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关于孙中山对孔子、孔学的态度问题

关于孙中山对孔子、孔学的态度问题

今年是孙中山诞生145周年，也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00周年，有人为了开历史的倒车，竟然把他们对孔子和孔学的态度和孙中山联系起来，认为孙中山是尊孔的，甚至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孔子学说联系起来，认为三民主义来源于儒家。在这种情况下，探讨孙中山对孔子、孔学的态度，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孙中山自幼就崇拜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厌恶孔孟之道

我们知道，孙中山于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平时吃不上大米，只能以白薯充饥，十来岁还穿不上鞋子，只能打赤脚。他父亲在澳门做工，哥哥则远至夏威夷谋生。1896年时，他曾写过一篇自述寄给《伦敦与中国电信报》，其中写道：“幼读儒书，12岁毕经业。13岁随母往夏威仁岛（Hawaiian Islands），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是年母复回华，文遂留岛依兄，入英监督所掌之书院（Iolani  College，Honolulu）肄业英文。三年后，再入美人所设致书院（Oahu College，Honolulu）肄业，此为岛中最高之书院。初拟在此满业，即往美国入大书院，肄习专门之学。后因兄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着令回华，是18岁时也。抵家后，亲亦无所督责，随其所慕。……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w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8页）十多年后，他在1912年5月7日在广州岭南学堂作演讲，再次谈到自己的学习经历，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辙与同囯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仅一年，又转香港雅利士医院，凡五年，以医术亦救人苦难术。然继思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版，第359-360页）

从上面两段自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在12岁之前在村塾里读四书五经那一套是非常不满意的，认为那种学习并没有学习到什么东西，而国外之教法“远胜吾乡”。

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之所以对孔学不满，是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他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我们知道，洪秀全的家乡在广东花县，而孙中山的家乡是在广东香山县，两地都离广州不远，花县后来还成为广州的一个区——花都区，其与香山县的距离只有一百公里左右。洪秀全在金田村发动起义，其与香山翠亨村的距离也不是很远。而从时间上来说，太平天国发生的时间(1851-1864年)虽然稍早于孙中山诞生的时间，但是，二者相距的时间毕竟也是相当近的。太平天国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的巨大影响。太平天国把儒家经典视为妖书，初期取焚烧政策，后来则取删书政策，即删除其中荒谬有害的内容，重新出版。这些做法不可能不影响到幼年时代的的孙中山。在这方面，爱泼斯坦所撰写的《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的第四章（“孙中山”）第二节（“这孩子也许是第二个洪秀全”）曾有如下记述：

“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一个曾参加太平军的亲戚给他讲述的故事。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几乎遍及全国，历时13年，直到1864年（即孙中山出生前两年）才告失败，但已使清朝统治者惊惶失措，几致倾覆。这场革命虽被清朝在外国帮助下血腥地镇压下去，但却留下了使人自豪的传统。幸存下来的太平军战士和支持革命的群众相信，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如耕者有其田）不是已成泡影，而是早晚会实现的，只要他们继续奋斗。
“孙从小就讨厌儒家的教条和官场作风，这是在他身上很突出的一种受太平革命影响的态度（太平天国实行一种中国式的基督教）。他曾说，‘死背硬记四书五经就会使人有德有才’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村里老年人听了都摇头。他不愿背书，却苦练武术。为什么练、去对付谁？据说他那位曾当过太平军的亲戚说过，‘这孩子也许是第二个洪秀全。’洪也是广东人，太平天国革命的首领。
“孙所吸收的另一个太平天国的观念是男女平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公开反对中国古老的宗法制度的十足的异端邪说。太平天国反对妇女缠足这、奴役人的习俗，反对封建婚姻的压迫制度。他们甚至招收妇女去当兵。正是本于这样的精神，少年孙中山愤怒抗议家中按照习俗强迫他姐姐缠足。多年以后，他告诉友人，当时他姐姐哀苦的声音至今还在他耳中回响。”（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爱泼斯坦是犹太人，1915年生于波兰，1917年两岁时随父母来中国，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宋庆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深得宋庆龄的信任。宋生前曾把撰写传记的任务托付给爱泼斯坦，并且为其写此传记提供了许多材料。因此，爱泼斯坦对在书中孙中山的记述应该是权威的，可信的。

事实上，孙中山不仅在幼年深受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而且一直保持着这一巨大影响，在他后来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吸取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1902年，孙中山在东京红叶馆约留日学生刘成禹谈话，他的日本友人犬养毅、曾根国虎（曾任日本陆军大臣，当时已退职）等也在座，孙说道，“适与犬养先生论及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只有清廷官书，难证文献。曾根先生所著《满清纪事》，专载太平战事，且多目击。吾欲子搜罗遗文，撰著成书，以《满清纪事》为基本，再参以欧美人所著史籍。发扬先烈，以昭信史，为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亦犬养先生意也。吾子深明汉学，能著此书，吾党目下尚无他人，故以授子。”（《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当时曾根即以《满清纪事》、孙中山以英人呤唎所著《太平天国》两大册、犬养以另一英人所著《Taipen Rebellion》交与刘成禹。孙中山还特别强调：“此吾党不朽之盛业，子宜参考英、日各书，中国野史及官书，细大皆录之。”（同上）从这里，可见孙中山对太平天国革命之重视，也可见太平天国革命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

两年后，即1904年初，刘成禹所编之《太平天国战史》前编初版发行，孙中山亲自“拜撰”序文，文曰：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而皇祀不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非洪，是盖以成功论豪杰也。

“……

“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伟绩概付焚如，即洪门子弟亦不详其事实，是可忧也。汉公搜辑东西遗书，钞译成册，中土秘本考证者不下数十种，虽当年遗老所见所闻异词，文献 足征大备，史料官书可据者录之，题曰《太平天国战史》，洵洪朝13年信史也。太平一朝，与战相终始，其他文艺官制诸典不能蔚然成牒；有近时官书伪本流行，关于太平战绩，每多隐讳。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亦足征高曾矩镬之遗，当世守其志勿替也，予亦有光荣焉。”（《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 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259页）

从孙中山的这一序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太平天国的深厚感情：他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他对于太平天国的典章伟绩未能保存深感忧虑，而对刘成禹编成是书则深感欣慰；他还表达了对太平天国“世守其志”的决心。

直到孙逝世的前一年，他还念念不忘地说，“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孙中山此说虽然并不科学，但是却可以说明，孙中山毕其一生，对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都是非常崇拜的。

二、孙中山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理性批判的意义是否定的吗？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继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以后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革命运动。有人只承认五四运动的反帝性质，只承认其民族主义的意义，而不承认其反封建的性质，不承认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并且认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也是这样看的。2009年5月7日《新浪读书》曾载一文谓：“孙中山是以民族主义为准则来评判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五四所具有的理性批判、思想启蒙的意义则被遮敝了。五四运动史研究专家周策纵先生指出：

“孙中山在逝世前曾以政治的理由对学生和新文化运动给予了支持。但他从民族主义的理由出发，从未完全同意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孙中山对于五四运动的这种矛盾态度，导致后来常常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争论和混乱。”

这一说法显然是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的。

根据时任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会长的朱仲华写的回忆文章，五四运动时，孙中山在上海曾让邵力子于5月3日在《民国日报》发表题为《《麻木不仁之国民》的时评，文中说：

“日本对于山东问题之主张，是否果为东亚和平之福，今姑勿论。但观其集合各派鞭挞政府之气势，固非我麻木不仁之国民所能及矣！”

“国内议会若存若亡，欧和专使相猜相忌，而国民袖手旁观，迄无起而严重监督之者。国法凌夷，外交失败，其咎皆在国民之自身矣。痛哉！”

不仅如此，在北京5月4日发生示威游行后，孙还让邵力子到上海各校演讲，鼓动群众声援北京学生的行动。朱仲华在1961年7月《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孙中山先生五四时在上海，对全国学生总会起了领导作用。我到各校演讲，也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思做的。”可见，孙中山不仅赞成五四运动，还直接参与了五四运动的领导工作。

就在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的《孙文学说》一书出版，当时四川有一位叫蔡冰若的读者于1919年5月 310日致函孙中山，向孙请教该书的要旨，孙于6月18日回信说：“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这里说的“在纠正国民思想之谬误”和“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他对当时中国国民所承袭的孔学思想传统的反对态度。

五四运动后，京津有几位学生领袖——张国焘、许德珩、康白清、刘清扬曾于1920年1月造访孙中山，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一书里对此事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这对于我们了解孙中山对于五四运动的态度是大有裨益的。由于这次造访是四人吃过饭后走到莫里哀路时的临时动议，事前没有与孙中山预约，结果到孙宅时遭拒。许德珩似乎有点生气，高声说：“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拜候，难道没有预约还不能通报吗？”许的高声惊动了楼下的廖仲恺，他疾步走来将四人欢迎至客厅，并上楼通知孙中山来见。孙下楼后，对四人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很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情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视为游行，罢课、罢工、罢市而已。如果现在我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够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本来这是孙中山在用激将法，刺激他们更进一步革命的，但是，青年人年轻气盛，听后大为不服，同声抗议道：“孙先生太小视今天的青年了。漫说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枪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张国焘说，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革命？如何革命？许德珩等三人又接着以责难的口吻表示，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是因为没有拿起枪来，就不算是革命吗？孙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国民党人总是说我们对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孙先生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一下城市里的工人、商人和乡下老百姓的意向？看来先生是只注重枪杆子，不注重民众的了。……

四人在孙中山面前这样长篇大论地连续地说着，而孙仿佛有意要让他们说个够。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四个学生领袖感到应该告辞了。这时一直在旁倾听的廖仲恺插嘴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关头哩！”于是，孙中山接着就用安详的态度、缓慢的语调回答了四人提出的种种问题。其大意有以下几点 ：一、他要学生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轻学生开会、示威等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北京政府的行动，并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作用。二、他承认学生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说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实际上宣传工作做得很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三、他叙述他的三民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学生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一直合作，共策进行。

孙中山的这一篇娓娓动听的言论使本来剑拔弩张的谈话气氛顿时有了改变，在座的人都露出了笑容，大家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孙的讲话。（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4页）

这次孙中山与四个学生领袖的谈话不仅消除了学生们对他的误解，拉近了他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也促使孙中山更加重视宣传和民众工作。十天后，孙又与张国焘单独约谈，同时还约请了从事工人运动的朱卓文一道参加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孙中山谈到了三民主义的来源问题。他问张国焘：“听说你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又说了一大篇话，大意是：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他参酌了社会主义的各派的理论，吸取他们的精华，并估计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了三民主义。（同上书，第75页）这里说得很清楚，三民主义并不是源于孔学，也不是源于儒家经典，而是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不过这只是张国焘所概括的大意，并不十分准确；这里只讲了欧洲，没有说到美国。严格地说，三民主义的直接来源是美国第16任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讲的“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自己就十分明确地说过，“他（指林肯——引者）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底‘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页）

孙中山在与张国焘等学生领袖谈话后，还在1920年1曰29日给海外国民党同志写过一篇《与海外国民党同志书》，宣传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文章写道：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命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最近本党同志，激发新文化运动之波浪，官书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者，则有两大出版物，如《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等，以受社会欢迎。然而尚自嫌于力有不逮者，即印刷机关之缺乏是也。”（《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210页）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孙中山对于“人皆激发天良”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度评价以及他对于宣传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

三、驳所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说

最近在《中华网论坛》读到一篇cuocheng写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者虽然也引用了孙中山的这封信里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话，但是，却又大谈什么 “同时，孙中山先生又对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盲目追随所谓新文化，对我国的文化失去信心，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的行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据这位作者说，孙中山曾指出：“近年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他还针锋相对地指出：“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孙中山先生还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孙中山先生的观点显然是对陈独秀和吴虞偏颇谬论的有力驳斥。孙中山先生还指出：“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这位作者言之凿凿，所有引语都是加上了引号的直接引用，似乎全都言之有故，但是，却没有提供其出处。这位作者显然深知，如果提供了出处，那他所谓的“同时”也就立马破产了。因为按照作者的说法，此话与我们前面引用的话是“同时”说的，然而查遍《与海外国民党同志书》全文，根本就没有作者所引的这些话。再查孙中山写此文的“同时”（1920年1曰29日前后）所写的文字，也根本没有作者所引的那些文字。实际上，孙中山在这前后所发表的言论如我们在前面所引的《复范若冰函》、《与张国焘等的谈话》以及《与海外国民党同志书》等的内容都是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而绝没有作者所说的“对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盲目追随所谓新文化，对我国的文化失去信心，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的行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的内容。

当然，在四年年之后，亦即在1924年出版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稿）确有一些称赞中国固有思想的话，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话并不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说的，而是针对当时听演讲的青年人，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说的；而且，他讲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并不是专指儒家，更不是特指孔子。

必须指出的是，这位作者在引用孙中山的话时已经做了手脚。引文中有几处用了省略号，其目的是想让人产生错觉，似乎孙中山说的“我们中国几千年前的旧东西”就是指孔子或儒家的思想。其实不是，孙中山说的是“譬如黄老的政治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列子所说华胥氏之国，‘其人无君长，无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无政府主义呢？”（《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这些被作者引用时略去的话说的就不是孔子或儒家的思想。孙中山还谈到太平天国的实践，这分明也不是孔子或儒家思想。

还要看到，孙中山有些话只是字面与儒家经典相同，而实质已经大不一样。比如他讲到“忠”字，但这个“忠”已经不是孔子说的“忠君”的“忠”了。他还特别说，“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族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是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字面，而要看其实质；究其实质而言，那他说的“忠”与孔子思想显然是大异其趣的。

孙中山重视“我们固有的东西”，但是他绝不是全盘肯定，而是有分析地对待。他讲得十分明白：“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怎么知道好与不好呢？那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懂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和方法，用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孙中山的一些观点。孙中山不懂马克思主义，还在三民主义的讲演里公开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这就决定了他在对待孔子的问题上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看法，但是又常常不自觉地说了一些错话。在今天，我们对孙中山的话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能对孙中山盲目崇拜，以他的的是非为是非。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是需要加以辨析的。其一，孙中山在讲“革命”二字时，确实曾提到过孔子。他说：“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国人数千年来惯受专制君主之治，其人民无参政权，无立法权，只有革命权。他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议院理发改良之；中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观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而最美之名词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442页）其实，《易经》一书作者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实际上，孔子讲的“孝悌忠信”那一套，其真正目的正是为了反对犯上作乱，他怎么会称赞革命呢？实际上，在《易经》里讲的是“子曰”而不是“孔子曰”，孙中山在这里把它说成是“孔子曰”是不准确的。

其二，还有《礼记•礼运》里关于大同的那一段话，是不是孔子说的呢？前人对此也颇为怀疑，认为大同、小康不是孔子的话，而有老氏意。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孔子是主张“和而不同”的，他主张等级分明的名分，主张复辟倒退，怎么会主张世界大同呢？把《礼运》里的那些话说成是孔子思想或儒家思想显然是说不通的。对于这个问题，五四时期的批孔健将吴虞曾作这样的解释：“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今礼记多引‘吾闻诸老聃’之言大抵皆孔氏所问而得之语，然其失老子之本意则远矣。”(《吴虞文录》，东亚图书馆1921年版，第77-78页)

如果认真地读一读孙中山的著述，我们可看到，孙中山几乎从不引用孔子的话，他的思想和所谓孔学是格格不入的。孔子宣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开口闭口君子小人，宣扬的是等级观念，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的则是反对君主专制，主张人的自由平等；孔子讲的是男尊女卑的一套，而孙中山主张的是男女平等；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复辟倒退，而孙中山则主张进化，提倡革命；孔子反对“始作俑者”，主张用活人殉葬，而孙中山主张要解放劳苦大众。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与孔子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两者水火不相容，毫无共同之处，人为第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甚至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一些人在讲三民主义时往往喜欢引用孙中山1924年1月到8月间所作的讲演，并且以此说明孙中山晚年的“反思”和向传统思想的“回归”。（见张岂之：《孙中山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章开沅：《从离异到回归》载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版）但是，必须注意到，孙中山在1924年1-8月所作的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并非出于孙中山的手笔，由于演讲之前无法充分准备，加以过去为写作三民主义准备的草稿以及几百册参考书都在陈炯明叛乱时悉被毁去，其中一些观点讲得比较随便，缺少论证，与过去所论已不能相比。对此，他在《民族主义》部分整理出版时曾写一篇《自序》作了这样的说明：

“自《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书出版之后，予乃从事于草作《国家建设》，以完成此帙。《国家建设》一书，较前三书为独大，内涵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八册。而《民族主义》一册已经脱稿，《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二册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册，于思想之线索。方拟全书告竣，乃出而问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竟将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种草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悉被毁去，殊可痛恨！
 “兹值国民党改组，同志决心从事攻心之奋斗，亟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为宣传之资。故于每星期演讲一次，由黄昌谷君笔记之，由邹鲁君读校之。今民族主义适已讲完，特先印单行本，以饷同志。惟此次演讲既无暇晷以预备，又无书籍为参考，只于登坛之后随意发言，较之前稿，遗忘实多。虽于付梓之先，复加删补，然于本题之精义与叙论之条理印证之事实，都觉远不如前。尚望同志读者，本此基础，触类引伸，匡补阙遗，更正条理，使成为一完善之书，以作宣传之课本，则其造福于吾民族、吾国家诚无可限量也。”（（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184页）

由于这些讲演是在原稿和参考书“悉被毁去”，又加以“既无暇晷以预备”的情况，只好“随意发言”，以致“较之前稿，遗忘实多。虽于付梓之先，复加删补，然于本题之精义与叙论之条理印证之事实，都觉远不如前”。现在一些研究者，把孙中山的这些讲演看成是孙中山“与时俱进”的晚年思想，殊不知这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受限于客观条件而不得不如此的苦衷所在。应该看到，孙中山对他1924年1月至8月关于《三民主义》的这个系列演讲，自己都承认“远不如前”，他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实际上，孙中山在作这些演讲时，肝病已经缠身，根据邹鲁的回忆：“总理演讲的时候，听众都坐着，每见总理常把右手按在肝部，……到了总理在北京病重，我由广州前往侍疾的时候，才知道总理的肝病由来已久”（邹鲁：《邹鲁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其精力已大不如前，以致自己已不能亲自执笔重写手稿，也不能对他人整理的记录稿亲自进行校读，只好委之于他人记录和读校。这样做显然是不能保证书稿的质量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把孙中山的这个演讲稿看作是他的最后的或最完善的定论。更不用说，他所委托读校之人邹鲁思想很右，他不赞成三大政策，主张清党，在孙死后，曾召开非法的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后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民党。应该说，像邹鲁这样的人，利用读校书稿之机塞进自己的私货也是完全可能的。后来他写回忆录，说他读校过程中曾经不止一次送孙中山核阅，直至得到孙之首肯方罢。但是，他写回忆录是1942年到1943年的事，而孙中山早在1925年即已去世，两人已无法对证。据他说，孙中山核阅的手迹已在1938年敌机轰炸时被毁，因此他回忆录中所言一些事的真实性，其可信度也是可以怀疑的。

严格地讲，孙中山对于三民主义的最权威的阐释，应该是他在1923年11月25日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亦即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以后的三民主义。这一点，在1924年1月23日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得到了确认。《宣言》第二部分《国民党之主义》写道：

“国民党之主义维何？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本次主义以立政纲，吾人以为救国之道，舍此末由。国民革命之逐步进行，皆当循此原则。此次毅然改组，于组织与纪律特加之意，即期于使党员各尽所能，努力奋斗，以求主义之贯彻。去年11月25日孙先生之演述，言之綦详。兹综述之，对于三民主义对于三民主义为郑重之阐明。盖必了然于此主义之真释，然后对于中国之现状而谋九级之方策，始得有所依据也。

“（一）民族主义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二）民权主义 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其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

“（三）民生主义 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规律的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革命之人才。”

就在国民党一大通过《宣言》的924年1月23日，列宁在苏联逝世。25日，孙中山又对列宁逝世发表演说，盛赞俄国革命的“奇功伟绩”，“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甚至称列宁“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还提出要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孙中山还在1月30日国民党一大的闭幕词中强调说，“本党的三民主义，是始终都不改变的。大家对于三民主义以后要心悦诚服，完全担负实行的责任。”“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政纲是可以随时修正的”（同上，第177、178页）在同一天，还产生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人谭平李守常（李大钊）、于树德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沈定一、林祖涵（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韩龄符、张国焘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上，第180-181页）

以上这些都是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大实行“联俄、联共、扶住工农”三大政策的明证。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一帮人，对于三大政策持反对态度，像胡汉民、谢持、张继、居正、林森、邹鲁、戴季陶、邓泽如等都属于这一派。早在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作了关于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演讲之后，就有邓泽如等11人于11月29日联名上书孙中山，对苏联支持国民党表示怀疑，认为中国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是为了“施其阴谋”，因而反对“联俄、联共、扶住工农”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当即对其进行了批评。他在批语中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个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白薯，“俄国革命之初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及后与列强奋斗六年，乃始知其用力之最大者，实为对于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458页）国民党一大虽然通过了宣言等文件，然一些右派仍心有疑虑，只是出于对孙中山的敬畏，而没有公开提出反对。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右派们感到时机到了，戴季陶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本是《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他在前一本小册子里居然说什么“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来以致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上海三民书店1925年版，第33-34页）而在后一本小册子以及其以后的言论里更加明白地提出了反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主张，不仅遭到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在国民党内，这帮人也是十分孤立的。他在该书的《重刊序言》中承认，“在这个小册子发行以后果然发生出很大的攻击和迫害来。共产党的人一致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也是当然的行动，也是敌人的 不足怪的，然而国民党当中许多被革命副产品群众狂热醉倒，以及被对革命势力作投机运动的商业性迷倒的人亦复一样，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载《革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再版，第2页）这些国民党右派不仅有言，而且有行。他们于1925年11月23日，背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中央执行委员，在停放孙中山灵柩的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了一个所谓的一届四中全会，完全背离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和孙中山所倡导的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提出要清党，即把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1926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所谓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动进行弹劾，对于谢持和邹鲁进行了严肃的组织处理——谢持和邹鲁二人因为是主动者，被永远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而戴季陶、张继、林森等则从轻发落。其中戴季陶之从轻处理，显然与他和蒋介石是“哥们”有关。我们知道，戴曾将其与一日本女子所生之私生子给蒋介石做儿子，这就是蒋纬国，可见二人关系之不同一般。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与戴季陶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对他更是重用有加。戴在《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人民》一文中又进一步窜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什么“要相信中山先生遗教的全部，要晓得民族主义的基础好是孝慈的道德，民权主义的基础就是在信义的道德，民生主义的基础就是在仁爱和平的道德。”（载《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再版，第96页）蒋介石在上世纪30年代提倡新生活运动中，大搞尊孔读经，大搞什么“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戴季陶的思想也极为一致。1943年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也是让戴季陶作读校，实际上是让戴季陶为其捉刀代笔。其中大谈什么“五四以来，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他们崇拜外国是一样的，其所以课程别派，是由于外国不止于一国，外国的学说也不止于一派。他们各仿一国，各宗一派。”（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平津支团部1946年版，第54页）殊不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是他向前贤（从老子到洪秀全），也是他向外国（先是向欧美，后是向苏俄）学习并进行创造的积极成果。他曾说，“吾党之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种。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亦可谓之民有、民治、民享，与自由、平等、博爱无异，故所向有功。”（《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页）这“民有、民治、民享”乃是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所提出，而“自由、平等、博爱”则是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至于后来提出三大政策，显然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有关。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国家可以不向别的国家学习呢？

显然，把所谓“三民主义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说强加在孙中山头上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把一些属于孔子的思想或儒家思想说成是背叛孙中山的国民党右派的思想，说成是邹鲁、戴季陶、蒋介石等的思想，那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思想说成是试试再说的思想，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是对孙中山的尊敬，而恰恰是对孙中山的侮辱。

四、余论：五四“打倒孔家店”口号是误传吗？

近年来，学界一些人写文章说，胡适为吴虞的《吴虞文录》写序，向人们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并不是一句口号，而且，那里明明讲的是“打孔家店”，而不是“打倒孔家店”。有人还专门撰文，说明“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的不同：前者只是对孔子思想的批评，而后者则是全盘否定。总之，在他们看来，“打倒孔家店”只是一个“误传”，不能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

最近，我找来《吴虞文录》一书，把胡适写的序言认真读了一读，觉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很有提出来加以辩明的必要。

胡适的序言不长，写得也很形象生动，感人肺腑，即在今天读来仍觉其有很大的现实针对性。这里且把其中的主要内容摘引如下：

“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尽头的长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头颈里，都是那弥漫扑人的孔渣孔滓，他自受不住了，又不忍见那无数行人在那孔渣孔孔滓的尘雾里撞来撞去，撞的破头折脚。因此，他发愤做一个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弥漫的的大街上。他洒他的水，不但拿不着工钱，还时时被那吃惯孔尘的老头子跳着脚痛骂，怪他不识货，怪他不认识这种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大路上妨碍行人！他们常常用石头掷他，他们哭求那些孔尘羹饭的大人老爷们，禁止他挑水，禁止她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旧做他清道的事。……

“这是吴先生的精神。无血色我的朋友程度修士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独秀攻击孔丘的许多文章（多载在《新青年》第二卷）专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一个主要观念。当那个时候，吴先生也做了许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观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一个观念。吴先生是学过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与独秀稍有不同。……

“那些‘卫道’的老先生们也知道这种实际的标准的利害，所以想出一种逃避的法子来。他们说‘这种实际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等误解孔道的结果。你们骂来骂去，都骂不着孔老先生，只骂着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一般人，都骂不着孔老先生。’于是有人说礼运大同说是真孔教（康有为先生）；又有人说四教、四绝、三慎是真孔教（顾实先生）……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此人的礼教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教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搥碎烧掉！”

读了胡适的这篇序，可以让我们知道，在五四时期，无论是后来通过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学习而成为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陈独秀，还是主张学习西方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胡适，他们在反对“孔家店”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分歧，也没有发生什么论战，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明确地反对以孔教为代表的吃人的旧礼教。因此，把“打倒孔家店”作为五四精神来看待，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何来“误传”之说？

胡适的这篇序，在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他对孔教的势不两立的鲜明的态度。他称孔教为“孔渣”、“孔滓”、“孔尘”，实际上视之为粪土。至于说是“打孔家店”还是“打倒孔家店”，那显然不是一个问题。难道胡适说吴虞“只手打孔家店”是为了使孔家店打而不倒吗？通观胡适全文，他显然没有这个意思。相反，我们看到他主张对于孔丘这块招牌，不论它是老店，还是冒牌，都要“拿下来“，而且要把它“搥碎，烧掉”，彻底被砸烂或烧掉了招牌的孔家店，它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这不是打倒又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对孔子和孔子思想应该一分为二，但是，一分为二不是半斤对八两，其中必有一方是主要方面，而只有这个主要方面才是决定事物的性质，次要方面是不能决定事物性质的，如果孔子和孔子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有害的，那我们就应该也只能对其批判，将其打倒，而绝不能因它也有某些可取之处就阻挠对它的批判。这是社会进步的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90多年前，吴虞先生在“打倒孔家店”方面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胡适把他和陈独秀并列称他们二人是“攻击孔教的最有力的健将”是非常恰当的，其实又何止他们儿人，李大钊、毛泽东、鲁迅、钱玄同等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后来跟蒋介石跑到台湾去的那几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包括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今天如果对孔子顶礼膜拜，搞尊孔读经那一套，那就成了旧礼教的卫道士，而根本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比之孙中山也应该感到惭愧，甚至比之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也都是大大不如的。我们能够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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