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对“杨振宁之问”的一点思考

对“杨振宁之问”的一点思考

鹿  野

　　2018年7月14日，清华大学物理系“基科班20年·学堂班10年庆典活动暨拔尖人才培养论坛”举行，96岁的杨振宁作为清华物理系的“老朋友” 对“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不太成功”的情况提出了三个问题。“对于创建一流科学家不太成功这件事，是值得讨论的。是不是有这个现象?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到底重要不重要，值不值得去研究?这三个题目相关的是值得大家讨论的。”一时间又一次引爆了舆论场。笔者在这里也想简单的谈谈自己的看法。

　　要回答“杨振宁之问”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一流科学家”?比如说，如果要是把牛顿和爱因斯坦那种程度的贡献定性为“一流的科学家”，那么今天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没有一个“一流科学家”的。英国的教育仅仅是在几百年前培养出了一个牛顿，德国的教育也仅仅是在100年前培养出一个爱因斯坦，美国则从来没有培养出这个级别的科学家，甚至连较之他们稍逊一筹的麦克斯韦那种程度的科学家也是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不是说人类的教育水平越来越倒退了呢?当然不是。之所以作为个体的科学家贡献越来越小，是因为科学研究的起点不同了。且不说牛顿那个时代，单是爱因斯塔那个时代来看，科学的发展仍然是比较薄弱的，起点总体来看比较低，所以作为个体的科学家具有巨大的划时代的贡献是可能的。而今天的科学研究起点就已经很高，分工很细，往往由一批科学家组成的一个研究集体才能够在某个领域取得一定的突破，因此要求今天的科学家达到牛顿和爱因斯坦那样的贡献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才算“创建一流科学家成功”?比如说，杨振宁应该算是当代的“一流科学家”。但是他几乎所有的成果都是在美国做出来的，如果要是留在台湾的话，同样是杨振宁也不可能取得那些科研成果，因为台湾并没有那样的条件与平台。不过，我想如果我们也效仿这种“民国范”，为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培养“一流科学家”，恐怕也很难算是“创建一流科学家成功”了吧?

　　因此准确的说，当代高等教育的主要指向并不应该是培养牛顿和爱因斯坦一类的“一流科学家”，而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并搭建一个广大科研工作者可以施展才华的平台，最终把我国建设成科技强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科技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某些公知化的媒体对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抨击是有一些不符合事实的带节奏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前几天香港捐资助学的名人田家炳死时，很多媒体和微信朋友圈又重新回顾了其2003年时寄给教育部长周济的信，以所谓全球500大学排名为例，宣称中国的教育远远落后于香港和台湾：

　　【全球500名大学排名，中国地区排名前13所大学中，内地6所，香港5所，台湾2所，以第一名的台湾大学在国家排名190名外，其他都在中下流位置。我国号称5000年历史悠久古国，文化博大精深，地大物博，但教育远远落后于立国仅百余年的美国及其他一些小国，怎不叫国人汗颜。兹再以中国13所大学言，依历史、人口、土地、资源等综合条件作比较，大陆教育亦远逊于香港和台湾地区，宁不令人欷欷慨叹!】

　　可事实上，这种排名本身就是西方国家的一种舆论话语操纵，根本不带有什么公正性。比如说，香港和台湾在排名中教育高度发达，可是从来没有什么独立的科研成果。至于普通人的知识水平更是惨不忍睹，像台湾很多人认为“大陆吃不起茶叶蛋”，香港则包括田家炳在内的很大一部分人认为美国独立才一百多年。如果要是大陆的教育真的“上升”到香港和台湾的水平，那才真的糟糕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对于尖端科学人才的培养没有问题。事实上，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恰恰是近年来盲目效仿美国，几乎丧失了自己的思想与话语体系。

　　就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来看，美国的科技崛起是具有特殊性的。其主要是通过二战之机从欧洲特别是德国挖走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二战以后又利用美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的主导地位提供高水平的科研条件来拉拢全世界的人才。这种发展模式和高等教育的关系并不太大，也是中国学不来的。

　　真正凭借自己的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崛起为顶级科技强国的在历史上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德国，一个是苏联。实际上苏联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的高等教育主要模仿的也是德国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特别强调数理基础知识的教育。像苏联高校所有的工科类专业仅必修的数学课就有12门近2000个课时：

　　褚维盘 、龚冬保，苏联工科院校高等数学教学特点，《大学数学》 , 1994 (s2) :109-113

　　新中国成立以后之所以能够在科学技术上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之中沿袭了苏联这一套重视数理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像1965年时，同济大学当中的理工科各专业仅高等数学一门课就高达700多个学时，力学课则高达600多个学时，均占了总学时数量的10%以上：

　　彭静雯著,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对学科规训的突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1,第113页

　　可是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盲目模仿美国的教育模式，高等教育当中理工科专业的数理基础被极大的弱化。像现在绝大多数高校当中的高等数学课已经被压缩到了一百多个课时，普通物理课时则更少，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导师们根据自己研究方向开设的所谓“前沿课程”。问题是，在高等教育与普通物理这些基础知识没学好的情况下，谈何前沿与创新呢?

　　苏联高校对于理工科人才培养的第二个优势是其合理了处理的外语学习与专业知识的关系。其认为，高校的外语教育应该以学以致用为中心，决不能让外语喧宾夺主。具体学不学外语，学习哪种外语，应该看专业知识的需求。

　　比如说，计算机专业的就必须学习英语，因为不仅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而且英语也是计算机很多应用上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光学领域则应该学习德语，因为德国在光学方面则是世界最先进的。但是绝大多数理工科专业则没有必要学习外语，因为苏联本身的科学技术水平并不弱，把学习外语的时间腾出来用在学习数理基础知识上面，然后在本国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研究显然效率更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基本模仿了苏联的模式，对于高校的外语教育并不太看重，主要追求的是教学的本土化，先是翻译了一大批苏联的高校教材，然后又根据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编写了本土的高校教材。从而根本改变了民国时期理工科专业课本普遍从外国进口，没有像样的本土课本的现象，大大节省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精力。

　　但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追求“与国际接轨”的中国高等教育又出现了“去本土化”的现象。不仅大学当中外国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甚至很多高校理工科专业课也恢复了民国时期流行的直接进口外国原版外语课本的模式，这显然不如本土语言的教学效率更高。

　　一个与之相关的方面是，苏联在建国之初就规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在职称评定和其他成绩考核当中只能以本土的科研成果为依据，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一律不得计入。这一规定让苏联的科技工作者真真正正把精力用在了研究方面，而不是整天忙着在西方国家的期刊上发外语论文，也极大的促进了苏联的独立科研体系建设，为苏联崛起成为可以和美国比肩的科技大国奠定了基础。

　　而中国近些年来的做法则与之相反，无论是高等教育机构还是科研院所普遍以在西方国家的期刊上发的外语论文作为主要的考核标准。这显然是不利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有独立科研体系的科技强国的。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

　　【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综上所述，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追求“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改革当中，中国的大学虽然在西方国家制定的全球大学排名当中位子越来越高了，但是实际的教学质量却令人担忧，某种意义上是像香港和台湾的大学那样越来越沦为西方的附庸。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国科技发展的。

　　因此，要打造中国独立自主的科研体系，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强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就必须摆脱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思路。要恢复我们历史上注重独立自主的良好传统，加强专业基础知识教育，注重学以致用，并以本土的成果而非西方的承认作为主要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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