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中国学术界的“政治倾向”对教材编写影响太深了！

中国学术界的“政治倾向”对教材编写影响太深了！

鹿  野

昨天介绍葛兆光先生观点的文章发布后，多数朋友对于其入选国家教材委员会表达了反对的意见，这和笔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对于国家教材委员会本身提出了质疑，甚至认为不应该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这就不合适了。可能朋友们根本不了解当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现状。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几乎成了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多数所谓专家与知名学者都是“吃饭砸锅”的好手。相比之下，国家教材委员会还算是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甄别，大部分委员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满口公知腔调的人是少数。但是，现在学术界现状就是这个样子。长期以来，想要得到同行们的吹捧而功成名就，最快捷方便的途径只有攻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恐怕不是仅仅成立一个国家教材委员会所能改变的。

　　比如说，像过去的一年里很多朋友对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质疑，并且批评了温立三为代表的“公知型专家”，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语文教材的编写绝不仅仅是温立三等个别人所能决定得了的，而是要“广泛征求专家们的意见”。事实上，温立三的观点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多数知名专家中普遍存在的。这些中国专家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美国“政治正确”的舆论场。在这种情况下，教材如果不攻击中国革命与鼓吹西方化是很难得到出版的机会的。在这里，笔者仅仅通过介绍中国专家们对两部荣获“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俄罗斯小说的评价，让大家看一下当前中国学术界的现状。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中国学者和出版社首次给外国作家评奖的一项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举办。其应该是中国当前关于外国文学最有权威的奖项。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文学界分裂成为了自由派与爱国派两大阵营。前者狂热反共并鼓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方针路线进一步全盘西化，代表人物有今年刚刚去世的诗人，北岛的老师叶甫图申科及马卡宁、佩列文、索罗金等人。另外，苏联时代就已经成名的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虽然是白俄罗斯作家，但是一般也被视之为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后者主张一分为二的评价苏联时期并反对全盘西化，代表作家有苏联时代就已经成名的老作家邦达列夫、拉斯普京、普罗哈诺夫和苏联解体以后涌现出来的年轻一代作家普里列平、叶里扎罗夫等人。“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当中的获奖作品两类都有，但是其译者对于这两类作品的评价有很大差异。在这里，我们仅仅以叶里扎罗夫的《图书管理员》和索罗金的《暴风雪》这两部分别于2008年和2011年获奖的作品来看一下这种区别。

　　叶里扎罗夫生于1973年。虽然其思想倾向也属于爱国阵营，但是艺术手法偏向于后现代主义。其中他于200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帕斯捷尔纳克》批判了帕斯捷尔纳克对于知识分子的毒害。最重要的作品《图书管理员》书写了苏联时期一个二三流作家的作品变成了众人争抢对象的玄奇故事。其中有一段表明了自己对苏联时代的态度：

　　【甚至当仇视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被视作社会中一种动听声调之标志的时候，我还是本能的避开那些揭露性的小说。这些小说喋喋不休的谈论着那些各种各样身穿白衣的阿尔巴特街的古拉格儿女们。让我感到难为情的是，那种半真半假的文学，尤其是那些拿着过去社会主义时代牺牲者们的头骨噼噼啪啪敲打着桌子的作者们。这种敲击头骨的态度丝毫未能改变我对苏联的态度。我长大了，我热爱苏联。】

　　翻译者对于作者对苏联时代的态度极为愤怒，在译者后记中做出了如下的评价：

　　【小说作者生长在苏维埃时代，像他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他可能也唾弃过那个时代，因为在小说中还能发现许多对于苏维埃时代的嘲讽和戏仿……然而，这样一种嘲讽的面具并没有遮挡住小说作者在面对苏联及其历史时的真实面部表情。一位苏联时期二三流作家的作品，如今突然变成了众人不惜性命拼命抢夺的圣书。小说作者设计的这样一条情节主线，或许就是在给我们以这样的暗示：整个苏联时期及其历史，或许就像戈罗莫夫及七本小说一样，让人感到有些幼稚、单调和枯燥，似乎早已成为淡忘和抛弃的对象，但是那其中或许还具有历史，具有魔力……而阅读这些“圣书”，就是为了不忘历史……由此，一个关于书籍和阅读的寓言就变得浅显，甚至庸俗起来：阅读者就是重温历史的人，就是不满现实的人，“图书管理员”于是也就变成了“祖国的保卫者”。】

　　显然，翻译者对于作者对苏联时期的看法是极度不满的。其认为对于苏联不能有任何的肯定，尽管作者在小说中有不少讽刺苏联时代的内容，但是因为其对于苏联时期的整体评价高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就导致这部小说变得“庸俗”了。言下之意，只有彻底反苏反共的小说才算是不庸俗的作品。

　　需要指出的是，翻译者这种态度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其评价得到了评审专家的广泛认可。这既是现在绝大多数俄苏文学研究专家们的基本政治倾向，也表明了中国当下的“政治正确”。相反，其对于苏联的态度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否则也不会翻译这样一部爱国派阵营的作品了。不过，苏联剧变与解体的历史悲剧已经深刻的教育了整整一代俄罗斯人。因为他们已经被苏联公知忽悠的太惨了，所以很难再因为这些中国专家忽悠而改变自己创作倾向了。

　　索罗金生于1955年，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但是直到苏联解体初期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对他评价不高，主要因为其语言过于肮脏和内容不知所云。比如说他在1976年至1984年使用八年时间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定额》，就宣称苏联时代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每天吃一截屎。其创作的剧本《土窑洞》当中也有大量苏联公民吃屎的情节，甚至他们在卫国战争期间仍然不慌不忙的讨论用大便做菜的方法。再比如说，他曾经恶搞西蒙诺夫的名诗《等着我吧》，把这首诗改为《吃了我吧》。再如，他创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玛琳娜的第三十次恋爱》，主要讲的是是女主人公和领导干部在苏联国歌声中做爱，使其达到性欲高潮，从而开始拥护社会主义。还有一部长篇小说《蓝色脂肪》主要内容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是同性恋者，并且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发生性行为的情节……

　　由于索罗金的作品过于肮脏，甚至不少反共的人士也看不下去。很多文学评论家把索罗金的文学称之为“粪便文学”，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其也多次被告上法庭，主要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当中过度渲染淫秽色情。俄罗斯的读者也对索罗金的作品不大买账。他的代表作《蓝色脂肪》算是销量比较大的一本书，也只不过卖了5000册，而且还是作为黄色小说而不是文学作品去卖的。

　　或许也是因为书不好卖缘故，进入新世纪以后索罗金作品中开始淡化粗鲁的辱骂，像其在2010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暴风雪》当中就几乎没有什么恶搞与辱骂的东西了。这部小说获得了俄罗斯文学的“巨著奖”和中国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不过，我并不想对于这部小说本身多作评论，仅仅想通过中国翻译者的前言让朋友们再看一看当前我国专家们的“政治正确”。这个前言很长，这里摘引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段：

　　【众所周知，索罗金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一个主题：反极权主义。反极权主义激情是很多后现代主义作家共有的形象，只不过表现不同而已。索罗金常常通过作品情节突变的方式来体现这种反抗情绪。他的作品往往以模仿苏联文学开头，创造出仿真的语言人物和矛盾冲突，但随后作品发生突兀的转折内容开始荒诞不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突然被后现代主义写作方式所代替。这在《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四个人的心》、《标准》(即《定额》)等作品中都有鲜明的反映。作者企图以这种断裂和对比对极权主义进行嘲讽，揭示其荒诞性和无意义，而在暴风雪中，作家虽然没有特意安排这种情节突变，但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却贯穿其中。小说隐没了时代背景，隐没了人们的社会特征，然而却塑造了一个绝对的主宰：暴风雪。小说的主角是谁?面对浩瀚的吞没时空的白雪大地，人显得渺小而无助，面对狂暴的自然力，人和人的思想都显得不堪一击。在小说中，暴风雪才是绝对的主角。暴风雪的狂虐与极权主义的狂飙之间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在作家笔下的极权主义社会中，人或者变异，或者变态，人和人的生活是丑陋而混乱的，而在暴风雪的肆虐下，人也一样脆弱不堪。……暴风雪和极权主义一样，都是一种混乱，而无序的力量，都体现了暴力的特质，都对人的生存构成了莫大的威胁。……暴风雪是白色暴力，而极权主义却是黑色暴力。把暴风雪与极权主义对比观看，可以发现所如今仍在对盲目的狂暴力量进行着深度的思考。】

　　这里所说的“极权主义”，其实无非是革命与共产党的代名词罢了。应该说翻译者的确看懂了索罗金的这部小说，即通过写暴风雪的破坏来影射革命的破坏。因为索罗金的作品中从来没有除了攻击革命与共产党之外的东西，所以其也被称之为“全俄罗斯最具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激情”的作家。从上面这一段中国翻译者的评述来看，其完全支持索罗金的观点，甚至可以说在笔下流露出的那种狂热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激情”绝不亚于索罗金。

　　以一斑而窥全豹，通过中国专家对两部“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获奖作品“冰火两重天”式的不同评价，我们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于苏联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是普遍性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相关专家还被视之为相对比较正统保守的。还有一些更激进的专家完全否定爱国派的创作成就，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应该翻译爱国派的作品，只要翻译自由派公知的作品就够了。而且，这一类专家在中国学术界中所占的比例更大。所以对于俄罗斯当代文学有兴趣的人几乎张嘴闭嘴就是马卡宁、佩列文、索罗金，而很少有人知道普里列平、叶里扎罗夫。

　　俄罗斯文学仅仅是一个反映当前中国学术界政治倾向的代表。因为苏联已经解体，所以该领域专家说话相对比较露骨一些。其实，其他语种的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专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温立三的观点是普遍性的。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代的俄罗斯好歹还有爱国派和自由派两派对垒，而中国学术界则是反共与鼓吹西化的人士一派独大。(当然也有少数专家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比如说在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已经85岁高龄的社科院专家张捷的政治态度就类似于俄罗斯的爱国派，但是其话语权在学术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指望语文教材的编写中以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作为基调吗?

　　因此，国家教材委员会的成立是必要的。但是要解决当前教材编写中存在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成立一个委员会就够了的。说到底，教材的观点是学术界专家们主流观点的反映。如果不能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中反共与鼓吹西化的人士一派独大的问题，那么现在教材中存在的问题也很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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