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面对市场侵蚀与帝国主义争夺，青年如何解决信仰危机

面对市场侵蚀与帝国主义争夺，青年如何解决信仰危机

葛元仁

2018年7月3日至4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要建立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建的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肌体健康，组织坚强，带领人民奋斗前行。

一个干部的世界观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从学校教育这个“源头”入手，使干部“扣好第一粒纽扣”是必然的要求。针对目前学校教育，进行改革，以符合时代的要求，刻不容缓。

因此，贯彻《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制定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制定的“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具体措施，就是“源头”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

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了解世界，认识规律，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 人类全部的知识都来源于处于物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源于工人农民的生产实践要求，所有的科学技术只有通过工人农民的实践来论证其是否可行，需要如何改进，直到最后成熟，形成生产力。实践第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这是不难理解的。

【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只有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去，才能发挥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而这些实践的主体依然是工农群众。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恩选集》2版1卷15页）】

因此，教育他们尊重工农群众，和工农相结合，把自己融于工农之中，取得工农的信任，依靠工农群众的实践来实现社会的进步，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的本来议题。

一次笔者在给大学生讲座时，谈到自己在农村插队担任大队副主任时，搞科学种田，推广了小麦优良品种，使得小麦普遍增产的事例。一位农业大学的硕士生提问说，他们带着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到农村去却无法推广，不明白为什么我能够做到的，他们做不到。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在农村插队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七年，取得了农民的信任。农民知道你的利益和他们是一致的，所以愿意按照你的要求去做。而大学生们仅仅下去一两个月，又和农民的利益不相关，所以有怀疑，不愿意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

明显的事实是，人的知识是由书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两部分组成的。单纯的课堂书本教育，不能代替必要的实践。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页）书本知识的本身也是他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只是把一般的普遍的规律进行了归纳。而实践知识，只有靠自己的实践才能获得。“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实践完全脱节”（《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4页），这是目前教育界应该正视的问题。

人类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新的认识。并且通过反复实践，反复总结，不断提高。鼓励学生青年勇于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物质生产实践，在实践中获得提高。不仅利于他们认识具体的客观世界，也利于他们培养工农感情，理解书本中的一般规律。正如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说的：“相信生活，它给人的教益比任何一本书籍都好。”

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再教育”，就是针对知识青年只接受了书本教育，脱离工农，脱离生产实践而提出的。是为了使年轻人具备完整的知识，今后能够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

二

为了做好“源头”工作，有必要澄清一些流传甚广，禁锢人们头脑的论调，使大家坚定地到基层去实践，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有观点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是剥夺了青年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偏面地认为只有课堂的书本教育才是“受教育”，接受实践的教育不是“受教育”。这显然与知识的形成过程相是违背的，也不利于青年人成长为知识全面的人。至于把到农村去看成是“降低人格”，是“屈辱”，更是封建主义思想“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残余，蔑视从事农业体力劳动的农民，直接否定了处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品质。而中华民族优秀品质是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农民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了反复的斗争，与历代统治阶级进行了顽强抗争中形成的，农民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载体。知青在与农民的朝夕相处中，能够从农民的行动中，感悟、学到这种优秀品质。文字只是工具，而文化的内涵是要用行动来表述的，任何的书本知识都无法替代通过行动来体会，实践文化的内涵。

凡是在农村插队时间够长的知青都能够深切的感受到，面对艰苦的生活，农民们是多么的坚忍不拔，坦然淡定；面对灾难，他们又是如何艰苦奋斗，进行自救。当年是乡亲们教我们生活、教我们干活、教我们做人，帮助我们度过各种生活难关。现在不少知青怀念“第二故乡”，就是因为我们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农村获得的。只要在农村认真实践的知青，都能够印证列宁同志关于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而且能够深切体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再教育”思想的目的，同时能够对学校的教改方向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面对大批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事实，有人又变换说法讲，上山下乡只能出文学和干部人才，蛊惑人心地提出：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会造成了科技人才的断层，会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但不见有任何事实依据）。无视在生产实践中与工农相结合，对青年学生正确世界观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正确的世界观对我国科研工作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名录中发现了53名院士曾经有上山下乡的经历。

他们中间不少人都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面对外国科研机构以优厚的待遇挽留，他们拒绝了，坚持回国，报效祖国。中国工程院院士付贤智说“我是50后，我插过队，能上大学不容易，我的经历决定了我要回国。” 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实戈认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应从个人得失出发，觉得，学成回国对于自己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孙世刚，在1987年底，放弃了法国一份有着丰厚年薪的工作，回到中国。孙世刚说，在那个年代出国，看到中国和外国的差距是惊人的，我的想法很朴素：赶快回国，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教给学生，让差距不要再这么大。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1990年至1994年在美国宾州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受聘为美国加州ABI公司研究员，曾获美国技术专利一项。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事业有成并取得专利后，念念不忘报效祖国，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及丰厚的待遇，携妻、女回国。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女）1993年，曾经受聘于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南方天文台，沉浸在当时全球最大天文光学望远镜的项目攻关中。当她获悉祖国需要她参加“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项目时，决定回国，欧洲南方天文台一再挽留她；德国一家大企业也邀请她去工作，并承诺两年后派她回中国工作……崔向群谢绝所有挽留和邀请，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国内。

在国内，崔向群一家三口挤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内，她每月工资也降到原来的40分之一。面对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回国，这架望远镜将使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健说：“在农村插队，一开始我们这帮城里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不会，是当地老乡们长期的帮助和照顾，才让我们一步步挺了过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今天搞科研、做研究，说到底不是为了自己，国家和人民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和优良的环境，我们理所应当做出点成绩。” “经过这6年磨砺以后，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那么可怕了，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困难。在科研上面碰到的任何挫折和失败，我觉得都不算什么，只要我们能够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执着不弃，攻克难关只是时间问题。这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必备的素质，也是出成果的必要条件。”

用曾经有插队经历的53名院士对比现在一些大学毕业生为了丰厚的待遇争先恐后地往国外跑，或蜂拥而至的报考公务员，只追求个人利益，可以看到，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从各类学校毕业了多少学生，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有社会主义觉悟，能够抵得住金钱的诱惑，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 愿意在枯燥的，不断失败的情况下坚持下去。正如中科院院士翟明国说的，扎实的学业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教育不能以智育为培养的首要标准，不能只啃书本、太看重分数。好的教育应该使学生有足够的意志训练、理想追求和社会生存能力。 他在2016“科学改变世界”全国研究生学术论坛的报告中说：“若一个人不热爱科学、对社会没有担当，谈何改变国家？改变社会？” 他以自己掏粪、新疆伊吾军马场的知青经历，鼓励年轻学子多参加社会实践，让自己成为一个“接地气”的人。“缺少社会实践会成为人生中的一大损失，这会导致一个人一直‘悬’于社会之上，而不能脚踏实地地往前攀登。”“人才的市场化、货币化使得人降格成商品，这是不能出大师的原因。” 翟院士还强调知识不应只改变受教育者本人“走出大山”的命运，知识改变的应当是家乡、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命运。 要想使得青年“学生有足够的意志训练、理想追求和社会生存能力”就要到实践中去了解中国社会的民情国情。而只有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实现。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树立为祖国、人民效力的决心，从而成为学习，研究的动力。

事实说明，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参加生产实践，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而且通过对国情民情的了解，有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使他们懂得，“伟大的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这种事业是正义的、宏大的，而且因为这种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奋斗是幸福的，奋斗也是艰辛的、长期的、曲折的，没有艰辛就不是真正的奋斗。而奋斗精神之所以可贵，就在于越是面对困难和矛盾，越能激发出非凡的力量。

三

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要通过教育来为本阶级培养接班人，为本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列宁精辟的指出“从前的一切学校都浸透了阶級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話，都是根据資产阶級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青年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說是受数育，倒不如說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要为資产阶級训练称心如意的奴仆，既能替主人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文规定，“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我国的《宪法》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教育自然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

因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教改应该坚持的目标。

但是很长一个时期，教育偏离了这个方向。即便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就指出了“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情况也并未改观。在学校里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不提了，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讲了，革命英雄的事迹被从教科书里删除了，唯一的考核指标就是“分数”，“升学率”，更不要说鼓励学生到生产第一线当普通的工人、农民了。而提出的“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3页）。于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沉渣泛起，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就如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所说的，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至于什么民族的传统啊，国家的前途啊，这个社会公正公义这一切都不在他们的眼里。（2012年05月03日中国网）

人民日报公众号2016年9月26日报道，2015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等34个城市的高校本科生，分男女、年级进行摸底调查研究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为，近七成大学生接受未婚同居行为。 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年度新增15-24岁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在相应年度青年感染总人群中的占比已由2008年的5.77%上升至2014年的16.58%。

美国中情局“十条诫令”第一条就是“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可见帝国主义在不懈地从源头与我们争夺对年青一代的教育。

这是我们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习近平在2016年12月7日至8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为我国的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十九大报告），因此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教育，应该是第一位的。

但，正如列宁指出的“离开工作，离开斗争，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种书本知识依然保持了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践脱节”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5页）“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只学习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7页）。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注重在基层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就是要求干部到工农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大浪淘沙，考察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来接革命事业的班，保证人民政权的稳固，使得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不变色。

四

现在的青年学生面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运用价值规律，进行商品交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而采用的方法。在这种运行机制下，企业需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又表现为追逐利润。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这种运行机制是有负面影响的，表现在分配上的“两极分化”。这正是我们要逐步调整的生产关系的内容。但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自由化的干扰，一些人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只讲个人发财致富，不讲共同富裕；鼓吹“一切向钱看”，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用表面现象掩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的含义，甚至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人为地割裂开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抛到九霄云外，造成了青年人思想上的混乱和信仰危机。

由于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懂得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社会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是在不断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进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可能“万岁”。于是出现了单纯追求金钱，忘记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甚至应声附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错误论调。

这就需要按照毛主席讲的：“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第236页）

这种政治教育，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从一个更宏观的视野上来理解习总书记的论断，理想信念不仅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也必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钙”。因此，对所有潜在的接班人的培养必须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而只有到生产第一线的实践中去和工农相结合，用鲜活的事实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才能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在新的时代下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和必要呢？我们听听老师和同学们的说法。

巴音学院教师贾振霞：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相比，如今的大学生下基层活动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目前，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门鼓励实施了多种基层服务项目，如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教师特岗计划和农技特岗计划等专门项目。这些活动的实施正是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本质体现。这对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克服急躁情绪和不够务实的特点，促使其健康、快速成长不失为一个重要环节。张木明等人在2013年对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活动做了调查研究。调查中发现，“61.9%的学生认为参与志愿服务能完善知识结构，66.5%的学生认为积累了工作经验，57.5%的学生认为增强了自信心，49.1%的学生认为提高了协调沟通能力，42.5%的学生认为提高了环境适应能力，22.4%的学生认为参与志愿服务具有成就感和归属感”。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今天出台的这项政策是合适的。进一步可以说是新时代知青运动的延续。

因此，我党的教育方针应该不仅使我们具备比较广博的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还要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涌现出更多的秦玥飞，激发广大学子在广阔的天地间创新创业，尤其能在基层扶贫工作中大有作为。

中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贾希望：2015年8月开始，笔者在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中缅边境支教一年。时代不同，当今的支教不能与那个时候的上山下乡相比，一是规模没有那么大，二是内心的理想信念也没有那时强。但有几点具有共性的东西：第一，到基层去一定会磨炼人的意志品质；第二，到基层去一定能感受到中国最底层社会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生活状况；第三，到基层去一定会让人产生理想信念，让人感悟到要为祖国和人民做些实事；第四，从基层回来之后一定会怀念、感恩那个地方，也一定会认可曾经在基层奋斗过的地方就是“第二故乡”，峥嵘岁月里的经历就是宝贵的财富。

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李洁：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坚持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把某些“软要求”变成“硬规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谓毛泽东历来倡导的青年运动应该坚持工农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虽然我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城乡差距特别是西部某些地区的城乡差距还比较大。小平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第一个大局应该说我们顾全得非常好，但第二个大局的工作推进遭遇了特别多的困难。比如，西部经济发展、投资、西部人才引进、流失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可能建成。当然，中央也多方号召广大青年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并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但“号召”毕竟是一种“软要求”，能否把这种“软要求”变成一种“硬规矩”呢？比如，把到西部、边远山区支农、支教等与职称评定、晋升等相挂钩，这是完全可行的，为什么现在能够把“出国”作为人才引进、职称评定、晋升的硬性要求，却不能把支农、支教变成硬性要求呢？我觉得我们的党员干部、高校教师、广大毕业生也应该有这种觉悟，相关部门也不要怕这种规定不合理，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的规定，是正义的、合理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第81页）

因此，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看到，只要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接班人的培养只有通过理论结合实际，到工农最集中的基层去，克服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者的缺点，永远与劳动人民在一起，在艰苦环境中才能培养出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黑河知青博物馆名誉馆长、山西插队北京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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