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期间的错误与中央分一线二线(旧文)

作者：毛主席论拆迁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1 7705

关于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论证

[ 毛主席论拆迁 ] 于2008-04-19 强国论坛

关于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论证
1. 中央到底有没有分一线二线？
2. 分一线二线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3. 一线二线的分工如何？
4. 二线二线的结束。
5. 一线二线的效果如何？
6. 为什么许多人不知道一线二线？

一、中央到底有没有分一线二线？

答案是肯定有，下面我举出的文选都是公开发行的。

二、分一线二线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是从53年底提出来的。

邓小平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邓选第二卷，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一九八○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

三、一线二线的分工如何？
江泽民说“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分成一线二线后，刘少奇同志长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江泽民在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1月20日）》

“早在党的八大召开前，毛主席就提出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所以八大通过的党章里面有一个条款，说：“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毛主席后来说过，以后他就当那个名誉主席。对毛主席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一开始干部群众中有顾虑，可毛主席始终坚持。这样，在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就专门作了一个决议，同意毛主席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王光美访谈录》

“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是10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的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合适。是比较起来讲，不是讲朱德同志不适合，比较起来少奇同志更适合一点。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这样，少奇同志就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王光美访谈录》

“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在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十年总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我说：我要挂帅”正说明毛主席当时处于二线。
四、一线二线的什么时间结束的？

1.毛主席在《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二）1966.10.24》的讲话：

问李先念，“你们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财经学院说要开声讨会，我想作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主席说：”你明天还是去检讨吧，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明天我要出国。”
那你也要告诉他们一下，算请假嘛。我跟他们说，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飘忽不定，我看你还是稳定一下情绪。他们不叫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中央的班子要分一、二线呢？一是我的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苏联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看中的，但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让他当权，每一次开会都敬酒吹吹捧捧，结果一死就丢权。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向反面！（陶铸插话：“弄得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等等。（主席转向陶铸）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他却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纰。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新四军皖南事变，彭的百团大战）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那时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是搞一、二线后就更分散了。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这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罗、陆、杨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都没有好下场。犯错误路线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总理插话：李立三思想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合稀泥的人，我就是合稀泥。七大时陈其源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人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委员了，现在只走了王明，其他人都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冬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的，对刘少奇同志不能一概抹煞，他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能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那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么？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着起来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那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康生同志插話，八大政治报告是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2.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的讲话：

“讲几句话，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就是搞一、二线。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搞，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大家同意了。再嘛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至此，一线二线宣告结束。

五、一线二线的效果如何？

实事求是的讲，有成绩也有错误，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但也确实出了大乱子，、二五计划比例失调，除原煤、石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远远低于规定指标，重工业增长2.3倍，农业生产却出现下降，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搞“穷过渡”，造成中央决策失误，高征购，这5年是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经济最糟糕的时期，固然有共产党没有经验的原因，但中央一线领导的瞎指挥也是个重要原因，英明如毛主席一开始也被一线领导给唬住了，其实浮夸风在报纸上的宣传也就几个月时间，“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应当承认，首先发现大跃进中问题的是毛主席”《邓力群国史谈话录：大跃进与政策调整》，随后毛主席在历次会议上批评一线领导，可惜身在二线鞭长莫及啊。

六、为什么许多人不知道一线二线？
大跃进期间的许多可笑的错误就是此时出现的，如果承认一线二线，就等于承认了一线领导要负主要责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既然地球人都知道，我也就不多说了。

如果还有人不知道一线二线的问题，那只能说明他无知。

附文1

毛泽东视察大辛庄称：“做事情要实事求是”

记者杨润勤　通讯员王道玉　赵世峰 2009年09月14日09:31 来源：《大众日报》

1959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大辛庄。

在北园的小路上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1958年8月9 日下午，济南市历城县北园农业社水屯村的田间大路上，几辆黑色轿车突然停下。车门打开，毛泽东探身走出，身着白色衬衣，束在裤内，脚穿黑色皮鞋。陪同的有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共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吕少泉。

在北园农业社田间路上，毛泽东与陪同者谈笑风生。路旁的谷子长得秸秆粗壮，叶子墨绿，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毛泽东看到这景象，高兴地说：“你们的谷子长得不错嘛，我看群众的干劲不小。 ”

随即，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草棚走去。首先看见毛泽东的几个社员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毛主席来了！”便争先从窝棚里跑出来，热烈鼓掌欢迎。这时，毛泽东已走到跟前，有些社员还没有来得及出窝棚，毛泽东便弯腰走进矮小的窝棚里，和社员任长水、李树勋、韩茂林、孙守法等13 人一一握手。毛泽东和他们握手时，社员们有些措手不及，手上沾满了泥，有的忙往自己衣服上搓搓手上的泥巴，有的还没来得及搓，毛泽东就把手伸过去，一把握住农民沾满泥巴的手。

毛泽东来到一株大槐树下坐下来，稍事休息。这时，身旁的李树成向他汇报了北园办大社的情况。汇报中，李树成向毛泽东请示规模这样大的社是叫“大社”好，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

谭启龙向毛泽东汇报说，他们准备把北园办成一个大农场。听到谭启龙说要办“农场”，毛泽东认真地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从历城回来后，又乘车来到济南军区司令部大院，接见了济南部队参加党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在大辛的麦田边毛泽东说：“做事情要实事求是”

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来济南视察，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秦和珍等陪同下，察看了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庄生产队的麦田管理情况。

据时任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第一书记的郑松回忆，那天午饭后，他和白如冰、秦和珍来到毛泽东乘坐的列车上。由于他两个月前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座谈会，所以一见面毛泽东就认出了他。毛泽东微笑着说：“郑松，今天到你们公社看看小麦可以吧？”

接着，他们驱车来到东郊公社大辛生产大队，下车后，当毛泽东看到地头的木牌上写着“ 计划指标亩产 1000斤”时，他严肃地问郑松：“一亩地能收 1000 斤？” 回头又问：“ 白如冰同志，你看麦子一亩地能打1000斤？”

当白如冰回答麦子长得很好，亩产能到 1000 斤时，毛泽东摇摇头说：“我看这麦子别说亩产打 1000 斤，连500斤都收不到。打下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嘛！”回过头来，毛泽东又严肃地对大家说：“做事情一定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不要空口讲白话，秋后我要再来看看亩产小麦到底多少斤！”

沿着田埂继续向前走，一条东西的水垄沟还流着水，挡住了大家的去路。这时大家都向西转去，可惟独毛泽东没有转。他纵身一跃，跃了近2米远，跨过了水沟，就在水沟沿上深深地印着他的两个脚印。当时，毛泽东已 66 岁了，可他身体还是那样的健壮，在场人都为之惊叹，为之高兴。

往前走了几步，毛泽东弯腰从路旁拾起一把被锄掉的发黄的麦苗，微笑着问社员群众说：“把这墩麦子送给我带回北京好不好？”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

在一棵大柳树旁毛泽东说：“这种方法可以总结推广”

到了当年(1959年)秋天，毛泽东真的又来了。

9月 21 日，毛泽东的专列又停在了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线上。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等登上列车，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随后，舒同汇报了过去几年全省植树和封山造林的情况，又汇报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力上阵大搞山水林田治理。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又问郑松：“今年大辛的小麦亩产到底多少斤？”郑松说：“平均亩产收了400斤。”毛泽东哈哈一笑：“上次我说平均亩产连500斤都打不到嘛，结果还是打不到500斤嘛！”

下午1点，毛泽东由舒同和白如冰陪同，驱车先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毛泽东来到一块大白菜地，见大白菜长得茁壮嫩绿，问：“大白菜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白菜的心是自己包的还是人工包的？”一位随行人员作了回答。

这时天下起了小雨，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打起雨伞。陪同的领导见天下起雨来，就劝毛泽东别去东郊公社了。当毛泽东得知全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 700多名代表和社员群众在等着时，毫不犹豫地乘车到了东郊公社大辛庄。

毛泽东查看了玉米间作大豆，问这种种植方法好不好？有什么优越性？郑松说：“一高一低进行间作套种，可以更好地解决通风透光问题，增加产量。”毛泽东说：“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复种指数。这种种植方法是可以总结推广的。”

许多群众听到毛主席来了，都跑过来，争着和毛泽东握手。这块田边有一棵柳树，就是后来的“幸福柳”。

附文2：

李井泉秘书陈振寰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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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年7月15日下午3点
　　地点：北京和平门外东大街3号楼2门206室
　　采访人：周燕
　　受访人：陈振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委书记，
　　　　　　　1954～1963年、1975～1978年曾担任李井泉秘书）
　　讲到四川的问题，不能绕开李井泉，讲到调粮的问题也不能离开李井泉。调粮问题是李井泉在四川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我想从我个人了解的情况，也算是我个人的见证吧。
　　李井泉为什么有争议，关键就在粮食问题上。他在四川17年，应该是有功有过的。
　　
　　四川这个地区历来很复杂……（略）
　　
　　土改以后，1954年开始搞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我还参加过第一期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完了，我才调到李井泉身边当秘书。从1954年统购统销到 “文革”每年都向中央调粮，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搞合作化运动，进入初级社，后来是高级社，农民积极性很高，生产有很大发展，粮食产量是逐年上升的。全国有十多个省市都吃过四川的粮食。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大跃进，大家头脑都有点热，包括李井泉。到处放卫星，浮夸虚报，风气在全国形成，四川也不例外。四川不是首创。河北的徐水放卫星嘛，后来又是河南，湖北麻城，最早的是这三个。
　　李井泉也头脑发热，当时粮食确实丰产得很多。李井泉高兴地说：“粮食丰产了这么多，这粮库都来不及建啊！”他对浮夸虚报估计不足。当时，在全国这种风气很厉害。
　　四川郫县的两个公社虚报就有2300万斤，县委书记就要按这个数字，粮食局长就不干呀：“你报了这么多，我拿不出粮食来怎么办？”县委就批他，后来，地委来做工作，总算把这件事情给平了。县委书记还不饶，一直把这人调开粮食局，下放到农村去。后来，地委感到这件事情严重了，把这个干部调到地委去当机要秘书。郫县在四川浮夸虚报是个典型。
　　以前调粮没有说过二话，四川每年都如数完成。三年困难时期发现问题了，中央还是要调粮，情况紧急了，上海柯庆施也打电话来，北京彭真也打电话来，总理打电话都要调粮。
　　我想说两件事：
　　大概是1960年夏天，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一次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正在研究安排生活，说是半斤粮食农村里能不能保命？能不能还参加点劳动？结果，半斤粮食都很难安排。根据当时的库存情况都安排不下去。正在这个当中李先念打电话来，还要调一亿斤粮食。李井泉让财办主任张韶方（后来是主管财办的副省长，也是我们山西人。）跟李先念说，调一亿斤粮食，四川就要死多少人，你看他还调不调?
　　张韶方就去接电话，李先念的态度很强硬，说：“死人也得调！”会场上所有的人听到这话以后，鸦雀无声，大家闷着抽烟，谁也不说一句话，闷了半个小时，散会。
　　李井泉说过：“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你调粮不跟我商量。”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也是在1960年夏天，总书记邓小平到四川传达中央一个文件，传达完了，吃完中午饭就要走。当时，在省委办公大楼下边，临上车的时候，李井泉提出到机场送他。他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基本上是邓小平的原话，当时在场的也就是三五个人。李井泉是否给其他书记讲了，我就不知道了。
　　
　　(周：何郝炬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四川调粮》，说“大国务院，小国务院，”是在1961年年初，在金牛坝宾馆开省委会议时，李井泉接李先念的电话时说的。这篇文章登在《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集）——当代口述史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
　　
　　到底是1960年，还是1961年？我也记不太清了。可以到四川查。
　　邓小平来，是60年还是61年，我记不太清了。也可能是1961年，1961年是最困难的时候。时间可以查到，但这个话是档案材料中没有的。当时邓小平说这个话，在场的只有三五个人。王瑞林在不在场，我记不清了。
　　当时全国都缺粮的特殊情况下，中央出于无奈，没有办法的办法，才下死命令四川必须调粮，才说这样的狠话。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措施。这种特殊措施在当时情况下，全国一盘棋，不管是谁，都得执行中央的命令。不管是李井泉还是王井泉，谁来当四川的第一把手，你能不执行吗？结果是，全国都有死人，四川死的人更多一些，损失更惨重一些。
　　在调粮问题上，李井泉有功有过，服从中央的指示，调了不少粮食，照顾了全局，应该说是有功的。那么错误在哪里呢？对四川当时的情况底数不足，对虚报浮夸估计不足，当时调粮要调多少调多少，没有讲过二话。
　　
　　（周：有！从1960年初期，省粮食厅就开始给中央打报告，就开始反映缺粮的情况了。）
　　
　　那时再讨价还价已经没有用了。
　　
　　（周：应该说，中央这时已经打定主意了，只有，也只能从四川调粮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人不顾这个大背景，不顾事实，说“李井泉为了当官，为了当政治局委员。”他八大二次会议就是政治局委员了。
　　
　　（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调粮是李井泉当政治局委员以后的事情了。我们说的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办法。责任不在李井泉一个人。
　　说到这儿，又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为什么李井泉一直过不了关？第一次，省长李大章代表省委作检查，陈刚代表……作检查，大家还有意见。集中的意见是调粮多了，死人多了，这个意见谁应该负？李井泉作为一个老干部，他始终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他没有说“我没有办法，这是中央下的命令。”他始终没有说这个话，我觉得他的这个风格够高的。一方面，他没有把责任向中央推，他的检讨中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担责任。他感到委屈，他的内心处在矛盾的斗争中。我不检讨不行，检讨了推给中央也不行，让我一个人承担也不是这么回事。
　　朱老总是四川人，每次中央开会，他都要向四川的干部了解家乡的情况。他把地委书记召集起来见见面，谈个话，第一个发言的是涪陵地委书记，叫孙俊卿，就讲了，困难时期调粮多了，没有饭吃，死人特别多，感到很沉痛。涪陵在四川也是重灾区。
　　
　　（周：廖博康说，涪陵死了200多万人。有人说，涪陵地区当时只有150万人口，怎么能死200万呢？）
　　
　　到底死多少人，我不清楚。当时是很秘密的。我看了许梦侠的材料，他也说不清楚。
　　孙俊卿发言后，感到很沉痛，讲着讲着，痛哭流涕，说不下去了。他这一哭，在场的人都哇哩哇啦地哭了起来。都不说话了，都在哭。后来朱老总说了一句话： “四川调粮多了，也不能都怪四川省委，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现在，大家要总结经验教训，搞好以后的工作，也不要过分的难受。”大家第一次听到朱老总说，“中央也有责任。”[ 最成都论坛 http://bbs.ChengTu.com ]
　　四川组住在前门饭店，李井泉住在北京饭店。
　　第二次，李井泉正式作检查，代表省委。在检查前的一个晚上，李井泉基本上没有睡觉，北京饭店的老楼。朝南的是包间，朝北的是普通间，他觉得住在南边马路上吵闹，每次开会我和警卫员就住包间，而李井泉住在工作人员的房间。一两点钟了，他不睡觉，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推开我们的屋门。他一来，我们就得起来。他说，大家意见很多，检讨什么？我说，大家的意见主要是对调粮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大家就不会有意见了。
　　李井泉说：“调粮问题，不是已经检讨了吗？还不行啊？怎么个检讨法呢？”看上去他很为难。他的内心，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矛盾的心理。
　　第二天检讨，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小平来了，是李井泉请小平来的。只有邓小平一个人。
　　李井泉的检讨很沉痛，声泪俱下，就是这样检讨，他始终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只是说，省委有责任，对下边的情况了解不够，自己承担责任。
　　他讲完以后，小平同志讲了几句话，很简单：“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调粮调的多了些，四川死人死的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散会。从小平的谈话中，到会的同志已经心知肚明，中央是下过死命令让四川调粮的。从此以后，大家的情绪缓和多了。
　　我所说的是，中央下这个命令，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我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中央是出于无奈，特殊情况下。我记得，最困难的时候，宝成铁路客车都停了，运粮，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四川交通不便，人背肩扛，背到公路上，再由汽车转到火车站，转到长江轮船码头。
　　你说，李井泉调粮的错误，就是服从了中央的命令，你能说他是错误吗？有错误，前期对情况了解不够，调粮调的多了些，后期，这个责任不能归结到李井泉一个人。从全局来讲，他是有功劳的。
　　牺牲了局部，照顾了全局。我最近看了电影《集结号》，很有感触，我说四川三年困难时期，就像打了一场阻击战，为了保证全局的胜利，保证大部队的胜利，一个连坚守，不吹集结号，就永远不准撤下来，一个连的战士全牺牲了，只剩下连长一个人。那么，四川，中央下了死命令，你只能执行。局部牺牲，保证了全局。
　　中央下的命令，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要写的文章，把这个问题写清楚。
　　
　　（周：我不能写，“小平同志说，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只能这样写：“只有我们四川做出牺牲了！”“我们四川”四个字，小平同志说的非常重。）
　　
　　对历史问题，我有几个看法：
　　第一，不能离开当时的大环境、大背景。四川调粮是特殊情况，特殊政策，离开当时的情况，现在来空说，没有用处。
　　
　　（周：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第二，对人的评价要公正，不是所他有错误，把什么错误都加在他头上，要实事求是，要公公正正。
　　第三，要宜粗不宜细，一定要把细节讲得那么清楚没有用。
　　第四，不能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
　　对李井泉这个人是有争议的，他的经历也是很传奇的。对调粮的问题争论最大，不仅是四川，全国都有人骂李井泉。全国十几个省市从全国统购统销开始就吃四川的粮食。具体数可以查。
　　
　　（周：从1950年到1961年一共364亿斤。）
　　
　　其他问题我就不想谈了，不知道是否讲清楚了？
　　
　　（周：你讲得很清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