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黄允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国革命，领导南昌武装起义，组织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时节农民暴动等。正是在这个革命转折关头，毛泽东等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一、枪杆子要与民众运动相结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毛泽东震动非常大。他回顾陈独秀的领导思想和路线，认为党的“领导同志”右倾主张是错误的，从而破除了“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迷信，开始确立从实际出发、按实情办事、独立自主的思想。

　　8月7日，毛泽东在汉口出席中共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毛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议上，他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始终坚持政治上独立性;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总方针从两个方面提出了独到的真知灼见。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发言强调：我们党过去的错误就是不抓军事、放弃军事领导权。“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会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后来在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湖南省委会议上深刻地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这样，他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论”中国化，变为中华民族通俗易懂的语言了。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发言时提出，要根本取消封建地主所有制，只有现在同时解决大、中、小地主土地问题，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方可以安民”。所以，“一定要对此问题有个明确的回答和规定”。因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

　　毛泽东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在发言中特别提出了“军事(枪杆子)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他说：从前我们批评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中“专做军事运动”不做民众运动，而在大革命中“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其结果，两者各执一端，殊途同归，都失败了。后来，他批评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相分离的做法时，认为湖南省委计划组织一师武装同南昌起义部队南往广东是很错误的。湖南暴动即便失败，也不需去广东，“而应上山”与农民运动相结合。

　　会议还决定，秋收起义同南昌起义一样，要举“左派国民党”旗子。会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征求毛泽东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道，“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瞿同意并委任他以中央特派员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回到长沙主持召开湖南省委会议。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指导省委制定高举共产党红旗，把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以一两个团军事武装做基础的秋收暴动计划，准备在湘中七县暴动夺取长沙，“建立工农兵政权”。然而，党中央没有批准整个计划，批评毛“枪杆子里出政权”与中央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不同，指责省委计划“偏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

　　毛泽东、湖南省委对党中央指示，吸取其合理部分，但仍高举共产党红旗、坚持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又以军事武装为主的计划进行部署。决定组建指挥秋收暴动两个相互配合的领导机构：行动委员会，领导长沙工人和各县民众运动;前敌委员会，领导湘赣边界武装起义。

　　在安源军事会议上，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各军事主要负责人为委员。以“卢德铭警卫团”为骨干，将平江、浏阳农军和安源工人及矿警队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共五千人，卢德铭为总指挥。会议决定：第一团从修水出发，进攻平江;第二团从安源出发，进攻萍乡等;第三团从铜鼓出发，进攻浏阳。各团进攻得手后会攻夺取长沙。然而，前委领导第一师举行武装起义，虽然先有小胜，但还没有等到会攻长沙就被强敌击溃，损失过半。

　　9月14日晚，毛泽东在浏阳召开紧急会议，审时度势，决定放弃会攻长沙，命令各团迅速到文家市集中。同时通报湖南省委停止会攻长沙。次日晚，湖南省委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的计划。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有的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说这符合党中央的主张。而毛认定，原来计划已无法实现，故主张坚决放弃进攻长沙，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这是工农革命军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前委决定转兵农村，既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也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而同一天，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报告，却又做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次进攻长沙的决议，指责毛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平江、浏阳等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

　　9月20日，毛泽东向全师指战员宣布前委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国民党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起义军从文家市出发，沿湘赣边界江西一侧南下(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有一支共产党领导有几十支枪的武装)至莲花县时，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造成人枪损失。

　　9月25日，毛泽东召开前委会，大家一致决定攻打敌人守备力量不强的莲花县城。第二天，工农革命军在当地农民群众积极配合下攻克县城，打开县政府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群众。这是部队从文家市南下后军民结合攻下的首座县城。下午，毛主持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听取莲花县党组织、农民武装以及宁冈开展农民武装斗争情况汇报。指出莲花县城被攻克，是革命军和农民运动初步结合的共同胜利，实际上是枪杆子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成功预演。

　　当时，起义军处境十分困难，战斗不断，伤员增多;有些人怕困难不辞而别;一些军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在军队中各级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等。起义军于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等决定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即后来著名的“三湾改编”。其主要内容是：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建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现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这就从政治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成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毛泽东还依据江西省委信件，派人同宁冈党组织和井冈山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商定工农革命军前进到山区宁冈县。

　　9月下旬，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2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瞿秋白评价毛泽东：“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二、建立根椐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湘赣边界武装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和在井冈山周围开展游击战，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从政治、军事上进行团结和改造等问题。6日，毛只带几个人到宁冈会见袁文才。他充分肯定袁“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革命军目前困难，并当场宣布赠枪100支。袁也立即表示要全力帮助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银元600块，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井冈山做王佐工作。革命军在第二天就进驻茅坪。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代管。不久又应袁要求，派军事干部到袁部帮助政治和军事训练。

　　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主力转战到遂川大汾镇，遭到地主武装靖卫团袭击，王佐派人接应革命军到达井冈山。毛等赠送70支枪给王，王资助工农革命军稻谷和银元。革命军回到井冈山北麓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工农革命军到茅坪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紧军队和地方的党建工作。毛泽东把此事看作一切的根本。10月中旬，他亲自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随后，各连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部队立刻有了灵魂。他还召集永新等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建议他们回本县恢复和发展党组织。11月上旬，在宁冈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上，他分析形势，提出党的中心任务，还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去开展建党工作。

　　11月，国民党军队调动，井冈山周围各县兵力空虚。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讨论，认为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攻势。18日，工农革命军在民众运动配合下，攻克茶陵县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毛还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1928年初，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农民群众配合下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他总结经验，向革命军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实行的结果群众很满意。这时，赣军第二十七师一部进占井冈山。前委经过讨论，制定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工农革命军于18日经过激战，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第一次“进剿”。当毛看到部分官兵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时，立即向指战员宣布：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俘虏伤员给以治疗。革命军在井冈山同农民群众结合起来，由一个团发展为两个团一个师;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已经建立。我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开始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而湘南特委代表3月初到达宁冈，传达共产国际代表主持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主张“左”倾盲动主义和“城市中心论”，错误地指责前委“太右”，“烧杀太少”，命令革命军进攻城市，配合湘南暴动。《政治纪律决议案》还说毛泽东犯了“单纯的军事投机”错误。特委代表还把“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错传为“开除党籍”。毛组织上服从，行动上抵制，他率革命军第一师到酃县中村停下来整训，分兵帮助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而井冈山中心区宁冈被敌军占领，造成井冈山“三月失败”。

　　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部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部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为红四军)，大大加强了革命武装力量。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在5月给中央报告中提出了工作方针：对内加强军队建设，特别是军队中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对外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政权和分配土地给农民。

　　红四军进一步同农民群众结合起来。毛泽东领导成立湘赣边界特委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各县、区都建立土地委员会，指导土地革命普遍展开。毛、朱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指挥红四军多次打退敌军“进剿”和“会剿”。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这时，湖南省委代表连续上井冈山，传达省委要红四军主力开往湘南的决议。毛主持召开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红四军不能去湘南，理由是如去湘南不能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主张“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便“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但是，湖南省委代表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定，硬把红四军主力拉向湘南，结果招致“八月失败”。

　　这时，红四军中有些人面临敌强我弱和十分艰苦的环境，对革命道路能不能走提出疑问。毛泽东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从理论上阐明工农武装割据能够存在和发展，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他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需要具备的条件是：“(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工农武装割据，即在共产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紧密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毛泽东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没有武装斗争就不能夺取政权，就不能建设根据地，就不能实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基本内容，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就不能广泛地发动农众投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战略阵地，不建设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会因为没有可靠基地作依托而陷于失败，土地革命就无法进行。这些重要思想是毛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升华和概括。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六大决议(1929年1月初传到井冈山)，批判了从共产国际带来的“形式主义理论”，独创性地论述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六大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形势分析，对党的任务和政策规定基本正确。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决议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的作用，但仍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将要表现他的决定胜负的力量”。

　　3月中旬，毛泽东在闽西长汀召开前委会议，会后起草了向党中央的报告，提出红四军战略计划和全国一般工作重心的建议：“对一般的计划，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烈的夺取群众”;“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意见：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个数加多。”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萌芽思想：以江西论，赣南、赣西、赣东、赣北都有红色小苏区和红军赤卫队存在，“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关于红四军战略计划，报告提出：在军阀混战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一大区域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然而，党中央既没有采纳“一般工作的重心”应放在红军和小苏区发展的建议，又没有批准前委的战略计划。相反，依据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意见写的“二月来信”指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强调城市工作重要，提出今后“党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基础(主要是产业工人支部)。”对农村形势作了悲观估计，要将红军分散，“并决定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来中央”。

　　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认真讨论党中央“二月来信”指示，4月5日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认为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复信从四个方面阐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离开的理由。同时从理论上批评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发挥农民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二月来信”产生了不良影响，引起红四军党内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同认识的争论。党中央所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到达红四军，带来共产国际“形式主义理论”，进一步加剧了争论。中央代表积极推行“二月来信”，说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执行中央指示的“反中央派”。这种对苏联经验和中央指示只能一概照搬，而不允许创造性运用的形式主义，致使红四军党内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发生根本性动摇，使得毛无法继续主持前委工作。

　　6月中旬，毛泽东写了篇党内通信，总结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不能建立起来的原因。然而，红四军七大没有通过总结经验来统一认识，而是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由于思想不统一，反认为毛对争论负有“较大的责任”，给予党内纪律处分。前委改选时毛落选，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

　　中共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决议和毛泽东党内通信，于8月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后由周恩来起草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指示信，批评了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做法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的错误;明确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些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有力地支持了毛的观点。下旬，党中央听取陈毅汇报，认为毛“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故在八月指示信基础上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央“九月来信”，肯定前委建军原则和工农武裂割据，指出：“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肯定了毛的独特创造。“九月来信”还要求红四军维护朱、毛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遵照党中央指示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红四军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经验，为红四军“九大”做准备。1929年12月底，红四军九大在闽西古田召开，会议把大家思想统一到“九月来信”的精神上，通过了毛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了红军性质、宗旨和任务，规定了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服从于无产阶级领导，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没有满足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我们的行动问题”。此时，正好收到林彪来信，觉得他对时局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1月5日，他复信林彪(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中国国情出发，深刻阐明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认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半封建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单纯的活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这些论述阐明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表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已基本形成。这个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探索和创新，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

　　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基本理论的开始形成，大大地推动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等在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奋斗中，把枪杆子运动与民众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形成思想路线、根据地建设路线、土地革命路线和军事路线，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已经开辟。

　　1931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文章。提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号召人们“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针对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状况提出来的。文章总结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根据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以及赣南、闽西土地革命新经验，形成了土改路线。毛泽东经过调查，发现农民分到土地因为只有使用权而产生“不安心耕田”、迟迟不春耕等弊病。于是，他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通令各级各地方政府贴出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归农民所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这样，才突破了八七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一直坚持的“土地国有”的模式，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土地革命路线。它的基本特点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给地主个人以生活出路。

　　军事路线，对巩固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至关重要。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指挥红一方面军三四万人，取得粉碎敌军10万、20万、30万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重大胜利。“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些作战原则同建军原则紧密结合，形成了反映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军事路线。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土地革命路线和根据地建设路线的形成和经验教训的总结，表现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用农村包围城市，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已经开辟。

　　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之后便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反对、批判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招致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严重失败。毛泽东相忍为党，从痛苦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实际上确立了毛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毛才有可能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11)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完整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78期，摘自2013年第2期《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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