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的苏联逼债与中国挨饿——评徐焰《苏修逼债真相》一文

三年困难时期的苏联逼债与中国挨饿

——评徐焰《苏修逼债真相》一文

长河红阳

三年困难时期，苏联向中国逼债，逼得中国人忍饥挨饿！这个本来不算个问题，不过，有人做翻案文章，拐弯抹角的做了否定回答——徐焰 《“苏修逼债”真相》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04/08/5613220_0.shtml。这个文章在上面这个网址——“凤凰历史”用的是另一个名字——《解放军少将谈三年困难时期“苏修逼债”真相》。

苏联逼债没证据？

在这个文章，这位徐焰少将一开头就这样说：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

只看这一段，他所知的真相似乎应该是中国人当时挨饿和苏联没关系。果然他接着说道：

【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公开信，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若再研究一下改革开放后国家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又可看出当年中国所欠苏联债务数额并不大，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公开信”可没有“逼债”一说哦，中国欠苏联外债可不多哦，苏联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宅心仁厚的苏联怎么能做那样的不仁不义的事情？

很搞笑，原来徐焰先生和沈志华先生是一路人：沈志华先生是拿着“档案”做信史的，“档案”没有的事情不能算历史；徐焰先生的这句话是说，公开的官方文件和公开发表的官方文章之外，再没有可信的历史了。看来，回忆、口述史等等不能算历史材料了。这是在做学问么？不如说是在诡辩！

金冲及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版，2015年第7次印刷）3卷1399页上有记载：

【那时，苏联的态度咄咄逼人，逼债逼的很厉害。这种情形，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在几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他说：“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和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访问顾明谈话记录，1987年2月26日）】

苏联当时是逼过债的！而且还不止一次，不止一个苏联高官有过这样的可耻言行！所以，在顾明的回忆中会有“有一次”的记载。这类在非正式场合的苏联官员的言行固然是不在官方文件里记载着，可是，能否认这样的言行存在么？

无论这位徐焰先生把什么样的材料当做信史，他都应该论证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挨饿和苏联没关系，那么，他是怎么论证当时中国人挨饿与苏联没关系的？从头看到尾，没见相关论述，只见一串串数字、卢布、人民币等等字样，却没有见中国粮食从遭遇严重灾荒的中国向外国出口的片言只语。在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的50、60年代间，中国出口创汇的主力还不是工业品，而是农产品和矿产类资源。那么，向苏联还债的主力商品也就只能是这些东西为主力了。这方面的信息最应该着重审视。这个徐焰不在这个上面、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的年份用农产品出口清偿债务有所论及，这真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中国还债送猪、粮

徐焰避而不谈的事情在其他历史材料上却能找得到。在《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422页上就有个数字让人不由得多想：在表格——外贸部门主要商品出口数量（一）中，1960年，也就是苏联撤走援华专家的那一年，也是苏联逼债的那一年，生猪出口数字78.75万头。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吃不上肉的年头，中国却有大量的活猪出口到国外。这就很符合苏联“逼债”的传闻了。

1960年以前，历年生猪出口数字如下：

1950年——————58万头；

1951年——————76.3万头；

1952年——————77.9万头；

1953年——————53.76万头；

1954年——————48.67万头；

1955年——————65.47万头；

1956年——————54.46万头；

1957年——————50.74万头；

1958年——————79.14万头；

1959年——————71.87万头；

1960年——————78.75万头；

在这十一年里，1960年的生猪出口数字仅次于1958年的79.14万头。须知，1958年是个大丰收年，粮多，能用作饲料的粮食也多，生猪数量与出栏数量也跟着多，出口数字也能上去，这是很合乎逻辑的；1959年尽管天灾已显，但是“浮夸风”还在刮，所以，对农村农副产品进行超量征收以支持外贸还有惯性，实在无可奈何；但是，1960年天灾渐成共识，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只比刚解放的1950年产量2642.6亿斤稍多8.61%，人口也从5.5亿增加到6.6亿，吃饭的嘴多了，喂猪的饲料也就跟不上了，但是这年的生猪出口数量比1950年的生猪出口数58万头还多了35.78%，几乎与1958年的出口数量持平！这就很不符合规律了，怎么解释这个悖逆？

在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586页上有苏方图表资料：苏联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供屠宰的牲畜（按活的重量）：

1957年————15.4千吨

1958年————11.2千吨

1959年————13.0千吨

1960年————13.1千吨

苏方的资料中，没有说明“供屠宰的牲畜”是哪些种类，但是，结合中方“1983年统计年鉴”中国向苏联出口的牲畜、畜肉以活猪、猪肉为主看，苏联资料中的“供屠宰的牲畜”活猪数字应该不小。无论其中活猪比例大小、数字差别多大，苏方资料显示的数字里反映的趋势是很明显的：1957年的“牲畜”数字是个高点，到1958年有不小回落，但是到自然灾害出现的1959年，“牲畜”的出口数字不降反升，这里有“浮夸风”的恶劣后果；到灾害破坏性增大的1960年，“牲畜”的出口数字还是保持在高位，这就很反常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很难吃上的肉的年头，对苏联出口肉畜的数字反而上升了如果不是强大外力压制，这样的结果是不会有的。

类似的数字还有“冷藏鲜鱼”一项：

1957年————10.4千吨

1958年————18.7千吨

1959年————13.0千吨

1960年————18.0千吨

在苏联撤走援华专家，灾害扩大化的1960年，这项食品的出口数字猛增，很反常。

这些的反常现象说明什么？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一股强大的外力迫使中国超量从农村征收农副产品用于出口。那么，这股强大的外力是什么？除了苏联逼债，没有其他外力可以办到。徐焰先生不妨用你那“苏联没逼债”解释解释那些生猪、鲜鱼出口数字？

还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的粮食生产与出口数字：

年份—————粮食产量————-粮食出口

1950年————13213万吨————122.58万吨

1951年————14369万吨————197.11万吨

1952年————16392万吨————152.88万吨

1953年————16683万吨————182.62万吨

1954年————16952万吨————171.40万吨

1955年————18394万吨————223.34万吨

1956年————19275万吨————265.12万吨

1957年————19505万吨————209.26万吨

1958年————20000万吨————288.34万吨

1959年————17000万吨————415.75万吨

1960年————14350万吨————272.04万吨

在苏联的材料上苏联从中国进口的粮食——小麦的数字：

1957年——1.5千吨

1958年——无

1959年——48.0千吨

1960年——47.6千吨

从中国的数字能看出，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是逐年稳步上升的，相应的，粮食的出口量也大致是向上攀升的。但是，在1959年，因为“浮夸风”的恶劣坏作用，尽管自然灾害已经显形，粮食的出口数量不减，反而暴增44%，这就意味着向农村过度征收粮食，就会饿肚子。对于“浮夸风”，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11月26日武昌会议就提出过，并猛力纠偏（《毛泽东年谱·1949-1976》3卷 524-519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版），但是没什么效果！基层对于已经显现的灾情不敢上报，最高层对于灾荒的严重程度没有了解，灾荒的恶劣后果被放大了。但是到1960年，自然灾害产生的恶劣后果已经显现，这就不应该对外出口粮食了，但是，因为有苏联的强压与“浮夸风”的惯性，粮食出口量还维持在272.04万吨的高位。在苏联的材料上，只有小麦的数字，应该是有遗漏的。但是，就是区区小麦一个品种也是这般趋势，越到灾荒年，越接近1960年，小麦的出口数字越高！如果不是外力强压的结果，在灾情已经显现被中央意识到的1960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反常现象的。

苏联的数字和中国的数字相差极大，学力浅薄，材料来源也少，无力弄清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些数字反映的趋势却是一致的——越靠近1960年，中国在粮食和食品类的物资上，出口数量就越高。

就以中国的数字来讲，1960年272.04万吨的粮食出口量，只占当年总产量的近1.9%，可是，这样的1.9%在不同的时期意义是不一样的。在1958年的丰收年看，粮食产量基数大，高于“1.9%”的出口量——1958年的288.34万吨不会对百姓的生活质量（甚至于生存质量）造成太大影响，但是，在饥馑的1960年意义就不一样了。关于1960年的饥馑，罗平汉先生《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三集》147页有详实数据，引用一下：

【1960年成为这五年间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消费量最低的一年。这一年，全国农村共留粮1849亿斤，平均每个农业人口仅有176公斤，比1957年减少37.1%；平均每个城镇居民消费粮食193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1.5%。当然如果单纯看这个平均数，似乎人均粮食占有率仍不低，每个农业人口每天有将近1市斤的粮食，但这里的农村人均粮食中，包括种子、饲料用粮等；城镇居民的人均粮食中也包括工业用粮。因此，具体到每个城乡居民的粮食消费，自然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例如，据河北省3.5万个生产队1960年4月的统计，社员一天平均吃粮水平在1斤以上的，有7759个生产队，占21.7%；12两以上1斤以下（当时农村仍以16两为1斤），有21292个生产队，占59.6%；半斤以上12两以下的，有5316个生产队，占14.9%；不到半斤的有1346个生产队，占3.8%；甚至还有一年平均只吃3至4两的生产队。（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9年12月版）】

1960年那个1.9%的粮食出口量，对于罗先生文章里的那些人均吃粮半斤以下的农民来讲是什么意义，不用多说了吧？可是，在那样的严重灾荒中仍有272.04万吨的粮食在出口，没有特殊大的压力，共产党无论如何是不能那样子干的。压力哪里来？苏联的逼债！

为救灾荒买粮急

但是当中央意识到全国性的饥馑到了非救不可的地步时，毛泽东主席也就不顾苏联与东欧国家可能施与的巨大政治压力于不顾，坚决停止向这些国家出口粮食与农副产品：

【面对严重粮食危机，在1960年12月3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吃饭，二市场，三建设”的工作方针。据此，外贸部门确定了“吃饭第一”的进口规划。

为保证粮食优先进口，1961年2月，中央规定了如下进口次序：“第一，粮食；第二，化肥、农药、药品、油脂；第三，用于加工成品出口的原料和化工材料；第四，政治照顾性的物资；第五，橡胶、石油、铜、铝、钢材、尖端技术和国防所需器材、工业设备。”3月8日，外贸部进一步明确规定：当年只订购前三类进口物资，对四、五类暂停进口。

同时，国家断然决定停止原定出口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给苏联、东欧的计划，撤销从这些国家的工业设备的预订货，不惜为此承受巨大政治压力。

1960年12月，中央决定：“对苏联的出口额，由1960年的预计31.9亿卢布，减为22.2亿卢布。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基本不给。但是日用工业品和矿产品大体照旧。这样做可以减少政治上的被动。”对东欧的欠账，粮、油也予以缓还。

由于停止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主要农副产品供应，为减少对苏、东的欠账，国家大量撤销与这些国家的已订工业设备的进口合同。力度是非常大的，“成套设备和工业器材，1960年进口预计为53.8亿元，1961年减为25.8亿元”。（尚长风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

别以为在正式的官方文件里找不到苏联逼债的字眼，就要否认苏联没有逼债的事实！

徐焰先生的文章里有这么一个小节——<还债支出远不及同期援外金额>，看他文字内容，还是惯用的偷换概念的手法，把还债的金额与政府财政支出的金额作对比得出他的结论，完全不去论说对苏出口农副产品还债对中国造成的戕害。徐的文章是要论证中国人没有因为苏联逼债挨饿，可是通篇不见在粮食上写半个字。而且在上面的材料中还说道，为了进口粮食解救灾荒，中国政府从国外进口粮食需要支付5亿美元外汇，可是，中国当时的外汇储备只有1.03亿美元，所以，中国政府同外国协商，用延期支付大部分款项的法子度过眼前危机；并且还用出售金银等贵金属筹款购粮。为此，中国的黄金储备从1959年的400万盎司降低到1962年的300万盎司。

中共当时政府支出的困窘中，就有购粮的因素在，购粮的原因中就有苏联逼债的恶劣根由！而且，对我国逼债的还不止是苏联：

【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亲自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使节，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寻求各国谅解：“由于持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去年对苏欠交11亿旧卢布，对东欧国家欠交4.2亿旧卢布，今年不能全部归还，要逐年归还。由于农业减产，农产品不能出口，由于使用了大量人力做救灾工作，矿产品因人力不足和运输困难，也要减少出口，今年贸易额不得不大大下降。由于出口的减少，进口也要有相应的减少。今年减少出口、减少进口、欠账推迟归还，这是我们对兄弟国家最大的要求，也就是对我们战胜灾荒最大的帮助。如果各兄弟国家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非常感谢。”

总体上，苏、东多数国家对中方的要求表示理解。据1961年12月26日的《外贸通报》，“只有德、捷两国对华态度特别坏。民主德国派其政治局委员马特恩来我国板起面孔向我要债，经过周恩来严肃批驳了马特恩的无理要求，德方始有所收敛”（尚长风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

这也是在逼债，不给农产品就逼债！他们这么牛逼，都是和苏联学的！徐焰知道这些事情么？！

继续诡辩诬经援

“经援”，毛时代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

在这一节里还有两段话尤其让人怀疑此人是不是个中国军人：

【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60年代前期，援外金额也远远超过了对苏还债。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就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当时中国节衣缩食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究其根源，正是出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认识，以及同苏联竞争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

文章的开头是要说明白根本没有“苏修逼债中国饿肚子”这个说法，但是，徐焰没在粮食、吃饭上用文字功夫，却扯来扯去撤到了对外援助上了，尤其是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上。那么，请问这位徐焰先生，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向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大量出口粮食了么？你有证据么？

就我得到的材料，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对外援助，没有粮食！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始于1954年。当年12月，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国给予阿尔巴尼亚无息贷款的协定。规定字1955年1月1日起至1960年12月31日止，中国给阿尔巴尼亚长期贷款5000万卢布，年息千分之五。1956年，阿方恳求中国再增加贷款3000万卢布，以满足阿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要求，中方答应了阿方的要求。1959年1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第二笔无息贷款协定。1961年2月2日，中阿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国给予阿尔巴尼亚贷款的协定，确定在1961年至1965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中方给予阿方11250万卢布的无息贷款，用于提供物资援助和原件24个成套项目。1962年至1964年，中国又以无息贷款方式和无偿援助等方式向阿方提供了粮食和生产建设所需设备、器材、建筑材料等物资。1962年12月，两国政府又签订议定书，由中共无常援助阿尔巴尼亚建设3个军事工业项目。1961年至1965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实际提供的物资援助，共值9800万卢布。张郁慧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文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

在这些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中国向该国援助粮食是在1962年-1964年之间，这时，已经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经济已经处于恢复阶段。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是没有对外援助粮食的！那三年对外的粮食出口去找苏联和捷克、东德找说法去！

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用徐焰先生的说法：“究其根源，正是出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认识，以及同苏联竞争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对这种说法，窃以为，反映出他这个人作为一个军内学者是很不合格的！要说清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那就先要说明白为什么苏联要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唇齿相依的国家都要得罪，都要欺凌。

原因要从沙俄时代的彼得大帝哪里去找，他毕生要为苏联寻找一个通向大洋的出口。彼得大帝没有做到这一步，斯大林却要接棒努力。二战之后，雄心勃勃的斯大林为什么孜孜以求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权利？那就是为了占据旅大地区，为苏联的太平洋舰队找寻通向太平洋的不冻出海口；在西方，他相中了南斯拉夫，要把南斯拉夫牢牢掌握，借由南斯拉夫这个通道拿下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的南端同时扼守从亚得里亚海到地中海的出海口。拿下了阿尔巴尼亚，这个出海口的一半苏联人控制，从这里就能安全的把舰队开进地中海威胁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与美国争夺霸权。但是，在斯大林时代，拿下南斯拉夫没做到，引起铁托的警惕，苏南交恶；赫鲁晓夫时代对阿尔巴尼亚施压也有这样的图谋。那么，意识形态已经与苏联分道扬镳，在国家利益与苏联已有冲突（领土争端）的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就有与苏联针锋相对的意思。通过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使其有自立的经济、军事实力，让苏联在这个方向上无法施展手脚。这也是一种对苏进攻！这和苏联支持印度图谋我西藏的阴谋恰成攻击与反制的态势。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能达到什么效果，只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是，不能不谋，不能不做！

说什么“究其根源，正是出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认识，以及同苏联竞争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你这个徐焰，用21世纪的“后见之明”指责当时领袖们的决策，你以为你很高明么？当时所有的大国都处于冷战环境中，都有冷战思维，都为不知何时爆发的热战做长期准备，要错，大家都错！为什么你指着中国的战略布局胡咧咧？实际上你这个指责，从内核来讲，与质疑中国是否要发展两弹一星是一样的！你徐焰，真是个中国军人么？！

对越南的援助，不多解释！就是要把帝国主义势力从我国边境线上远远地驱离！无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滚的远远的！对越南的援助是否在三年困难时期支援了大批粮食？我可找不到这样的证据。不是我没找，是找不到！越南那个地方，亚热带啊，高温高湿，是种水稻的理想地界，一年三熟没问题的！只要没有外力强力破坏，那里的人不愁吃不饱！在三年困难时期，法国人跑了，美国人进去了，但是放手大打还没开始呢，中国的大规模援助也还没到时候呢！等到美国把间接介入放手成为“特种战争”，那已经是1962年以后的事情了。美国人在越南大规模使用橙剂对北越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中国援助过粮食，但是，那也是在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了！中国可以接济他们粮食了。注意了，那已经是三年困难时期以后的事了！

三年困难时期，咱国没有对外大规模援助国粮食！对外出口粮食，找苏联要说法！问问苏联为什么黑了心要逼债！

含沙射影写黑文

文为时而做，徐焰先生的这个文章显然是有用意的：

【不过看一下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后发的国家大都是采取“借鸡生蛋”即借款或引进外来投资的方法，较快地追赶世界先进水平。1965年中国还清苏联的债务，1968年又还清国内公债后，曾一度自豪地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实际上在经济上倒进入了封闭状态。直至改革开放后，国人通过面向世界解放思想，认清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的局限，对外债问题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骂毛泽东时代对外的硬骨头，二夸盲目引进外资。作为“证据”的是所谓“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以史为鉴哦。那么应该怎样发展经济呢？徐焰先生指点迷津：“后发的国家大都是采取“借鸡生蛋”即借款或引进外来投资的方法，较快地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看到这里实在吃惊，这就是“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得出的借鉴？

请问，毛泽东时代怎么就成了“经济上倒进入了封闭状态”？从1950年代，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就顶着日本政府的强压持续不断地在进行，这就是“封闭状态”？借由当时的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中国的对外转口贸易也做得风生水起，每年两次的广交会就是证明！香港为什么能成为当时亚洲屈指可数的贸易港？还不是背靠大陆，大做转口贸易奠定的地位？这是“封闭状态”？无论与苏联的关系时好时坏，对东欧国家的贸易一直在进行，这是“封闭状态”？与英国做买卖，借法国渠道转口美国粮食解救三年灾害造成的饥荒，这就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大做买卖的现成例子！

所谓“封闭状态”，无非是没和美国做买卖么，没和美国做买卖就是“封闭状态”？美国成了是否开放的准绳？

再请问，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从农业大国发展为工业大国，引进了多少外资呢？那时的美国在工业化方面，比早就实现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法国，实实在在是个后发国家，那么，这个美国从哪个国家大规模引进外资了呢？苏联的工业化又是从哪个外国大规模引进了外资的？这不都是“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后发国家成功反超先进国家的范本么？在他们的经济史上，有多少外资的“功劳”？“封闭”的中国，在毛时代建设的以百万计的大大小小国企，这是从哪个国家引进了多少外资、借款做到的？不都成了外资、贪腐分子的眼中钉，口中肉？吞吃无数之后还大肆抹黑，其中就有你这个文章跟着造势！

后发国家“借鸡生蛋”半路翻车的有的是，而且，全都是翻车的记录！往近了看不是有“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么？什么下场？它们追赶上了什么样的“世界先进水平”？两只对冲基金就把这些“龙”啊“虎”的挑翻了车，这就是“龙虎”能耐？现在这些“龙虎”不指望中国活的有几个？大部分还不都是指望着中国大陆这个大市场？这是中国政府的仁慈！如果不是当时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那么，它们还有机会凭着大幅贬值货币这种流氓手段再恢复么？南美国家引进外资，顺带着把“新自由主义”也引进门了，什么下场？还不是一根根“切开的血管”？

凡是以放弃本国经济主权为前提大规模引进外资的，鲜有好下场的！

徐焰的这个文章，名为讲述历史，其现实用意，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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