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功勋

血性功勋

朱冬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将帅，绝大多数都是从战场上打出来的、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血性军人。他们中有1300多人负过伤，800多人身上留有敌人的弹片。而一批在战斗中因伤致残的将领，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带着伤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的还到了朝鲜战场。今日，本版集萃了这批身残志坚的开国将领的感人故事，以彰显他们打天下、建设新中国的血性与功勋。

——编 者

用极简陋的工具截肢，强忍住一次乃至数次的手术痛苦

红军时期，条件极为艰苦。长年征战，每战都有伤亡，急缺创伤药、止痛药和手术器械。面对伤亡和缺医少药，红军战胜了敌人的“围剿”，爬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意志和信仰，靠的是军人的血性。

1935年12月22日，22岁的红5师师长贺炳炎在瓦屋塘激战中负伤。团参谋长王尚荣跟随着担架，把师长送到了军团卫生部。

“很严重，右臂骨头被打碎了，必须截肢！”军团卫生部长贺彪心情沉重地对总指挥贺龙说。

动手术需要专业手术器械和麻醉药，可临时救护所奇缺。为了救贺炳炎的命，贺彪狠了狠心，只好用板型手术锯代替锯大骨头的弓型手术锯，找来大烟膏子代替麻醉药，找来棉线代替缝合伤口的羊肠线。

术前，贺炳炎坚决地说：“把毛巾塞到我嘴里，把我绑在门板上，锯吧！我受得了。”手术中疼痛难忍的贺炳炎，脸上豆大的汗珠直淌。手术两个多小时，塞在嘴里的毛巾被咬得稀烂。在场的警卫员抽泣不止，贺龙总指挥的眼睛也湿润了。

手术后，部队不停地行军打仗，贺炳炎在担架上躺了一些天，就又骑马打仗了！

这种军人的血性，不惧疼痛不怕死的精神，陪伴了贺炳炎一辈子。抗日战争打鬼子，解放战争从西北战场、华北战场一直打到江汉平原、四川盆地。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握住贺炳炎仅有的左手说：“中国从古至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没有，只在我们红军有。”新中国成立后，贺炳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血性，反映出来的是战斗意志，也是战斗精神。关键时刻，指挥员的模范行动，便是无声的命令。26岁的红军师长彭绍辉就是这样带部队的。

1933年3月21日，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1师师长彭绍辉接到彭德怀军团长的“一师担任草台岗主攻任务”命令后，立即到前沿指挥战斗。师长带头冲锋，全师指战员奋勇向前，不到20分钟，就占领了前沿主阵地。然而就在此时，突然一梭子弹打过来，彭绍辉左臂连中两弹，臂骨被击成几截。

由于流血过多，伤势过重，医生为他做了三次手术，但都没有成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后决定截肢。战地医院的设备十分简陋，做这样大的手术只能用盐水消毒、钢锯断臂，而且还没有麻药，然而彭绍辉硬是咬紧牙关，配合医生做完了手术。

伤残没有把彭绍辉压垮，他继续浴血奋战在战场上。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36年3月12日，长征路上，成钧任团长、余秋里任政委的红2军团第6师第18团在得章坝设伏。红军刚摆开阵势撒下网，敌军就钻了进来。红18团冲锋号令发出，团长成钧要率部冲击，余秋里看到对面山头有敌人在瞄准，凭着经验，他大喊了一声“危险”，同时迅速伸出左手把成钧拉回工事。也就这一拉，敌军的子弹扫了过来，团长安然无恙，余秋里的左臂被子弹打穿，露出骨头和筋腱。晚间在搜索战场时，伤处又受到敌人子弹的第二次打击，伤势就更严重了。

战争环境异常艰苦，缺医少药，没有条件做手术，这给余秋里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他疼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咬紧牙关，用健全的右手死命摁住伤口以减轻疼痛。有时将伤臂浸泡在水里，或是往伤处浇凉水，冷却止痛。

22岁的余秋里带着伤臂走过了长征路，熬过了188个日日夜夜。9月20日，部队到达甘肃徽县，他的伤势越来越重，左手五指已经肿胀坏死，于是由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侯政给他做了截肢手术。

手术过后，余秋里用一只手参加了延安大生产。解放战争中带出了“硬骨头六连”等许多英模单位。全国解放后，在石油工业部当部长期间，带领广大石油工人，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并带出了王进喜“一二〇五”钻井队，成为全国各条战线的学习模范。1955年，余秋里被授予中将军衔。

1936年11月29日，河西走廊已是冰天雪地。西路军第5军第13师21岁的谢良政委率部赶到十里铺，阻敌进攻，敌人连续三次集团冲锋均被打退。

这时，正在前沿指挥部队作战的谢良，突然身子一晃，左腿发麻，左腿膝盖被敌人打中了。军长董振堂立即派人将他护送到医院。医院缺乏手术器械，又没药，他疼得难以忍受，还发起了高烧。突然，他感到左腿一阵冰凉，看见脸盆中放着冰块，左腿架在盆子上，腿上也放了些冰块。原来，为了让他退烧，医生想了个以冷制热的土办法。烧退了，脚却给冰坏了。为防止得坏血病，医院没有手术器械，医生用一把大剪刀将他的左脚脚趾剪掉。

西路军失败后，谢良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在兰州省立医院，医生发现他剪掉脚趾的伤口已严重恶化，于是又锯掉了他那只早已冻坏了的左脚。

1937年冬，谢良到了延安，住进延安中央医院，被冻伤的左腿已经发炎。医生立即动手术，又把他左腿膝盖以下的部分全部锯掉。

三百多天里，谢良拖着伤残的腿，从河西走廊到兰州，再到延安，一次次的手术，一次次的考验，历经苦难。这位血性军人没有屈服，伤好之后又立即投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新中国成立后任炮兵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半个月内，三次截肢，对于所有人都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军人的血性，不惧生死的态度，让红12团政委钟赤兵忍住了，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1935年2月26日，红军二渡赤水后，直扑铜梓，准备冲过娄山关，再夺遵义城。政委钟赤兵和团长谢嵩率红3军团第4师第12团，于26日拂晓前抵近娄山关，随即向娄山关发起了猛烈攻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阵猛打，关口被突破，红12团控制了点金山。这时，钟赤兵的身子猛地一晃，上身左斜，右腿负伤，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战士们赶紧把政委抬下阵地。

红军占领遵义城后，医生立即为钟赤兵治伤，但因伤势严重，必须从小腿以下进行截肢。医生用一把砍柴刀和一个木工锯，把他的小腿锯掉了。手术时，木锯上下拉动的响声好似万箭穿心。钟赤兵忍着剧痛躺在手术台上，几次昏死过去。术后没几天，钟赤兵的伤口感染了，高烧持续不退。医生只得给他进行第二次截肢，右腿膝盖以下剩余的部分又被截去。不料，由于消毒条件不好，伤口仍继续感染，最后医生下狠心，第三次截肢，将他的整个右腿从股骨根部截去。

就这样，一个带着一条腿、20岁的红军指挥员，伤愈之后爬雪山、过草地，到苏联共产国际学校上学，又回国打鬼子，新中国成立后任军委民航局局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英勇作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怕流血牺牲

人民军队在战火中诞生，在战火中成长。长期的战火锤炼，养成了指战员不畏强敌、不怕流血牺牲的血性精神。

1936年9月7日，22岁的晏福生政委率红31军第16师歼灭娘娘坝守敌后，经由天水推进至罗家堡，与由盐关镇而来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相遇。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迅速包围了晏福生所率的师先头小分队。

敌机在红军阵地上空实施轰炸。“轰隆”，一颗炸弹在晏福生身边爆炸，他来不及躲闪，右臂被炸断。此处是个山势不高的断头崖，崖下是深沟。晏福生忍着剧痛，用左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密码本，交给向宣德等几个警卫员：“这个，你们负责带出去”。警卫员怎么能丢下首长呢！他们一拥而上，不容分说，架起政委就走。晏福生看了看马上要扑上来的敌人，声泪俱下地说：“我命令你们快走！”晏福生在下命令的同时，果断地从山上纵身朝崖下一跳，幸好落到了半山坡。他发现身后有一个小山洞，便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此时,红16师在军长萧克的指挥下正在组织大批人员寻找晏福生。

晏福生在山洞里一直昏睡到次日清晨才苏醒过来。他爬出山洞，在大水头找到了大部队。萧克军长和晏福生相见，悲喜交集。晏福生右手伤势严重，拖的时间又长，必须截肢，便被转送红四方面军卫生部，由苏劲光部长给他做了截肢手术。

有血性的军人是无惧生死的。伤愈不久，晏福生用仅有的左手，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还当选为边区劳动模范，毛主席亲自给他签发了奖状。新中国成立后，晏福生任广州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42年夏季反“扫荡”，张和先后任冀中军区警备旅第1团副团长、团长，担负保卫军区机关向冀南转移的任务；后又调任军区干部大队大队长，带领大队在警备旅第2团的掩护下转移。

7月12日，干部大队和警备旅第2团急行军一夜于次日凌晨到达白杨堡。部队刚驻下，即发现有数量相当于我军的日伪军，企图包围白杨堡。

9时许，反围攻战斗打响。警备旅第2团团长林海清担任总指挥，张和带领警备旅第2团第4连坚守西南阵地，连续打退敌人五次攻击。日军各种火器同时射击，堡内弹雨如注。一个掷弹筒弹在张和身边爆炸，他右腿被炸伤。张和推开为他包扎的卫生员，忍着剧痛大喊：“别管我，打鬼子要紧！”喊着，又扔出一颗手榴弹。经过一天的反击，我军成功地突围了。

当张和被送到冀鲁豫军区范县后方医院时，右腿骨关节伤口处已经糜烂。医生立即从他的大腿根部二十公分处做了截肢手术。

伤口还没痊愈，27岁的张和被分配到太行军区荣军学校任副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和带着残缺的腿，继续战斗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新中国成立后，张和任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实施对太原城的外围作战。第62军第184师奉命攻击太原东门外的红房子据点。战斗打响，第184师连续冲击，但因红房子沿线是一片开阔地，地形于我不利，虽付出了很大代价，却均未奏效。

47岁的苏鲁副师长一看战斗呈胶着状态，心里着急，决定亲自率领突击排拿下红房子。师长、政委同意后，他便向前沿冲去。“苏副师长，我也去！”师政治部主任时云峰握着手枪也冲出了师指挥所。

突击排在苏副师长、时主任的带领下，迅速进入前沿阵地。走在前面的突击排长排除两颗地雷后，踩响了连环雷，顿时前沿阵地上地雷的爆炸声连成一片。时主任不幸被炸，当场牺牲。苏鲁右大臂被炸得筋断骨折，鲜血直流。

地雷引爆地雷，苏鲁、时云峰和突击排的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为部队蹚出了一条胜利的通道。“为苏副师长报仇！”“为时主任报仇！”进攻部队高举红旗，呼喊着连续发起冲锋，一举拿下了红房子。师长林彬要求战士们立即把苏副师长抬下战场，送往战地医院。因伤势过重，右臂无法保留，医生当即在他的大臂的三分之一处做了截肢手术。

太原解放后，伤愈后的苏鲁担任了山西长治军分区司令员，他积极投入到征兵工作中去，每年应征入伍士兵超过四千多，为抗美援朝战争的兵员保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1938年下半年，24岁的朱声达在八路军第120师第716团任第2营营长。8月4日，团决定第2营在泥河火车站设伏打援。

战斗打响后，日军被围在车站里，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向岱岳之敌求援。岱岳之敌接报,立即派出了一支加强步机枪分队驰援。待援敌到达泥河车站时，八路军部队立即向来援之敌发起攻击。在三个多小时的激战中，营长朱声达带领战士们冲锋在前。当战斗呈胶着状态时，敌人一颗炮弹呼啸而来。朱声达顺势推开身边的通信员，而自己的左臂被弹片击中，左小臂被炸得血肉模糊，拇指、食指也被炸掉。

伤好后，朱声达到第120师警备营任营长，率部战斗在华北、西北抗日战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任旅长、师长，参加了太原、河西走廊战役，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朱声达任宁夏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危险和伤亡留给自己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造。”这首在人民军队里传唱了81年的军歌，真实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武器装备的实际状况。每战之后研究破解缴获的敌人的武器弹药，是部队的日常工作，因而也经常造成伤亡。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危险和伤亡留给自己，干部抢在战士前面涉险，成了当时部队干部的自觉意识。

1940年春，为反击日军的春季大“扫荡”，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各部队突击进行军事训练，并研习从战场上缴获得来的敌军各种武器装备。

3月下旬的一个中午，八路军特务团的干部战士在野外上军事训练课，听副团长陈波讲解滚雷的使用方法。

陈波不让干部战士做示范，自己抱起一个西瓜大的滚雷，向山坡上走去。陈波从容不迫地走上坡顶，屏住呼吸，下蹲、按雷、拉弦。没想到这是颗不合格的滚雷，一声巨响在山谷中回荡。陈波倒在了血泊里。

在左权县羊角村八路军医院，陈波虽经过医生们的奋力抢救，但最终还是失去了右胳膊。

32岁的陈波虽然失去了右胳膊，而他血性的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成为陈波所在部队干部战士学习的榜样。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波负责东北地区的铁路安全和指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陈波曾任东北铁路公安总队总队长、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0年10月，新四军黄桥决战后，部队集中在黄桥整训。

一天，为了向部队讲解日军手榴弹的构造原理，挺进第4团团长、27岁的廖政国同志在屋里给连以上干部上军训课。他手里拿着一颗新缴获的手榴弹，在拆螺丝时，手榴弹突然冒出了白烟，眼看一场不可避免的爆炸就要发生。这时，只要廖政国把手榴弹扔出去，他自己就可以安然无恙。但是他不远处坐着一批连以上干部，屋外也坐着几个干部、战士，隔壁屋里政委还在休息。他转身面对墙角毅然让手榴弹在自己的手上爆炸，因而失去了右手。

在场的干部、战士无一伤亡，而廖团长负了重伤。带着伤残，廖政国在解放战争中率部参加了渡江和上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4年9月21日，苏中军区第3特务团成功出击汪伪部队“税警团”，缴获了大批日伪军的土造手榴弹。在训练场，童炎生政委和干部战士一起搞训练。他拿起一颗土造手榴弹，对干部战士们说：“我们要彻底消灭敌人，就必须学会用夺得的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他讲完话，就离开人群向河边走去。童炎生举起右手，用左手拉开弹弦，没想到这颗土造手榴弹是个残次品，没等扔出去就“轰”地一声在童炎生的手中爆炸了！顿时，童炎生右手五个指头被炸断。

童炎生被送到苏北军区后方医院，医生当即为他从手腕部做了截肢手术。童炎生右手被截后，33岁的他杀敌心切，伤口还没愈合就回到了部队。不料，截肢处的皮肤收缩大，伤口一直不能愈合，只得又进行第二次手术。

童炎生带着残缺的手，打过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始终未下战场。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白求恩大夫为其做截肢手术的两位开国少将

抗日战争时期，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为晋察冀军区建了许多战地医院以及一批包扎所、血库，亲自为300多名受伤的八路军指战员做手术，是受到晋察冀军民普遍尊敬的外国人。每当聂荣臻司令员表扬他、报社记者采访他，白求恩都谦虚地说是八路军指战员高昂的斗志、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感动了他。经他手术治疗的许多伤病员中，就有两位后来的开国少将。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第2混成旅一部由张家口向蔚县开进。八路军第359旅两个团在邵家庄地区伏击。第1营教导员彭清云为突击队长，担任冲击任务。

29日上午10时，前行的日军开始向道路两侧山头炮击，进行火力侦察。 1500米、1000米、500米，“叭！”八路军观察哨打响了第一枪。枪声为号。“冲啊！”彭清云大喊一声，跳出掩体，率领突击队向日军冲击。突击队员一个个像下山的猛虎，呼喊着向敌人猛冲过去，横挑竖刺打倒一批鬼子兵。这时，班长张有仁在连续刺死三个日军后中弹。彭清云冲上去抢救张有仁，右肘关节被子弹打穿。

战斗结束后，彭清云被送到旅前方医院。白求恩大夫为他做手术。当白求恩下令“马上输血，准备手术”时，医务人员却为没有血源而着急。“抽我的血！”白求恩伸出胳膊说。“抽我们的！抽我们的！”医务人员纷纷请求。白求恩坚定地说：“来不及验血了，我是○型血，万能输血者，赶紧抽！”就这样，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鲜血，徐徐流淌进了彭清云的血管里。白求恩为彭清云做截肢手术后，一直守候在他身边，直到他苏醒。

三个月后，彭清云伤愈出院。

抗美援朝战争中，彭清云任师政委，白求恩的精神一直影响着他。他要求部队要热爱朝鲜人民的山山水水。这支部队后来在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涌现出罗盛教舍身救儿童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1938年11月15日，八路军第359旅第717团获悉日军一个运输大队由蔚县向涞源输送物资。27岁的团参谋长左齐率部连夜奔袭，进至涞蔚公路之间的明铺村设伏。

17日清晨，一连串“嘀嘀”的汽车喇叭声由远而近，只见日军汽车从蔚县向明铺驶来。左齐立即命令：“打！”顿时，“哒哒哒”的机枪声和“轰隆隆”的手榴弹爆炸声震天动地。日军先是一阵大乱，随即就开始反冲击。此时，一排子弹袭来，打中了左齐的右臂上部。

战斗结束，左齐终因流血太多，支持不住，晕了过去。从旅部赶来看望左齐的王震旅长，得知白求恩大夫下部队巡诊已回旅医院，立即派人送左齐到旅医院。王震对左齐说：“你的右臂血液不流通，医生说无法保留，要给你做截肢手术，马上请白求恩大夫给你医治。”白求恩大夫为左齐做右臂截肢手术后，还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小瓶磺胺给他用上，使他的伤口很快愈合。

左齐得到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救治，感恩之心伴随了他的一生。伤愈之后的左齐立即投入到打击日寇的战场。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济南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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