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三）
六、孙中山的让位于袁世凯是出于“道德光辉”吗？
李泽厚与刘再复把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给袁世凯说成是“道德光辉”，那仅仅真的只是道德的“光辉”吗？是不是不主动交出权力的人，“道德”就不“光辉”了吗？这些事还得放在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孙中山回国以后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同盟会内部处于怎样的状况，立宪派在革命阵营内部处于怎样的状况，清廷为什么会逊位，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理解孙中山为什么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让给袁世凯以后结果究竟如何？那又是一回事。从历史发展看，这样的“道德光辉”究竟要得还是要不得呢？这在我脑海里都是一连串疑问，不回答这些疑问，我怎敢对李泽厚和刘再复所赞赏的“道德光辉”表示苟同呢？
我们不妨先观察一下袁世凯这个人当时的地位和状况。我们知道袁世凯是一九〇九年一月被载沣下令“回籍养疴”的，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病，要他下台是剥夺他的权力，让他在家闲住，然后把他在朝廷的亲信逐个除去，如赵秉钧休致，唐绍仪被迫乞休，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问题是袁世凯在清廷的人脉关系太深太广了，地方督抚和带兵的将军很多皆为其私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铲除的。至于北洋各镇管带也不是清廷满洲亲贵所能随便插足的，他们又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一旦有事，这些亲贵们便惊慌失措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清廷便如惊弓之鸟，慌不择路，端方便奏请启用袁世凯代替四川的赵尔丰。清廷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端方的建议，武昌起义使清廷更加震惊，朝廷内外都认为非袁世凯不能收拾残局。而袁世凯则把时局动荡看作自己东山再起千载难逢的机会。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十一日是他五十二岁生日寿辰，正是双喜临门，他在那里大摆寿宴，亲信聚集，冷眼相看清廷危机四起。他装模作样地停办寿宴，表示“此乱非洪杨可比”，“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现在是如何向清政府要价的问题。清廷要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直接镇压武昌起义。然而清廷给他的这点权力，并不能满足袁世凯的勃勃野心，拿武昌起义来要挟清廷给他更多权力，启用那些被开缺的旧属，为此他把已开缺的王士珍、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以及仍在位的旧部冯国璋等都找到彰德来商量对策。于是袁世凯向清廷提出明年开国会，以拉拢立宪党人，组织责任内阁，以便自己独揽大权，并保证足够的军费。故武昌起义本身给袁世凯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逼迫清政府把全部军政权力交给袁世凯以平定南方的革命运动。到了十月三十日，他方才决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十一月一日攻占汉口，既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同时又迫使清廷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样他回到北京，重新组阁，阁员皆是他的党羽和旧属，又请在南方的张謇做工商大臣，以分化南方革命阵营，谋求立宪派对他的支持。以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表示愿与流亡海外的立宪派合作，从而分化南方的革命力量，以便在南北和议中，进而分化瓦解南京临时政府。由此可见，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袁世凯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以北洋六镇的实力作后盾，要挟南北双方，谋取国家的最高权力。故陈伯达讲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此话并不为过。
讲了袁世凯的表现，那我们不妨再观察一下革命阵营内部立宪派的态度。那个时期立宪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张謇了，张謇是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在江苏他是工商界新兴的实力派人物。，他在清末政界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厚的人脉关系，他与袁世凯早有交往，二人私交颇深，他又与赞助立宪的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知己好友。所以他自然成为江浙一带立宪派的中心人物，武昌起义以后，他从反对转为参预，那是由于看到清廷大势已去，他希望通过南北和议牺牲清廷来帮助袁世凯收拾残局，从而在全国避免兵乱，尽早出现一个安定的局面。十月十五日，张謇曾在赵凤昌的私宅惜阴堂与袁世凯亲信赵凤昌、沈思孚等商定从拥袁开始，先促成袁为内阁总理，然后再在南北和议中，拥戴袁世凯为共和国的总统。为此张謇既可以通过赵凤昌与袁世凯联系，也可以与袁世凯密电往来。而江浙的立宪派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南北和议的过程中，张謇的密电明确告诉袁世凯，“甲日倘退，乙日拥公”换一句话说只要清政府逊位，南方的临时政府立即推选袁世凯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张謇的这个态度，几乎是革命阵营中所有立宪派成员最基本的态度。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立宪派的态度既然如此，那么革命派内部的状况又如何呢？
武昌起义以后，是黄兴担任湘鄂联军的总指挥，汉阳一战，南方的革命军被北洋军打败，汉阳失守，黄兴迫于汉阳龟山上北洋军的炮火，主张放弃武昌，而且武昌都督府也因中炮起火，武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但袁世凯并不下令渡江，提出南北和议。各省代表到达南京以后，准备组织临时政府，这时代表们认为大总统的位置应该留给袁世凯，选举大元帅代行总统的职务，先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此议被黄兴拒绝。十二月十八日，唐绍仪作为北洋军的代表，伍廷芳作为民军的代表，在南京签订停战协议。伍廷芳声明，谈判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同时暗中告诉唐绍仪，只要袁世凯逼迫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南方一定将大总统的位置留给袁世凯。在这个背景下，孙中山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国，二十九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一政治姿态实际上是用来向袁世凯施加压力的手段，所以孙中山宣誓就职以后，立即电告袁世凯，只要他赞成共和，便立即让位于他，请他来南京当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那么软弱，一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在军队的战斗力上不如袁世凯的北洋军。二是革命阵营内部阵线复杂，既有立宪派在内部与袁世凯遥相呼应，革命派内部在组织上亦无法统一。如在江浙的章太炎、蔡元培等光复会成员，与同盟会合作得很好，而同盟会内部却无法做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在没有强大军事实力支持的背景下，孙中山能做的只是希望临时约法能牵制和制衡一下袁世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是南京各种力量共同确定的方针。孙中山在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项条件，一是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二是参议院选举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孙中山与国会才正式辞职，三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的约法，临时政府已经颁布的政策法令袁世凯必须遵守。孙中山想用这三条来约束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时，不至于过于出格。这样一纸文书，能约束得了以北洋军作为后盾的袁世凯吗？显然不可能。袁世凯只要稍微玩弄一下手腕，这些约定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一九一二年的二月下旬，南京政府派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前往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搞了一次兵变的游戏，就迫使蔡元培等接受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了。故孙中山辞让临时大总统并不是什么“道德光辉”的高尚行为，而是袁世凯阴谋的步步得逞，迫使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他。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什么“临时约法”，内阁负责制，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说到底都是一句空话，都无法改变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的既定方针，人民在掌控国家权力的问题上，从来不是个人有没有什么谦逊的道德光辉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如何掌控国家权力的问题，历来都是由阶级和阶层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今天来宣讲孙中山的“道德光辉”究竟要谁来谦逊地让出国家权力呢？这个问题李泽厚和刘再复没有明说，但人们也可以意会得了。行文至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孙中山辞让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职之后，中国的政局究竟一步一步走向何方呢？
七、民国初年的多党制试验
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袁世凯在北京致电参议院，表示愿遵照参议院所定的办法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次日参议院复电承认，并为此通电布告全国。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由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誓。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由袁世凯提名总理人选，然后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孙中山代表同盟会表示不能接受，因为那时同盟会是参议院中第一大党，经立宪派代表赵凤昌协调，采取折衷的办法，由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解决这个矛盾。表面上是同盟会这个多数党组阁，实际上是北洋实力派在组阁。于是唐在二十五日到南京组阁，三十日发表内阁人选，外长是陆征祥，内务部长赵秉钧，陆军部长段祺瑞，海军部长刘冠雄，财政部长熊希龄，司法部长王宠惠，教育部长蔡元培，农林部长宋教仁，工商部长陈其美，交通部长由唐绍仪兼任。在组阁过程中，革命党人要黄兴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怎肯放弃兵权，改为黄兴担任南京留守，统率南方各省陆军。这样一个内阁，袁世凯把持了外交、陆军、内务、海军四个部门，财政亦在立宪派手中。这样一个内阁是混合内阁，袁世凯北洋军系及立宪派在内阁中占了优势，天然注定了这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内阁。三月间解决了内阁成立的问题，四月上旬南京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依照《临时约法》议员由民选，每省五人，议员总额为一百二十六人，实际只选出一百十八人。二十九日举行开院典礼，到会的仅七十一人，五月一日完成了新旧议会的交替。这样一套参议院的班子，这样一个内阁组织，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手下能不能走上正规的民主议会政治道路呢？答案显然不是依靠理论上逻辑推理所能成立的，因为这一套从法国移植过来的议会和责任内阁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在是水土不服。不妨去看一下民国初年政党的情况，看看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是如何控制内阁和操纵各个党派在参议院活动的情况。
民国初年的政党组成状况，在参议院无非是两大派，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原立宪派为代表所组成的各党为保守派，但两派之间的阵线并不清晰，当时由于各派势力不断反复重组，所以那些头面人物跨党的很多，有的出于本人的意愿，有的不过是被一些政党派别拉去装点门面而已。如伍廷芳、黄兴有十一党籍，黎元洪、陈建章有九党籍，熊希龄、赵秉钧有八党籍。后来那个曾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说过：“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的，不过有许多人来劝我进党，统一党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可见那时政党活动混乱的状况。赵秉钧原来就是袁世凯的心腹，其实赵秉钧心里只认一个主子，那就是袁世凯，什么党不党的问题，在他心目中，只不过是参议院里玩的政治游戏而已。
临时参议院到了北京以后，在参议院的党派组成上，激进派的同盟会自然成了第一大党，由唐绍仪组阁，他参加同盟会，形式上也就成了政党内阁。同盟会本来是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辛亥革命以后，其本部由东京迁至上海，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任临时大总统时，由汪精卫担任总理。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仍由孙中山为总理，由黄兴和黎元洪担任协理，由汪精卫任主任干事，理财部是居正当主任干事，政事部是宋教仁当主任干事。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以后，热衷于国家的铁路建设，撰写《建国大纲》，那时表示自己“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并且说：“孙中山十年之内负责造二十万里铁路，大总统练兵百万，必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袁世凯微笑地说：“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于是袁世凯委孙中山全权筹划全国铁路，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给孙中山三万高薪，而且孙中山与黄兴都主动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被袁世凯所婉拒。从孙袁之间的交往，可以知道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缺乏认识，对即将面临的政治危机毫无思想准备。那时汪精卫出国考察，同盟会的政事都由宋教仁操办。宋教仁清末流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醉心于西方的议会制度，认为只要把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搬到中国来，中国的政治就会走向正轨了。他认为这是国家在政治体制上最理想的设计，所以他努力要把同盟会、后来重组的国民党发展成为第一大党，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然后真正实现责任内阁。要实现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必须有强大的政党作为后盾，所以民国初期激进派中最活跃的政治家，反而不是孙中山和黄兴，而是从事党务活动的宋教仁。他接替汪精卫担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后，与那些小的党团，若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党团组织合并成立国民党，出任代理理事长，到处拉人入党。孙中山与黄兴想拉袁世凯参加国民党便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怪现象，他们一点也认识不到决定这些政治游戏命运的是袁世凯直接掌握的军警实力。选举和松散的党派组织不可能形成政党活动强大的实力后盾，民众参预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高，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掩盖了中国议会道路极端虚弱的本质属性。
在国民党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的过程中，原来保守的立宪派也在努力合并小党，以便在参议院形成能够与国民党抗衡的第二大党。江浙地区原来光复会的章太炎和立宪派张謇在民国初年发起成立统一党，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为理事，以黎元洪为中心的民社。国民协近会、国民公会合并改组为共和党，这二个党派一度在参议院中的势力和影响几乎与同盟会并驾齐驱。此外还有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联合在南京成立统一共和党，以蔡锷、王芝祥、孙毓筠为总务干事在参议院成为第三大党，占有二十议席。梁启超也在幕后设法操纵把小党合并成大党，经过一阵凑合，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新政社这些小党合并为民主党，以第三党自居。民国初年那么多林林总总的党团，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这样在参议院便形成国民、共和、民主三大党鼎立的局面。这样组成的政党，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跨党的人很多，这样组合起来的政党，由于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很难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一旦遇到重大的斗争，在军警的压力和冲击下，便会顷刻瓦解。袁世凯让他们充分表演以后，当群众厌倦了议会政党中的政治游戏时，也就是他从根本上收拾政党政治，恢复帝制的时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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