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五一：公立世俗大学没有上帝和神灵的位置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近现代教育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全部收归国有，建立新型的现代教育制度，宗教完全退出国民教育体系。然而，近些年来，社会上的“宗教热”渗透到大学校园，“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受到公开挑战。

　　随着各种宗教传教事业大量资助宗教研究，“精心呵护”宗教的学术倾向逐渐增强。还有一些人士极力推崇基督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海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学术研究”。他们通过教育系统和研究机构，以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传教活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基督教优秀论，将西方近现代文明归功于宗教信仰，诋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贬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特别是基督教汉语神学运动，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在当代中国大学校园里，海外基督教势力成为传播福音的主要力量之一。一些权威人士大力倡导构建“文化神学”、“学术神学”，并积极推动其成为国家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方向。这种思潮已经开始影响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

　　校园基督教传播的隐性方式是进入教学领域，进行文化宣教。在大学讲坛上，有些教师罔顾宗教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教的有神论本质，片面强调科学的局限与宗教的优长，忽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无神论的教育，不利于学生客观理性认识宗教问题。有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带有某种宗教倾向性。例如，在一门关于基督教概论的通选课中，某位教师强调“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方式本身，更是一种文化、一种人类对世界乃至自身的理解和解说方式”，甚至是“一种人类内在的精神特质”，将基督教鼓吹为“西方世界社会群体的美善之源和精神之基”。

　　在正式课程之外，海外宗教组织的奖励资助在高校也颇为盛行，加剧了高校教学过程中宗教因素的影响。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聘请外国神学家长期开课，讲授《圣经》。一些海外传教士以教授的身份登上大学讲台，宣讲神学，组织出版传教著作。

　　自2002年以来，在约翰·邓普顿基金资助下，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连续举办“科学与宗教”系列讲座。2004年，第十届中美哲学与宗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美国当代神学家普兰丁格教授作了题为“进化与设计”的报告，以“智能设计论”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2007年，北京大学宗教学文库之一《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四位海外基督教学者在武汉大学的演讲。他们利用“基督教信仰三个传统——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中“丰富的基督教信念”，向中国青年学子说明：“上帝创造了物理规律”，“宗教信念可以为科学发展提供哲学基础”。这种“科学与宗教”的系列讲座，在很多高校持续地举办，并陆续出版各种演讲集。它在高等院校产生的影响值得深入调查研究。

　　并且，这种思潮已经转化为某些中国学者的声音。2007年12月30日，在首都科学讲堂上，北京大学某位教授演讲“近代科学的起源”。他声称：“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强大支持，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

　　与此同时，很多具有明显宣教倾向的西方神学书籍不断以“文化研究”的名义翻译并引入国内。在美国基督教组织资助下，威廉·邓勃斯基的《理智设计论：科学与神学之桥》中译本在中国出版。该书作者大力推销现代版的神创论——“智能设计论”。作者提出“上帝创造世界的行动是一切理智行为(创造性的和非创造性的)的典范”，指责“进化论”是一种“排外且独断的生物学研究纲领”。2004年，美国“宗教市场论”的代表著作《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经济学供需关系解释宗教现象，将神灵视为商品推销，其信仰的法则是：一神教最具竞争力，张力和“排他性”是宗教得以强大的内驱力。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其观点“客观上则是推动宗教排他、制造文明冲突和社会动乱”，在中国是向依法治国方针的挑战。然而，在境外基督教势力的资助下，此书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中美欧宗教学高级研讨班”重要参考著作，“成为近年来宗教学界的畅销书”。

　　宗教因素在教学领域中的渗透，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宗教相关学位论文数量不断攀升，不少论文表现出弘扬宗教倾向。例如，在一篇关于当代神学家孔汉思(Hans Kung)的学位论文中，作者盛赞孔汉思的神学思想，称其“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各种无神论思潮及虚无主义对上帝信仰的攻击和否定，而且从人的实存出发，重建了信任实在、信仰上帝，最终信仰耶稣基督之上帝的合理性，对现代以来的上帝问题作出了清晰、完整的回答”。

　　这些学位论文的基督教神学立场颇为鲜明，与神学院培养的神学家毫无二致。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神学论文能够出自公立世俗大学吗?这些论文中体现出来的宗教神学倾向与“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宗教学研究目的背道而驰，竟能在世俗公立大学中顺利通过评审与答辩，不能不让人对当前高校的宗教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产生疑虑与困惑。

　　在当代中国大学校园里，校园基督教传播的组织形式是不断建立发展校园团契。而网络传教成为其重要的虚拟形式。这样扩张态势的传教中，大学生基督教徒出现比较快的增长趋势。近年来很多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信教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高于全国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而且呈逐年上升之势。有些博士成为职业传教士，还有北京某名牌大学的副教授担任家庭教会的长老，建设与“三自爱国教会”分庭抗礼的神学思想。

　　一定范围内的宗教学术研究并无不可，但必须把握好度，并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这是国家三令五申的重要法规。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法规规定不得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内传播宗教、举行宗教仪式，也不得利用学校对在校学生灌输宗教思想，发展宗教教徒。然而，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教授竟向中央主管部门建议，开放国家重点大学，与神学院合作，培养神职人员。培养神学人士是神学院的职责。应当指出，站在国立大学的讲坛上，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传播宗教，属于违法行为。

　　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已经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上当前的工作日程。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抵御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反对宗教信仰向教育领域渗透，是贯彻依法治国的精神，是落实“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国家法律，不是对宗教信仰者的敌视。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信不信教，应当完全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决策上，没有上帝和神灵的位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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