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

“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

戚义明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讲演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利用相对稳定的局势，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写了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1935年12月发表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系统地解决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一篇是1936年12月发表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五 章“战 略 防 御”中 ， 毛 泽 东 指 出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这实际上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中国革命的这一正确战略方针，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而是在十分残酷的战争实践中逐步总结出来的；也不是一经提出就为大家广泛接受的，而是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对比中，特别是在经历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惨痛教训，才逐步为大家信服和接受。

“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这一方面要遵从军事战争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取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防御和进攻是战役中的两种重要形式。但是在中国革命战争中，防御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战役问题，而且是一个战略问题，这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

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大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是首要的问题。

在大革命失败之初，中共对这一问题认识不深，片面强调进攻，而否认必要的退却和迂回。广州起义的失败即是一例。

1927年12月，中共发动广州起义，占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并成立苏维埃政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在起义的当天晚间，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叶挺即主张，乘粤军主力回到广州之前，把起义军撤出广州。这个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反对。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

结果，起义军未能及时退出广州，遭到粤系军阀张发奎等部的疯狂反扑。起义军虽进行了顽强斗争，但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三天即遭到失败。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英勇牺牲。

这种忽视防御的思想，与对革命形势过分乐观的估计有关，也与急于占领中心城市的指导思想有关。

相反，在秋收起义部队攻打长沙严重受挫后，毛泽东果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这种必要的退却和迂回，使红军得以保存力量，为以后的发展壮大进而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现更好地打击敌人，创造了条件。

试想，如果当时秋收起义部队坚持攻打长沙的计划，与强大的敌人硬拼，其结果也必然是遭受惨痛的失败，也就不会有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

因此，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总结说：“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

必要的战略退却，不仅在开展武装起义、开辟根据地时非常必要，而且在打破敌人“围剿”、巩固根据地时，也是必要和有效的方针。这一点，在红军数次反“围剿”斗争的正反两方面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战略退却方针体现为“诱敌深入”的口号。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围剿”斗争。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战略退却方针体现为“收紧阵地”的口号。1933年、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人的指挥下，采取“收紧阵地”的方针，取得了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的胜利。

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如毛泽东所提到的1932年鄂豫皖边区反“围剿”失利之事。

1932年7月，蒋介石调动约30万军队，发 动对 鄂 豫 皖 边 区的 第 四 次“围剿”。此前，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的重大胜利，主力和地方部队均有较大发展。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国民党军队已成为“偏师”，它“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于是，他盲目轻敌，不做任何反“围剿”准备，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战略，导致在作战一开始即陷入被动，“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最后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向西转移。

可见，不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方针，其中一个根本原因，还是对于敌强我弱这一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特点缺乏足够认识，因而盲目乐观，准备不足。

相反，毛泽东所强调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第一步，即战略退却，并不是单纯的害怕退让，而是先避敌锋芒，保存力量，再寻找战机。毛泽东认为，如果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不实行必要的战略退让，盲目“拼消耗”，这无异于乞丐与龙王比宝，是不适宜的。

暂时的战略退却，也不是一味等待、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准备、积蓄力量。包括搜集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情报，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在战略退却一开始，干部群众往往因为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暂时退却的必要性。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强调要做好说服干部群众的工作。这也是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时，战略退却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反攻和消灭敌人的必要手段。毛泽东强调：“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当战略退却到一定程度，客观条件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就应该积极准备反攻，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或一部。在打破敌之“围剿”，迫其转入防御时，红军则应适时转入进攻，扩大战果，为打破敌人新的“围剿”创造条件。毛泽东所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其含义即在此。

毛泽东列举了客观情况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几种情况： （一） 积极援助红军 的 人 民 ； （二） 有 利 作 战 的 阵 地 ；（三） 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 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 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 使敌人发生过失。

毛泽东提出，至少要满足以上两个或以上的条件时，“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

毛泽东认为，进攻是战争的重要手段，防御也是战争必不可少的手段。毛泽东并不反对进攻，但反对盲目地进攻。他所强调的战略退却，其目的是为进攻创造更好的条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

积极防御是一种攻势防御，是最终为了进攻的防御，是真防御。与积极防御相反的是消极防御。毛泽东认为，消极防御是一种单纯防御、专守防御。消极防御不是为了进攻，而是单纯防守，最终也达不到防守的目的，因而是假防御。消极防御的典型例子，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临时中央的错误战略方针。

为了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做了半年的多方面的准备，调集100万军队，并自任总司令。尽管如此，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扬长避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方针。

首先，在敌人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临时中央不是积极积蓄力量、准备迎战，而是采取了错误的分兵战略。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一部分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全线出击”，同时取胜，“夺取中心城市”。在国民党方面精心准备、军力占优势的情况下，这一“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战略，使自己丧失了战争准备的宝贵时间，丧失了主动权。

其次，在敌人进攻初期，临时中央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略。临时中央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采取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实行所谓“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要求红军在根据地外消灭敌人。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这种外线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果然，从1933年9月下旬到11月中旬，红军在外线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有效消灭敌人，反而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

再次，在进攻作战几次受挫的情况下，临时中央又采取了错误的“短促出击”的战术原则。这一原则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提出来的。这种战术原则，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这无异于用红军之短去对付国民党军队之长，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方针。其结果导致打破“围剿”成为不可能，红军只剩下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一条路可走了。

可见，与积极防御方针相比，消极防御方针在战争之前不认真准备、积蓄力量，在战争之初不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在战争之中又不注意采取扬长避短、集中兵力、运动战、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歼灭战等有利于我的正确战术。其结果，必然是失败。

因此，“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错误的战略方针。针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采取消极防御方针而失败的惨痛教训，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愤慨地说：“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发展

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逐步形成的，是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经验的深刻总结。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得到全面贯彻和运用。

在解放战争期间，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得到全面发展。在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依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和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条件，制定了内线作战和“以歼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使解放军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能充分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不断地歼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改变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和防御态势。在战略进攻阶段，确定把全军分成内线兵团和外线兵团，外线兵团的突击矛头主要指向敌人的要害和防御力量薄弱的中原地区。毛泽东还高度概括人民军队20余年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为核心内容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都使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进一步成熟和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也是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确保了志愿军在战争中的主动权。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针问题。1955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强调：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1956年3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我国国防建设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关于积极防御的思想和战略方针，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得到了进一步坚持和不断丰富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变化，提出要从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重点准备应付局部战争上来。20世纪90年代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和军事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进入新世纪之后，又进一步明确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解放军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不断完善。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认真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他说：“军事斗争准备是军队的基本实践活动，要牢牢扭住，须臾不能松懈。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我们在战略上就越主动，越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你有准备、有实力，人家才不敢轻举妄动。”“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国家根本利益决定的，要毫不动摇坚持，同时要丰富和完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内涵。”“中国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不会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也不会动不动到别人家门口炫耀武力。到处炫耀武力不是有力量的表现，也吓唬不了谁。”

这些话语清晰表明：中国人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我们不主动侵略别人，但面对侵略，我们坚决捍卫国家安全。这同时也表明：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只有做好应付战争的充分准备，敌对势力才不敢轻举妄动，我们才能赢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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