，而资本却不需要负担正式雇佣劳动关系中所应承担的包括劳动者带薪假期、安全保障、保险福利等义务，劳动者因此将承担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为了促进技术变革，资本家提出防止过度监管、强化私人部门主动性、激发竞争活力、促进资源高效流动的发展要求。推进雇佣劳动制度的灵活化也服务于技术革命的发展目标，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来提高资源配置的反应速度、加快创新传播。实践发展证明，资本主义之所以要推进雇佣劳动关系的灵活化进程，本质上还是为了增强资本在劳资谈判中的权力、强化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技术的发展反过来也成为资本控制劳动的手段，继续加强雇佣劳动关系的灵活化成为必然。数字资本主义形成的隐性雇佣劳动关系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灵活化的雇佣劳动关系，它是资本主义依托于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先进技术的迅速发展，实现劳动过程在物理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结合、在线下和线上结合，并利用互联网等构建的虚拟空间来掩盖实际的雇佣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灵活化的新形式。

(三)劳动者的相对过剩与技术发展需要

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新的分工体系，重新定义社会需要的劳动者技能，使劳动者不得不面临技能退化和技能过剩的现实。技能退化意味着劳动者的技能在劳动过程中已经彻底成为无用技能，马克思指出，“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技能过剩则是相对于劳动过程对劳动者的技能需要提出的，劳动者可能获得了高学历、掌握了大量专业知识，但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未能得到充分应用。由于技能退化和技能过剩被排挤出劳动过程的劳动者容易成为相对过剩人口，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技术进步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迅速迭代，这一群体的规模将不断扩大。

从就业数据看，OECD成员国在1991—2023年间15岁以上的平均就业—人口比约为55.98%，这意味着有将近一半的人口没有就业。具体到国家看，在这30多年间，美国15岁以上的就业—人口比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分别为63.30%和56.38%，平均水平约为60.23%;日本与美国近似，该指标的平均水平约为59.24%，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分别为62.61%和56.44%;而英国和德国该指标的最高水平仅为60%左右，平均水平分别仅为58.44%和55.23%。从更长时期看，1970—2024年间美国的就业—人口比不超过65%。除整体就业水平低外，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企业比如电商平台、科技公司等还在不同程度地裁员。根据一家追踪科技行业裁员情况的公司Layoffs的最新数据，2024年1—10月，全球已有超过400家科技公司裁员超过14万人，如美国电商巨头eBay在2024年1月就宣布要裁撤1000名全职员工，占其当时全职员工总数的9%。从Layoffs公布的数据看，2023年，搜索引擎公司谷歌裁员超过1.2万人，社交平台脸书的母公司Meta裁员约1万人，电子商务零售企业亚马逊裁员超过2万人，而美国视频分享平台Vimeo裁员比例达11%。大量劳动者失业，形成了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

同时，数字经济时代存在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 Paradox)，即计算机很难完成许多对人类来说很简单的任务，反过来，计算机能做很多人类认为极其困难的事情。人类能比计算机更有效地完成类似内容审核、重复数据删除的低技能要求的简单劳动;如果进行正式雇佣，企业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经费，而通过这种灵活化的线上分布式微任务可以为企业优化效率、提高灵活性并降低成本。

由此，一方面是全球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另一方面是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数字资本主义形成隐性雇佣劳动关系成为必然。数字资本主义形成隐性雇佣劳动关系在现象上看似为劳动者提供了新的就业选择、吸纳大量相对过剩人口，但这种雇佣劳动关系从形成之初就立足于以资本为核心，大量隐性雇佣劳动者无论进行什么样的具体劳动，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地为资本主义创造剩余价值，并为推进数字技术进步而服务。因而，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如马克思指出的，“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对劳动者来说，成为隐性雇佣劳动者具有一定的被迫性，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形成加深了劳资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仅权益受到损害，而且在隐性雇佣劳动关系条件下进行的劳动过程难以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也难以为他们再次寻找正式雇佣岗位提供经验积累，两个因素都将导致劳动者陷入隐性雇佣劳动关系永久化的困境，阻碍劳动者的再发展。

三、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进行剩余价值生产，其生产方式包括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数字资本主义隐性雇佣劳动关系条件下，雇佣劳动关系的隐性化为掩盖资本主义更大程度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了新的条件，资本主义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表现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点，且较之前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有新的变化。相较而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变化则不显著。因此，有必要对数字资本主义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针对性的分析。

(一)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性

马克思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定义为，“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普遍化，以及技术变革引领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资本主义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已经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那么，又该如何理解数字资本主义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生产剩余价值呢?

1.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为前提。马克思在区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时指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劳动者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从属关系只是发生在“现有劳动过程在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之前就已经存在，在以前的各种生产过程和其他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就已经形成”，“它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以前的、作为它的直接产生(被采用)的基础的生产方式”。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劳动者对资本形成了实际上的从属。此时，“在工艺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特殊的生产方式，一种使劳动过程的现实性质及其现实条件都发生变化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从这一点来看，“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

对于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的剩余价值生产，它是以数字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的一个特定阶段为前提，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方式已经区别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成为普遍生产方式时的仅仅“只要从前为自己劳动或者作为行会师傅的帮工的手工业者变成受资本家直接支配的雇佣工人就够了”的情况，这种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也使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程度加深，而非回到劳动只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阶段。在数字资本主义隐性雇佣劳动关系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具有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点，这仅仅从其生产剩余价值的方式符合绝对延长工作日、在工作日不变的情况下没有改变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相对比例的特点分析得出。

2.数字资本主义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具有历史必然性。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越发达，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会越困难。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有限度的，“资本的界限始终是一日中体现必要劳动的部分和整个工作日之比”，而“生产力不管怎样提高都越是不可能明显地减少必要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已有的价值增殖程度越高，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困难”。埃玛纽埃尔·雷诺(Emmanuel Renault)指出，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以尽可能减少空闲时间和尽可能提高劳动强度为标志的向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回归。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技术提供了跨越时空限制的控制更多劳动者的技术基础，也就为资本创造了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面临局限时的新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因而，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隐性雇佣劳动者虽然表现出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生产剩余价值，但这是建立在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先进技术基础之上，区别于以纯粹的绝对延长工作日长度而没有改变生产方式来进行的传统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更不是向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剩余劳动生产方式过渡。

(二)以劳动内容不变而提高劳动强度变相延长劳动时间

从提高劳动强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看，如果劳动强度超过一个标准劳动强度，则相当于在标准劳动强度的情况下延长了工作日，也就成为隐蔽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这一点对于不需要提升技能的隐性雇佣劳动者来说尤其突出。如，网约车司机并没有因为数字技术的应用而改变驾驶方式，也没有实现自动驾驶，但他们作为数字资本主义隐性雇佣劳动者与非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的职业司机相比，劳动过程依托于技术进步发展的互联网平台而具有了独立化的自主性，掩盖了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强制性。这种具有独立化特征的劳动过程常采用计件任务式的劳动方式，为资本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度”。而劳动者每完成一次独立的劳动过程，还需要给所在平台缴纳固定比例或固定金额的费用。这减少了劳动者实际获得的劳动报酬，迫使劳动者不得不提高自己的劳动强度，从而也就为资本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在现象上表现为劳动者自愿选择提高劳动强度。

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自愿”增强劳动强度现象的出现，除因劳动者需要给平台缴纳费用外，关键在于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中资本规避了对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应承担的责任。在显性雇佣劳动关系中，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必然要实现生产资料的补偿更新，其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也必须至少能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而在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劳动者占有进行劳动所必需的直接劳动资料，资本家因而将应该由其负担的劳动者进行劳动所需的劳动资料的维护、损耗费用转嫁给劳动者自行承担。如，对于优步司机来说，司机自备车辆、自己承担保险和风险。又如，在英国，提供送餐服务的Deliveroo机构的派送员起初每小时获得报酬为7英镑外加每单1英镑的额外津贴，2016年调整为按单计酬，每单3.75英镑，不仅等待的时间没有报酬，而且自行车、手机等的日常开销、维修费加上职业保险费等都由派送员自行承担;如果没有自行车，向机构租用自行车则需要另行支付费用。另外，隐性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理应包括维持自身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部分，如果劳动报酬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只能在萎缩状态下维持和发挥。在这种情况下，隐性雇佣劳动者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承担的负担加重，资本又不可能以降低剩余价值率的代价来维护劳动者权益，劳动者则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相较于非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资本主义隐性雇佣劳动者完成计件任务的数量和速度不再受制于整个生产中分工协作的进度安排，而是由劳动者自己决定劳动强度，进一步掩盖了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和被资本控制的实质。

综上，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过程进一步加强了劳动强度与劳动者个人利益之间的联系，即“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资本在此过程中攫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

(三)以形成“全球总体工人”相对突破工作日的绝对限制

剩余价值生产的意义是，对于资本来说，如果不能获得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资本也就不成为资本。因此，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多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对资本来说极其重要。数字资本主义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形成，是在没有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情况下，为资本建立了一个全球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全球总体工人”。“全球总体工人”的形成是以各个时间段内劳动者人数的增加来突破工作日的绝对限制，实现全球劳动者在24小时内共同为同一个资本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相对地延长整体劳动者在绝对限制的工作日内的劳动时间。

在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形成的“全球总体工人”，区别于马克思论述分工与协作中的“总体工人”，后者的形成是因“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或者是因“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无论哪一种情况，通过协作形成的“总体工人”都是在扩大劳动的作用范围的同时缩小劳动空间范围。与此不同，在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形成的“全球总体工人”是通过劳动空间的分散和劳动人数的增加，以扩大为资本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者的范围。构成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全球总体工人”的每一个局部工人，并不是协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过程中的一个肢体，而依然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隐性雇佣劳动者形成的“全球总体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也不是将“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转化为空间上的并存”，而是各个独立劳动者进行独立且完整的劳动过程。因而，由隐性雇佣劳动者形成的“全球总体工人”并没有形成一种特殊的表现为“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的集体力。隐性雇佣劳动者形成的“全球总体工人”更类似于在全球形成了换班制度，满足了资本24小时占有劳动的内在要求，又缓和了特定区域内的劳资关系。

区分两种“总体工人”，有助于理解隐性雇佣劳动者形成的“全球总体工人”并不是如分工协作形成的“总体工人”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是在空间上扩大进行劳动的劳动者数量、间接延长劳动者整体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时间而进行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当然，这两类“总体工人”的共同点在于，大量关键的生产资料由资本家占有，并且以自由雇佣工人的存在为前提。同时，无论是哪一类“总体工人”，其形成都是生产社会化提高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都提高了资本的生产力、增强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马克思对此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

四、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资本控制的空间化特征

数字资本主义形成的隐性雇佣劳动关系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呈现空间化的特征。

(一)跨越物理空间的资本控制性增强

空间化首先意味着生产过程中物理地点的改变。仅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已经具有广义上的空间化特点，如通过殖民体系、奴隶贸易等获得便宜的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利用不断进步的交通通信技术，以生产的转移实现对劳动力更有效的控制。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后，劳动分工的细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资本可以在不放松监督控制的前提下将不同的劳动内容分散在全球各地完成，跨国公司在不同地区投资设厂，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攫取剩余价值。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应用无疑成为跨越物理空间的资本控制深化的重要支撑，并表现为控制范围更广、资本参与更加多样。以第一种和第三种表现形式的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为典型代表，数字资本主义倾向于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与劳动者形成隐性雇佣劳动关系，只要能够连接互联网、使用计算机，劳动者可以随时进行劳动。而且，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登录资本建立的工作平台，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完成进展、每一项任务所耗时长等都为资本所控制。维尔纳·吕格默尔指出，按照地区和国家的经济体量对比来看，那些身处经济不发达地区且职位较低的员工往往会被极度压榨，这种情况将加剧全球发展的不平衡。

(二)资本在“虚”“实”空间形成对劳动者的双重控制

数字经济时代的空间范围从实体物理空间扩展到借助互联网技术等搭建的虚拟空间。由此，从技术发展来说，数字经济时代已经能够将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劳动过程联结起来。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虚拟空间的构建方式、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联结方式、实体空间中的劳动方式都由资本决定，资本控制了整个虚拟空间尤其是垄断了空间接入权进而获得了剩余控制权，劳动者只能被迫接受劳动规则、服从资本的控制进行劳动，并按照资本的意志接受分配结果。数字资本主义由此实现了在虚拟空间对劳动者在实体空间中劳动过程的双重控制。

以第二种表现形式下的隐性雇佣劳动者为例，资本利用算法，将劳动者整合到算法逻辑中，通过设置激励性配送费、排名评价系统等在虚拟空间制造劳动者对资本控制的“同意”，并将这种“同意”转化为实体空间中劳动者的服从。如，优步系列的在线食品派送和订购平台Uber Eats提出Uber Eats Pro(“优食派送员奖励计划”)，根据劳动者在实体空间中完成的派送任务情况在虚拟空间赋予积分，并且每三个月对派送员进行评级，基础等级为“普通级(Green)”。在商家和顾客双边对劳动者的评分均不低于4.5分的前提下，根据实际积分将劳动者定级为“黄金级(Gold)”“铂金级(Platinum)”或“钻石级(Diamond)”。每单积分的多寡受到每一次劳动内容的完成时间、距离远近、顾客和商家的双边评价等影响，如晚餐时间和午餐时间的每次派送可分别获得6点和3点积分，其他时间的派送仅可获得1点积分。不同级别的劳动者在燃油费用、充电费用、手机配件费用、租赁交通工具费用等方面获得的补贴不同，进而能够获得的平台提供的技能培训和客服帮助也不同。

(三)资本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的空间化控制

在数字资本主义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资本凭借空间信息的不对称获得了对劳动过程控制的相对权力，雇主的地位因掌握雇员的行动信息而得到加强，劳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最终转化为劳资之间权力的不对称。

1.劳资之间掌握的必要劳动过程信息具有不对称性。隐性雇佣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是在资本设立的劳动场景中进行的，一般情况下，劳动者根据平台显示的信息如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劳动过程可能涉及的路程远近等选择是否接受某项劳动任务。但实际上，平台往往在劳动者接受劳动任务之前隐藏这些信息或含糊其词，如隐藏劳动报酬致使劳动者无法估计进行劳动的成本收益，又如隐藏配送员的取货送货地址而使其在实际劳动过程中付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最终还有可能因超时或其他事故受到惩罚。也就是说，劳动者所能接收到的信息是根据资本的意志经技术处理后的呈现，劳资双方对同一劳动过程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加深了劳动者对资本的实际从属程度。另外，即使平台公布劳动过程的信息供劳动者评估决策，如果劳动者拒绝次数过多也会受到惩罚，甚至此后在算法派单上会受到歧视。这间接迫使劳动者不能拒绝任何一次派单，进而限制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主导控制权。

2.劳动者成为隐性数据劳动者，并创造了新的信息不对称。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具有隐性数据劳动者的身份，他们在劳动过程中以不同的形式为资本创造各类数据。以第二种表现形式下的隐性雇佣劳动者为例，他们在劳动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连接平台，从劳动时间到劳动空间、从间歇时间到移动轨迹，每一次劳动都产生了一系列属于特定劳动者的高粒度数据，有些平台甚至要求劳动者在完成每一个步骤后向平台汇报信息才能得到劳动过程下一步骤的指示，而这些数据最终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平台资本通过收集、处理、分析这些数据以优化平台运作、提高劳动过程的效率，落实到具体劳动过程中就是改变现有的劳动规则，加强资本对实际劳动过程的控制。在此基础上，资本还将进一步强化信息优势——资本对算法规则的不断调整并不会及时通知和再培训劳动者，劳资之间对于劳动过程的认识出现了新的信息不对称，而劳动者只能在实践中反复试验甚至付出违反规则而受到惩罚的代价来学习新的不透明的算法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已有认识还不断被排斥，资本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通过“干中学”形成的经验积累知识无用化，如将劳动者积累的物理空间的路径知识替代为算法规则设定的配送路线。这就造成劳动者失去对劳动过程已有的信息优势，在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新的信息不对称。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作为隐性数据劳动者从各个方面为资本创造信息优势，在劳动过程中也就不断生产出控制自己的异己力量，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四)中介式和系统式的组织结构增加了资本控制的维度

显性雇佣劳动关系中的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双方在一个既定的时空范围内是相对固定和明确的。而在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下，形成雇佣劳动关系的双方被模糊化，与劳动者形成雇佣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体出现双重甚至多重维度的情况。这意味着，在显性雇佣劳动关系下确定的分配任务、发出指示、支付工资、承担风险等在多个雇主的情况下将变得模糊不清，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受到威胁，间接增强了资本的控制权力。在数字资本主义形成的隐性雇佣劳动关系中，资本控制维度的增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中介平台具有的潜在雇主性质。借助互联网技术等搭建的平台既是技术接口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也是一个联系多方群体的虚拟市场，多边群体借助这一中介进行广泛互动交流并达成交易。在劳动力市场，以MTurk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中介联系了任务需求企业和全球劳动力，而通过中介平台与任务需求企业联系的劳动者，即第三种隐性雇佣劳动关系表现形式下的劳动者，将受到中介平台和任务需求者的双重资本控制。以MTurk平台的运行为例，首先，劳动者在加入这一平台后，被无偿收集包括年龄、收入状况、婚姻家庭状况等在内的个人信息，而MTurk为此设置“高级资格(Premium Qualifications)”选项，要求任务发布者支付额外的费用以选择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其次，MTurk会根据劳动者的工作绩效给予劳动者“大师资格(Master Qualification)”，若要雇用获得这一资格的劳动者，任务发布者必须多付薪资并按比例提高支付给平台的费用。在整个劳动过程结束时，任务发布者需要向MTurk支付劳动者工资及使用MTurk的费用，这些费用的支付制度由MTurk平台制定，其参照基准是任务发布者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根据MTurk的规定，支付给MTurk的费用是基于劳动者工资而抽取一个不低于20%的数额，这一比例的变动主要基于任务发布数量的多寡及使用如“高级资格”和“大师资格”等选项的情况，而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仅是每个任务0.01美元。如果任务发布者拒绝接受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劳动者将不能获得任何报酬，资本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处于绝对支配的优势地位。由此，以这种劳动方式谋生的劳动者不得不在完成一项任务后立刻寻找下一项任务安排，而劳动过程的任务发布者却以低廉价格、高效执行力占有大量劳动成果。在整个劳动过程中，由于中介平台的介入，劳动者只是选择是否接受某项任务，但是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为谁、为什么目的而劳动，劳动内容、劳动成果、劳动过程与劳动者异化。MTurk平台的案例已经表明，作为中介平台的资本声称自己只是中介而没有雇主性质不具有说服力。这类资本往往通过提供劳动过程所需的基础设施，承担了类似传统工厂中的社会空间功能，对劳动过程的监督控制摆脱了实体空间的空间约束，并将劳动真正纳入资本的逻辑中。

2.系统式组织结构形成多重维度的资本控制。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应用重组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资本构建了系统式的生产组织结构，目的在于巩固并扩大自己的市场地位。为了建立系统式的组织结构，资本首先强化自己的核心业务，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并以此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混合兼并，围绕主体领域打造数字化生态。在此过程中，数字资本又往往寻求金融资本的支持。比如，亚马逊最初主营图书贸易，在贝莱德(BlackRock)集团等金融资本的扶植下迅速成长，收购了大量的竞争对手和供货商，包括线上书店、数字监控系统企业、连锁超市等，并通过与大型物流公司签订大幅度折扣合同组建自己的配送物流体系。由此，单个资本通过不断侵蚀各领域的市场，扩大自己的市场势力。这可能会带来资本巨头之间的业务重叠、趋同，并加剧它们之间的竞争强度和扩张力度。尽管如此，在资本控制劳动的过程中，它们依然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必要时联合起来以维护资本的整体利益。系统式组织结构的建立深化了各单个资本之间的联系，“单个组织成为全球化网络生产的一个节点，并成为引导国际资本和信息流动的管道”，在这个体系中的资本在现象上分散，实际上形成了“无中心的集中”。形成系统式的组织结构后，对同一劳动者进行剥削的资本维度从系统的核心扩散到外围、从单个节点扩展到整个系统，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次上对劳动者形成控制，这也是马克思论述的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不是单个资本家而是整个资本家阶级这一认识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的新体现。

五、结语

本文对隐性雇佣劳动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揭示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新变化、分析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全球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

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事实上存在的雇佣劳动关系因实际劳动过程被掩盖、劳动过程独立化和劳动过程的控制者模糊化而被隐性化，但并不能从劳动过程的现象表现就判断实际上的雇佣劳动关系不存在。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基础来看，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资料依然由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构成了雇佣劳动关系存在的基础。而之所以形成了隐性雇佣劳动关系，是数字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灵活化的发展趋势的延续，也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在技术进步引起新一轮劳动分工后对劳动者的新的需要，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追求。

在实践活动中，隐性雇佣劳动者对于数字经济的运行尤其在人工智能的数据学习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所涉及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但实际存在的雇佣劳动关系被隐性化后，劳动者的劳动往往被社会忽视，常被纳入零工劳动、灵活雇佣的范围，从而掩盖了这类群体的特殊性。这导致他们的劳动权益更加得不到保障、面临的困境和风险难以得到解决，劳动者陷入更加弱势的处境。对资本来说，通过深化雇佣劳动关系的隐性化，数字资本主义掩盖其通过新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无偿占有全球大量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本质，并凭借先进技术支持，增强跨越物理空间的资本控制权力，在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对劳动者进行双重控制，以信息优势强化控制权力，以中介式和系统式的组织结构增加控制劳动者的资本维度。

(作者简介：何自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彭李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25年第1期，编发时有删减)

引用格式：何自力，彭李政.数字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隐性化研究[J].经济纵横，2025(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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