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中央党校发言为何被“群嘲”？

县委书记中央党校发言为何被“群嘲”？

鹿  野

一、县委书记党校发言不是“美文”是“衰文”

近日来，一位县委书记在中央党校秋季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因为用了大量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被作为范文推荐，并且逐字逐句加以解说。这里随便摘录一段：

【两个月下来，我们从习近平同志同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中，读到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我们从开学典礼上陈希校长的讲话中，读到了什么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时代情怀；我们从品尝马克思主义经典味道的过程中，读到了什么是“只留清气满乾坤”的真理力量；我们从校园里一座座塑像的哲思中，读到了什么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革命意志；我们从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中，读到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这段没有采用惯用的常规套路，而是通过引用名言警句来陈述自己的学习收获，非常有新意。同时，也巧妙地陈述了学习的内容，体现出了作者高超的总结归纳能力）。大家感受到，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知识的海洋非常宽，榜样的力量非常大，奋斗的路上非常美（一般人写这块内容时，通常都会用“经受了一次党性锻炼，接受了一次灵魂洗礼，承受了一次精神淬炼”等话语，但这篇发言却跳出陈规，用极富哲理性和思想性四个金句陈述学习感悟，令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

这位县委书记火了，在中央党校的发言让人大呼过瘾！-大河报网

http://www.dahebao.cn/news/1279691?cid=1279691】

但是或许与推荐者事与愿违，相关的讲话不但没有受到好评，反而引发了网上一片嘲笑之声。尽管很多人平常的政治观点和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对于这篇讲话以及推荐这篇讲话的做法，却几乎没有什么人肯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不少朋友表示，这篇文章只是注重文采，是一篇“美文”，但是却言之无物。这种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不过笔者个人却认为，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恰恰不是内容，而是形式。如果要是不采取华丽的修辞方式，单单把相关的内容用平常百姓的大白话说出来，恐怕也不会有这么多人骂。

这，其实也体现了多年以来语文教育的失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学语言应该以清新自然为美，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是语言运用的大忌。但是近些年来语文教育的去马克思主义化导致文艺标准教育缺失，让不少人搞不清楚文章的好坏，把公知那种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鸡汤体”当成了“美文”。

严格说起来，马克思主义文艺标准也并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人们对于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判断标准和马克思主义是大体相同的。比如说，苏轼称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当中的“八代之衰”，指的就是从汉代到隋代流行的都是那些大量使用对偶和排比等修辞手法的骈体文和赋，认为其矫揉造作。

而这个县委书记的党校发言恰恰就是在模仿古代的骈体文和赋，犯了矫揉造作这个语言运用的最大禁忌，是一篇典型的“衰文”。因此，被群嘲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二、如何反对矫揉造作，实现文风的自然清新？

当然，反对矫揉造作的文风，并不是说文章要写得和白开水一样就行了，而是说要用贴近生活的质朴语言写出美感。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仅仅简单说一下，引用和修辞最基本的原则。

不久前，笔者在评论金庸的作品时强调，金庸的作品大量引用前人的古诗文，其实是违反了创作的一般规律。有些朋友不太明白这个问题，觉得引用一点儿古诗文，不是也显得挺美的嘛？是不是这样做违反了知识产权，才要反对呢？并非如此。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文艺作品要写出典型环境当中的典型人物。而古诗文本身就是一定环境当中的一定人物契合的。古代人之所以强调不能在小说当中引用古诗文，而必须自己原创，就是因为引用的话就不自然契合，而显得矫揉造作了。

比如说，《红楼梦》当中林黛玉写的诗《葬花吟》，便是曹雪芹原创的。能不能用李清照的《声声慢》代替呢？绝对不能。这并不是说《声声慢》写的不如《葬花吟》好，相反《声声慢》写出了靖康之变之后，诗人在国破家亡情况下凄凉悲惨的心境，要比《葬花吟》更胜一筹。但是，《声声慢》其实是写“秋风骤起”那种战乱年代突变的景象，与《红楼梦》当中和平年代缓慢的衰败是不同的，同时其也反映了李清照柔中带刚的人物特质，和林黛玉病弱内向的气质有很大区别。如果把《葬花吟》换成《声声慢》，就会显得突兀别扭，与上下文不契合，甚至把贾家缓慢衰败的社会环境和林黛玉那种人物气质全都破坏了，整本书至少要被毁去一大半。

这并不是说绝对不能引用。一个优秀的作家肯定非常擅长用典，但是“用典”并不是简单机械的引用，而是浑然天成，让人看不出来是在引用。像前面提到的苏轼称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好。

很多专家都误认为“文起八代之衰”是苏轼的原创，其实根本不是。这是化用了李白《古风59首》当中第一首的头两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意思是像《诗经》那种贴近生活的诗风早就毁灭了，让不少人等得都老了也无处诉说。而李白这句话本身也是用典。其是化用的《论语》当中的“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是李白借孔子对周礼的怀念，表达自己对《诗经》当中那种自然清新的诗风的怀念。苏轼在这里使用这个典故来表达对于韩愈推崇先秦古文的赞许，其实就是既称赞了韩愈像李白复兴古诗一样领导了古文运动，让文章恢复了先秦的那种自然清新的风气，也称赞了其继承了孔子的精神，可以说是极为自然贴切。

“道济天下之溺”则是比较明显的用典，语出《孟子·离娄上》“天下溺，援之以道”，意为世风日下，必须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挽救。如果单独拿出来这一句来看，用典也算是比较普通的，但是和上一句“文起八代之衰”连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契合的非常好，不仅很难找到更好的搭配，也几乎让人感觉不出来是在用典了。这就是语言功底上佳的体现。

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也是如此，要似对而非对，让人感觉不出来创作的刻意性。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关键就在一个“而”字。如果去掉了这一个字，改成“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种严格的对仗就显得矫揉造作，让人有点儿恶心了。

如果要是朋友们还不明白的话，笔者就再举一个现代白话文的例子。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主要有两个翻译的版本，一个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自有各自的不幸”，另一个是“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个个不同”。哪个好呢？我想不懂文学的人也能看出来，前者是自然清新的，后者是矫揉造作的。因为前者就是似对而非对，让人感觉不出来创作的刻意性。

三、不再把“衰文”当“美文”才能赢得群众信任

更深入一点说，矫揉造作的文风本身固然只是形式，但是也反映了一定的内容与阶级色彩。在90年代末语文课程改革当中被删除的一篇老课文，也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名篇《反对党八股》，当中就一针见血的指出，这种矫揉造作的文风，实质上体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笔者在之前的文章当中也指出过，所谓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又叫小市民性格，主要就是明明是不敢反抗的奴才，却又非要显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高出一等。像金庸的小说和好莱坞大片当中的那些所谓“英雄”便反映了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在文风上的表现，就是明明没有多少文化，却非要显示自己是文化人，也就是网上俗称的“装逼”。

相反，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或许艺术水平未必有多高，但是至少一般不会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符合文学艺术作品应该自然清新这个基本的大原则。即使未必让人喜欢看，但是至少也不会让人感觉恶心。

当然，要写好一篇文章，最主要的还是要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不光在形式上要明白如画，自然清新，在内容上也要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关心普通劳动者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也就是毛泽东主席在《反对党八股》当中所指出的“列宁的精神”：

【“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另外，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文章的内容真正反映了普通群众的现实生活，那么形式也就不太可能会是矫揉造作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矫揉造作的文风泛滥，本身就反映了某些人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而县委书记中央党校发言被“群嘲”，其实也是这种背离损害了群众对党和政府信任的反映。

因此，我们应该从这一事件当中感受到警讯。在语文教育和社会舆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不再把“衰文”当成“美文”，本身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赢得群众信任的必备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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