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寻常的一次“用兵”——评中国即将举行的胜利阅兵

中国将在今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举行阅兵的消息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解读，有“震慑日本说”，有“捍卫和平”说，有“巩固战后秩序”说，等等，笔者以为，从另一个视角看，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用兵”。

　　人们都知道，和平时期的用兵方式只有两种：演习与阅兵。演习重在锤炼，阅兵重在展示。也正因为如此，各种各样的军事演习与阅兵司空见惯，其中特别是阅兵式，有的国家一年之内甚至都要来上那么几次，对此，各国有各国的传统。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是十年一次，这已形成惯例。此次宣布的胜利日阅兵，显然是打破惯例的非同寻常之举。

　　非常之举必有非常之意，这一非同寻常的“用兵”之举具有引人注目的特别意义。

　　这表明，中国的掌兵者开始学会“用兵”了，这一点很重要。

　　“掌兵”与“用兵”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难题，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关乎国家安危大局(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两年前的文章《“掌兵”与“用兵”》)，遗憾的是，有很多掌兵者甚至长期都迈不过用兵的门槛，也就是说，有的人虽然掌兵多年，却不知道如何用兵，只能循规蹈矩，照章办事而已，这种状况，与人与国都是一个不小的悲剧。此次打破传统非常规的阅兵表明，当今中国的掌兵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掌兵，而且开始实际“用兵”了，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更让人侧目的是这一举措所昭示的决心。这表明，如今中国的掌兵者有魄力，有胆气，并非循规蹈矩的平庸之辈，该出手时就出手。有这样的思想意志底蕴，可以预见，此次非同寻常的阅兵大概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后还将有更高水平、更高境界的“用兵”之举，这一点将更加重要。当年曹操评价诸雄，并不认可势力很大的袁绍、刘表诸人，却大起“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感，所看重大概就是这一点。

　　现在，围绕中国胜利日阅兵的某种“博弈”已经开始。在国内政治上，已经有“专家”提出要摆“抗战老兵”方阵，是不是想让其中也含有一些“国军”，亦未可知;在国际上，邀请普京同台检阅已经确定，是不是也邀请奥巴马、安倍诸人，现在开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了。看来，中国这次非同寻常的阅兵也等于是主动出牌，搭建了一个特别的博弈平台。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等先声夺人，不也是“用兵”的一种高明境界吗?

　　附文：“掌兵”与“用兵”——未来十年中国的挑战之一

　　任何时候都有那么一些手握大权的人，要么不会用权，要么滥用权利，这几乎是司空见惯的常识，连普通老百姓对此也能略知一二或者更多，比如以纨绔子弟为代表官二代之类，他们中就有相当这类货色，人们对早就见怪不怪了。与此相类似，“掌兵”与“用兵”也是这样，历来都有“掌兵”与“用兵”脱节的怪现象，即掌兵者不会用兵。因为军国之事多所忌讳，所以有关“掌兵”与“用兵”的话题一般甚少有人提及。中国即将开启未来的十年，未来十年的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掌兵”与“用兵”关系就是诸多挑战中突出的一个。

　　掌兵却不会用兵的现象司空见惯，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例子。中国古代的皇帝们概都是最高掌兵者，但其中多数却并不知兵，也就是说并不会用兵，其典型是宋明两代的皇帝们;当今时代掌兵却不会用兵之鲜活例子是伊拉克的萨达姆，在用兵问题上，此公倒不是因不会而不敢，而是无知者无畏，穷兵黩武，最后落得个身死名裂、遗讥后世的悲惨下场。

　　其实，掌兵与用兵脱节是现代政治的必然产物。现代文明社会的文官制度决定掌兵者绝大多数都无法避免用兵上的盲区，真正“用兵如神”的掌兵者可谓凤毛麟角。

　　但是，掌兵的根本目的在于用兵。用兵并不是军事人员的专利，军事专业人员需要遂行具体任务，而战略与战争指导则是掌兵者的应尽之责。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对此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战争这件事太重要了，以致不能把它交给军人”。

　　掌兵而不会用兵其结果非常糟糕。这将导致两种极端：一种是穷兵黩武滥用兵，如萨达姆之流，某种意义上还有小布什;另一种就是鸵鸟政策，虽然握有可观的军事力量，却不敢使用也不会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战略资产越多压力越大，战略局面越复杂也压力越大，以至于国力空悬，却只能干瞪眼或者干脆闭上眼睛来一个眼不见为净。

　　掌兵者必须学会用兵，这是现代政治制度下解决解决掌兵与用兵脱节问题唯一可行的渠道。所谓学习，一是学习人类既有的经验，以今日世界局势而论，如果不懂得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与用兵经验，则不足以正确指导今天的全球战略博弈;二是在实践中学习，也就是说，通过实际用兵学习用兵。这方面比较好的表率是俄罗斯的普京与美国的奥巴马。普京经常上演军事秀，但笔者以为，这可不仅仅是“秀”那么简单，这是价值取向与意志决心的昭示，而且，在重大危机关头，俄罗斯的普京绝不手软，对付车臣牛刀杀鸡，打击格鲁吉亚摧枯拉朽，表现不俗;奥巴马也是这样，在其任内，他直接指挥了袭击拉登的军事行动，指导了推翻利比亚卡扎菲的战争，其表现也可圈可点。

　　这里需要顺便说一句，所谓向实践学习，必须真刀真枪，演戏作秀是不大管用的。笔者一直以为，像维和、反海盗等行动，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各种演习，其实并不代表用兵，离真正的用兵可谓天差地远。

　　回顾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用兵经验可说是一片空白。但是，展望未来十年，中国无法回避和不能回避的战争与冲突在在皆是，迫切需要善用兵、巧用兵，实现掌兵与用兵有机统一，完成掌兵与用兵的最佳组合，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改善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要靠学习。中国共产党正在大张旗鼓地建设学习型政党，窃以为，学习型政党不但要面向市场学习经济，还要面向战场学习用兵，这将是未来十年一个十分重大而艰巨的挑战。

　　妥协与强硬——未来十年的挑战（之二）

　　未来十年，中国将面对越来越激烈战略斗争，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战略斗争需要高度的艺术性与策略性，其中，妥协与强硬的有机结合是起码的要求，这也是世人皆知的道理。战略斗争不能一味强硬而没有妥协，这将导致蛮干，结果是没有战略;也不能一味妥协没有强硬，这将导致绥靖，结果照样糟糕。战略斗争之所以也被世人称之为“战略博弈”，就是因为再其过程中要高度艺术地处理妥协与强硬的关系，使之成为有机组合，完成最佳交换。因此，正确处理妥协与强硬的关系，将是未来十年从事战略斗争的中国不能不解决、不得不解决的问题。鉴于这个问题的复杂与深刻，这无疑将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挑战。

　　需要直面这一挑战的不仅仅是决策者，它也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专利，而是一个全民性的课题，任何只要稍微留心一些网上议论与评价的人，都不难发现，有关“妥协与强硬”的问题是怎样深深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纠结。

　　笔者以为，在有关“妥协与强硬”的纠结中，明显地存在两种情绪性的偏向：

　　一是“打”字当头、武力第一的偏向。表现为经常是喊打声一片，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也不管是哪个对象，总是情绪一冲到顶：对菲律宾——打，对越南——打;对日本——打;对印度——打;对美国——打，等等。多年来，这些人大造即将“即将开战”的舆论，并在在痛苦的煎熬中期待炮声响起。

　　这些人难道就这样相信战争，相信中国能够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并迅速复兴崛起吗?

　　显然，任何人都不会这么简单。

　　笔者以为，一些人之所以出现如此冲动甚至带有极端色彩的情绪，主要原因并不源于对战略规律的认识，而是一种逆反心理的反映。多年来中国对外政策上看起来相当“软弱”的状况激发了这般强硬的心理与情绪。坦率地说，这种情绪现在已相当普及，如果将其概括为当今中国的国民情绪，也许并没有多少言过其实。

　　二是“和”字真言、谈判至上的偏向。这种倾向视“合作”为当今世界不可动摇的法则，认为战略对抗不会存在、不复存在也不应存在了，中国和其它国家都“只能合作，除了合作别无出路”。所以这些人坚决主张用谈判的办法解决一切争端，以此实现中国与其它各国之间的“和谐”发展。

　　持这种主张的人为什么这样相信谈判的效能呢?外交谈判对他们难道就有这样的魔力吗?

　　本来，稍有一点战略常识的人都懂得，所谓的外交谈判，无非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较量，能打方能言和，如果连打都不想打，或者不敢打、不能打，所言之“和”是不会多大的价值的。

　　但是，奉行“和”字真言、谈判至上的人们也有强大的理论支撑，这个理论认为，时代不同了，现如今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世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各国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所以，无论是中美之间，还是中日之间，以致中欧之间，都必须合作，只能通过谈判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或者冲突。

　　可以说，有关“利益共同体”理论是当今中国居指导地位的重大理论建树，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理念，引导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并因此造成了与国民情绪之间的严重对立。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偏向都是错误的。第一种极端强硬，第二种一味妥协，都不是从事战略斗争所应该有的姿态，这样做不仅将使战略博弈庸俗化、低级化，而且也必然要在现实面前碰壁，碰得个头破血流。

　　发展的中国也是成长中的中国，不断成长的中国需要战略上走向成熟。未来十年中国不能一味妥协，而要正确运用妥协与强硬的两手，从而达到战略的艺术运用，实现战略两手的最佳组合，并同时化解国民情绪的极端倾向，

　　这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艰难。中国到底应该怎样强硬、怎样妥协?或者换句话说，针对谁强硬、针对谁妥协呢?

　　就原则而言，笔者此前在一系列文章中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东顶西进打南和北”，这样主张本身就是一个强硬与妥协的组合体，即：在东面顶住美国集团的压迫，面向西部方向发展战略攻势;打击南向上的跳梁诸丑，实施战略震慑，向北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形成大陆轴心板块对抗霸权海洋同盟的有利态势。

　　客观地说，这也只能是一般性的宏观议论，实际上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预下结论也无法预下结论。但是，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话题，我们就不能回避针对具体战略对象的具体对策问题。

　　首先是美国。

　　美国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一目标，对美国取什么姿态，事关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从根本上来说，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美之间战略对抗的总趋势，是美国进攻中国防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更多地是要用妥协避让的办法化解美国的战略攻势，不管愿意不愿意，这必定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攻势，有一些可以通过妥协避让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化解，但还有一些却完全不同，这些攻势只能通过局部的、阶段性的坚决的反击才能制止或者打退。战略上的攻防与战争中战场上的攻防其理如一，没有坚决的反攻就不会有成功的防御。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的对美战略过于强调妥协而忽视了积极主动的战略防御，留给世人的印象往往是被动应付，以至于有点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现在，美国日益明显地发动了对中国全面的战略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以为，在经济领域，中国采取节节抵抗、步步为营战略应该是正确的，因此在这个领域经常出现妥协举措也就不足为奇。但是，中国在政治领域却不该当缩头乌龟，而应坚决向美国霸权主义发动浩大的思想舆论攻势，大张旗鼓地揭露美利坚金融寡头鱼肉全世界人民的残酷现实，毫不留情地撕开霸权帝国的伪善外衣，旗帜鲜明地与西方集团划清界限，而不是与他们搞什么“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在军事上，要完善自己的战争准备，其底线是不能被美国最新发展的高科技武器所压制，确保必要的军事手段足够有效，即“杀手锏”战略力量牢靠可信。同时，坚决反击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挑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直观一点说，决不能把南海、东海、黄海变成美国大兵的浴池，在上述战略地幅内，中国在军事上的反介入能力必须足够充分，必要的时候还应该示形于敌。在国际战略领域，不要奢谈什么中美战略合作，虽然时至今日不能再机械地照搬“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法则，也不能再按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规律办事，但这里面的战略精神还是值得充分吸收借鉴的。

　　其次是日本。

　　中国人民对于日本的认识，现在是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到位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到位、彻底到位。很多人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还有幻想，对中日战略关系还有更多的期待，对日本的深刻本性还有不清晰的认识。他们往往还把日本当成一个民主的西方国家看待，还幻想中日战略关系能够实现互惠共赢，还在把日本战略上日益嚣张的原因表面化、肤浅化。

　　我们认为，正确地认识日本，正确地认识中日战略关系，非常重要。这是确定中国对日战略态度的前提。

　　笔者相信，基于历史、民族、文化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因素，决定今天的日本仍然是一个野心勃勃、有着不可告人目的日本，其阴暗叵测、凶残狠毒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如出一辙，与丰臣秀吉时代的日本如出一辙，也与历史更久远上的侵略成性的日本如出一辙，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今天中国周边客观地存在许多战略挑衅者，但其中最大最危险的敌人仍然还是日本。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同盟事实并没有任何历史文化基础，现在美国之所以积极地扶持日本，就是要释放日本的战略能力以对付中国，而日本只所以加劲投靠美国，不过是借充当美国代理人、先行官与先锋官的战略外壳，寄存或者寄托自己的战略野心。现在，中日战略关系已经急转直下，已经无情地暴露出应有的本来面目。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对日战略容不得有任何一点幻想与温情，必须以最冷峻、最严厉的战略姿态给予对应。笔者主张，中国对日本应该借鉴美国对付中国的办法，即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安全以及国际关系等一些领域实施无情的围剿。也就是说，从战略上而言，中国对日本应该强硬、强硬、再强硬，而不留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再次是美国的战略代理人与马前卒。

　　霸权的世界体系催产出一系列它的走狗走卒，遍布世界各地，它们出卖自身价值为美国所用，从而躲在霸权的羽翼下谋取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周边，这样的国家目前有印度、韩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今后还可能要增加新的成员，他们把充当美国的马前卒视为荣誉、手段和不可多得战略资产，并正以此壮胆加油，挑衅中国的切身利益。

　　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呢?

　　把他们从美国的怀抱拉出来吗?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不能指望因为同属中华文化，新加坡就会脱离美国倒向中国;同样，中国也不能指望中菲关系密切，菲律宾就不投入美国的怀抱。新加坡、菲律宾是这样，印度、南朝鲜等也一定是这样。

　　让他们在中美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吗?

　　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不能寄希望用经济贸易联系代替战略关系，也不能指望上述国家会因为眼前利益而动摇其根本大计。中国周边朋友甚少而敌意甚多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本身，问题还是根源于美国。这是霸权体系的必然运动的逻辑结果，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不过是一剂催化剂。

　　既然上述两种可能性都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对美国的战略卒子痛下杀手。当代中国有一个极大的顾虑，总怕因为触碰到这些走卒而惹恼主子，导致美国军事介入，陷中国于不利地位。

　　有这样的顾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所面对任何一场安全危机的时候，都必须把美国因素考虑进去，否则就是战略冒险;但因为有这个顾虑就畏首畏尾不敢措手足就完全错误了，须知，美国也不敢轻易与中国摊牌，不到最后关头它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朝鲜战争中美国不敢轰炸中国东北和沿海大陆，越南战争中美国甚至不敢轰炸中越边界的越南一侧，这些事实说明，只要中国掌握好战略力度，就完全可以在周边有效的运用军事打击手段，对挑衅者予以迎头痛击，一一打折美国战略走狗们的狗腿。

　　这样做利益极大，影响极大：可以较好地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中国的战略空间;可以产生令人瞩目的战略威慑;也能够以打促分，以打促化，推动周边国家的战略轨迹出现多向化发展，避免出现一边倒、一风吹的危险局面。

　　最后，不要人为地放大中俄矛盾，也不要人为地放大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

　　在全球战略安全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面临三大任务：防范俄罗斯东山再起，分化瓦解伊斯兰势力，遏制中国的发展崛起。可以说，中国、俄罗斯、伊斯兰世界，他们同属西方的战略对立面，所差不过是先后轻重而已。所谓美国的世界战略，说到底，不过就是针对上述三大目标先后轻重各个击破的具体运用。现在，上述三大势力被西方世界分割在不同的战壕里各自为战，每一方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境地。

　　为什么他们不能实现战略上的联合?

　　任何一个有战略理性的人都不免要发出这样疑问，未来的战略学家在若干世纪之后研究历史的时候，也注定要慨叹这个时代的中国俄国及伊斯兰世界在战略平衡学问上的结构性缺陷。

　　遗憾的是，现实比学术更令人揪心。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时至今日，在中国仍然有人一直刻意放大中国与俄罗斯的矛盾，刻意放大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毫无根据地宣称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中俄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大于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共同利益，把中俄之间、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个别的具体矛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刻意制造彼此之间的隔阂与猜忌。当然，这种情形在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也同样存在，只不过俄罗斯国内表现得更加明显。

　　笔者不愿意探究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只是想强调指出，中国与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没有根本性的对立冲突。冷战结束以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只有美国的敌人才能成为中国的朋友，这已经成为一项铁的战略法则。这大概也是今日中国真正战略朋友甚少，国家安全环境每况愈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展望未来，企求战略上有所发展的中国，不管主观上愿意与否，都将不能不继续与俄罗斯交朋友，也不得不与伊斯兰世界交朋友，除此以外别无出路。任何放大夸张中国与它们之间矛盾的做法都属倒行逆施，也都等于是在给中国挖大大小小的战略陷阱。

　　说这些已经扯得很远了。现在，还是让我们把议论拉回到妥协与强硬的话题上来。未来的十年究竟是中国应该走向强硬对抗的十年，还是继续加大妥协力度的十年?抛开主观的意愿不谈，就客观形势而论，形势的发展已经逼使中国必须结束绥靖、拉开帷幕、展示自己的战略风貌了，这将成为中国走向战略成熟的标志。坦率地说，这样的成长主要应归功于美国。中国人民的觉醒历来得益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到了今天仍然如此，一想到这些，就不能不令人对历史油然而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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