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如何研究战争”

毛泽东与“如何研究战争”

——兼及对我军探索信息化建军与作战规律的几点思考

张伊宁 张  兢

摘要：毛泽东军事思想植根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其表现形式是策略、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创新，而实质则是研究战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突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如何研究战争”的重要方法，对党在十年间所累积的战斗经验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一年后，他所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从哲学角度将“如何研究战争”的理论系统化和抽象化。毛泽东对“如何研究战争”的论述，有助于拨开人们军事理论研究中的“思维迷雾”，确立正确的军事理论研究思路，有助于推动人们对信息化战争的本质及内在规律进行深入思考，找准影响制约我军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为我军在未来激烈的敌我对抗中创造“克敌制胜”新战法奠定了理论基石。

从以往的传统战争方式发展到今天的信息化战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如何将传统军事理论与现实战争相结合，逐渐成为我们集中关注的重大问题。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军队的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指挥方式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革。对此，我们既要坚持党在革命战争中创造出来的经典革命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更要积极认真面对当前世界快速发展的信息化战争，以寻求新的理论对策。不管时代条件怎样变化，如何研究战争，即方法论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与毛泽东关于“如何研究战争”命题的提出

毛泽东在早期的革命战争中对如何研究战争已有一定的思考，他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桥或船”的问题，指出在革命战争中，“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936年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后，中央政治局于3月下旬在晋西召开会议，在讨论军事战略方针时，毛泽东与李德的意见针锋相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议最后作出战略决定由毛泽东写的决定。于是，毛泽东在系统总结十年以来军事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并没有首先指出我军应该采取的正确的策略和战略、战术是什么，而是把第一章的标题醒目地列为“如何研究战争”，并在这一章的结尾着重指出，“以上是我们的方法”。经历了十年革命战争，毛泽东不仅对革命道路、建军原则、战略战术等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思考，还对革命战争中出现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反复交锋，错误观点的认识论根源在哪里?一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革命理论为什么会被质疑和指责?这些质疑和指责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被战争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为什么会误导一些红军干部?这些问题促使毛泽东进行深入思考。

在党内曾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思想和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不仅对革命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对红军的战略战术造成了严重影响。遵义会议虽然使错误的军事路线得到基本纠正，但并没有在全党全军的思想上得以彻底解决。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研究战争的方法不对头，考虑、处理具体战争问题的思路就会偏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具体的战争问题上花费再大的功夫，也难以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不可能正确地指导战争。

二、毛泽东对“如何研究战争”的系统阐述和哲学分析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他认为，战争规律是发展的，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战略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学习和使用”。

除“研究战争的目的”外，毛泽东得出了四点结论：第一，从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角度出发，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第二，研究战争时要注意关照全局，“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全局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即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第三，研究战争要处理好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制定战争计划的两个认识过程包含在主观与客观的互动中)；第四，从战争的认识与实践的全过程出发，指出了一种“学习和使用”的方法——“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如何研究战争”的针对性很强。全篇的重心是对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性总结，同时重点批评了军队在研究战争问题上曾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对“如何研究战争”的方法问题阐述还不够全面和具体，还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挖掘。

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述“如何研究战争”不同，时隔一年后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是在十年以来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基础上，从哲学角度论述了“如何研究问题”。事实上，“两论”中涉及的“如何研究问题”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如何研究战争”的进一步升华和提炼。《实践论》论述了基于实践基础上认识的深化运动，《矛盾论》则重点论述了矛盾分析法。特别是在《矛盾论》一文中，关于“研究”和“方法”两词的阐述分别达64次和35次之多。

虽然是两篇哲学著作，但其中充满了大量关于研究革命战争的事例。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实践论》、《矛盾论》对比，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详细地描述了如何正确制定战略、战役或战斗计划的两个认识过程，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研究战争的范围，具有一般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它同《实践论》中关于认识与实践等相关论述十分相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一表述，同时存在于两篇著作之中。关于如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中敌我之间大量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用“矛盾”这一概念进行系统阐释：如“战争、革命战争与中国革命战争”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把握战争全局、抓住枢纽，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丧失土地”和“战胜敌人”等“相反相成”的关系，就是矛盾双方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原理，等等。

《实践论》、《矛盾论》中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针对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都是“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因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曾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实践论》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因为“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矛盾论》则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中国革命战争中教条主义者屡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清楚“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处理矛盾问题的精髓，“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将“如何研究战争”从哲学角度进行抽象化和系统化的成果。

三、“如何研究战争”对当代我军探索信息化建军与作战规律的几点启示

我军对信息化战争的理论研究，比如对信息化战争的本质、特点、规律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探索，推动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发展。但由于受武器装备技术条件的制约和战争实践不足的影响，我军对于信息化战争的理论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比如，在信息化条件下，先进武器装备的优势更加明显，与强敌交锋或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我军以劣胜优的出路在哪里?传统人民战争的优势应如何展现?新军事变革是由美军发起的，全球的信息化战争理论也由美军引领。对于缺乏信息化战争实践经验的我军来说，如何加强理性分析能力，避免其中的战略误导和思想误区?等等。可见，“如何研究信息化战争”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诚然，毛泽东未能亲眼看到当今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但他对“如何研究战争”的深刻论述，依然是我们研究信息化建军和作战规律的强大理论武器。

（一）有助于拨开人们军事理论研究中的“思维迷雾”，确立正确的研究思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是人们观察客观世界重要的工具之一。毛泽东指出研究战争过程中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的危害，强调从认真详细调查研究入手，为人们确立了正确研究战争的方法。自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如快速决定性作战、网络中心战、基于效果作战、五环目标选择、平行作战、OODA循环理论等。这些理论随着冷战后几场局部战争而引起了世界各国军事理论家的广泛关注，成为许多国家纷纷学习、借鉴、模仿的对象。但是，这些军事理论是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军队情况提出的，是否适合我们自身，其理论的弱点在哪里，中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有待于我们去研究、探索。在未来残酷的军事对抗中，模仿没有任何出路。战争对抗的最高境界依然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如果没有正确的研究方法做为引导，就不能正确地剖析出这些外来理论的优劣，就不能找出与自身正确的结合点，无法从现象中剖析出本质，甚至会在无意之中受到作战对手的理论误导。

（二）有助于推动人们对信息化战争的本质及内在规律进行深入思考。战争这个人类社会的“怪物”虽然已经走向了信息化形态，但它依然“不是神物，而是人类社会矛盾发展的一种必然运动过程，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毛泽东正确地揭示出历史上战争规律与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关系，并根据当时战争特点找出了适合于我军的战略战术，其探索思路对我们研究信息化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具有深刻启迪。信息化战争既然是一种战争形态，就具备一般战争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并受一般规律制约。但信息化战争又具有不同于一般战争的特性。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人汤姆·罗那提出“信息战争”概念以来，人们对信息化战争本质及内在规律的思考随着战争实践的深入而经历了概念提出、逐渐形成和不断成熟、发展的几个阶段。这些阶段符合人们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认知规律。要对信息化战争的本质及内在规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就必须从零散片断研究深化到综合系统研究。首先要从战争实践的角度深入挖掘，精密分析近期几场局部战争，理清信息化战争目前的发展脉络。此外，未来战争的雏形、未来战争的潜在变因都蕴含在当代战争实践中，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精密分析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目前缺少直接战争经验的情况下，要善于把外国军队的实践经验作为我军未来直接实践的借鉴基础。其次要从信息网络技术的强大渗透性着手，了解信息因素对武器装备、指挥系统和人们思维方式的全面影响。在前两者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国内外军事理论发展现状，从我军武器装备现状和人员素质情况出发，对信息化战争理论进行综合思考，探索适合我军特色的信息化建军与作战规律。

（三）有助于找准影响制约我军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术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然给我军建设的各个领域带来深刻变化，也必然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个工程中涉及建军和作战转型等诸多因素，如武器装备、体制编制、战场建设、军事理论、院校教育、科学研究、装备管理，还包括指挥控制、部队训练、政治工作、各种保障、机关办公等。这些因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全局与局部、目标与资源、需求与能力、软件与硬件等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多重关系。当前，我们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国家财力和军费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众多问题中分清轻重缓急?如何使长远规划与现实展开统一起来?如何避免铺开摊子搞建设这种既不现实，也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做法?毛泽东在“如何研究战争”中对把握战争全局的深刻阐述，对于我们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现实价值。毛泽东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要从全局中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从当前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全局和基本要素的结构关系看，我军各级领导指挥体制尚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而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之中，指挥控制手段(指挥自动化)的建设又起着主导和牵引作用。因为领导指挥体制变革的物质基础在于指挥控制手段的革新。将指挥自动化作为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把指挥自动化的一体化建设作为“突破口”，是形成建设合力、解决建设目标与现实资源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军队信息化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建立信息优势并依此取得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而展开的。在信息化战争中，指挥控制处于作战体系的核心位置，是实施作战的核心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讲，军队信息化建设是以指挥自动化建设为核心，对武器平台、作战要素、作战单元进行综合集成，不断向军队建设各个方面扩展和延伸的过程。抓住指挥自动化系统的一体化建设，就抓住了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龙头”。

（四）为我军在未来的对抗中创造“克敌制胜”新战法奠定了理论基石。在未来战争中，与强敌相比，我军物质基础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武器装备上仍然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结合自身武器装备创新战法成为我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历史相似的是，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军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长期处于劣势。如何以劣胜优、以弱胜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关注的基本出发点，也有其特定的物质基础。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为例，敌我兵力对比分别为10万：4万、20万：3万、30万：不足3万、50万：7万，平均比差为6.5倍，最大一次达10倍之巨。毛泽东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时强调：“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在信息化战争中，如果对抗双方武器装备出现“代差”后，劣势一方很难战胜优势装备一方。但从战争制胜机理和当代几场局部战争具体情况的分析中，不能必然得出劣势一方必败的结论，在信息化战争中仍然有可能以劣胜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敌人优势武器装备和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任何武器装备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找到了弱点，就可以找出与之对应的方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战争并不只是以武器装备为主的军事对抗，战争胜负是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外交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地认识问题，必然会陷入“武器制胜”、“技术制胜”的误区，失去与强敌对抗的信心。我军一些专家提出的“战略制衡”，也是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克敌制胜的思路之一。这一思路不追求大规模摧毁敌人力量体系、夺取战争全面优势，而是着眼于战略上的胜利和主动，运用有限但有效的力量积极作战，制约对手力量的发挥，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有利的军事条件。未来我军与强敌作战的以劣胜优，并不是不关注物质技术的发展，而更多的是在现有物质技术基础上提升我军指导战争的智慧。

(作者简介：张伊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张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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