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三线建设

　　20世纪50年代，由解放军总后勤部提出、60年代由毛泽东肯定并完善的“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那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为应对外敌侵袭而做出的一项战略举措。

　　在随后长达16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我国在包括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巨资(达2052.68亿元)，动员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民工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苦、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和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的初衷是防止外来敌人的突然袭击的，但是敌人没有来。然而，这并非空穴来风。这一伟大战略决策的实施，虽然没有在战争中显示出它的作用和价值，但却在后来的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线建设最现实的结果，是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推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提出三线建设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政策，不但抓住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时机进一步武装威胁中国，而且公然侵占台湾，阻碍中国的统一。这使毛泽东更加强化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这一战略判断，并促使他以此为重心来思考对付侵略战争的威胁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面临的外来侵略战争威胁的可能，主要来自美国和苏联。毛泽东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说：“帝国主义的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1956年3月，中央军委正式将“积极防御”确立为新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依据这一战略方针，为了确保反侵略战争时有稳固的后方，总后勤部提出了建设后方基地的任务。根据战区划分、各战区任务和地形、交通运输情况，将从东北的白城子，到华北的大同、石家庄，到华南的株州等若干点及连线地区，划分为国家后方一线战略物资储备基地，以确保作战方向的供应和机动支援;将从包头、西安、兰州到成都的若干点及连线地区，划分为国家后方第二线战略物资储备基地;以东北沈阳、沿海各省及云南昆明，作为各军区的后方基地。这一后方基地的三线划分，成为1964年党中央提出的三线建设决策的雏形。

　　在整个50年代，虽然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有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但毛泽东更多地认为大仗一时打不起来，中国可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建设时期。

　　因此，解放军总后勤部1956年提出的三线后方基地建设的计划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

　　进入1964年，中国周边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在东南亚，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取代法国殖民者地位，积极插手南越事务，支持傀儡政权，阻挠越南统一。从1961年起，美国在南越采取所谓“特种战争”。随后，又直接出兵镇压南越人民的反抗斗争。1964年8月，美国进一步将侵略战火扩大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实施了一场以“南打北炸”为特点的侵越战争。

　　从1965年4月起，美国不断侵入中国领空、领海，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越南战争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继朝鲜战争之后又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从而构成对中国的严重威胁。

　　不仅如此，美国第七舰队和驻日本、菲律宾等国和台湾的美军，每年都在太平洋上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而且增加了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内容。

　　在北面，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策动了新疆大批边民外逃苏联的“伊犁、塔城事件”。中国政府决定封锁新疆地区的中苏边界。中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随后，中苏之间展开公开论战。1964年2月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很快陷入僵局。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改善中苏关系，但未能取得成功。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中国的西南方向，1959年以来，一向被视为友好邻邦、民族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又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印度，在美苏的支持偏袒下，从包庇、支持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到蚕食、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一再克制忍让，多次提出通过协商谈判解决边界争端。尼赫鲁政府却一意孤行，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62年，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发起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保卫了西南边疆安全。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兵戎相见，这是中国不愿看到、又不能不接受的现实。此后一段时间，两国关系仍十分紧张，西南边疆形势受到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当局乘大陆经济困难之机，蠢蠢欲动，加紧策划“反共复国”。为防不测，人民解放军备战东南沿海。台海危机再启。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毛泽东更多强调了战争的危险性。这种焦虑，时刻在毛泽东胸中回旋。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愈大，这种焦虑就愈加明显。

　　正在此时，1964年4月25日总参作战部的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报告说，他们对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报告所谈内容，与毛泽东的担心恰好吻合。

　　毛泽东深知，我国工业的70%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一旦沿海工业被摧毁，国民经济就会陷入瘫痪状态，而有限的内地工业根本难以为继。这份报告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从1994年美国一批档案的期满30年销密、苏联解体后机密档案的外传，都证实在1964年前后，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计划，甚至进行核武器打击的计划，并进行了多次核战争演习。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毛泽东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也要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

　　毛泽东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这一讲话，激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

　　确定三线建设内容

　　所谓三线，是当时中共中央出于战备考虑，按中国的地理区域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一线主要是指东北和沿海各省;三线是指西南、西北地区，包括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等11个省、区，主要是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广大地区;二线是位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其中的三线亦称为“大三线”，分为两块：一块是西南三线，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湘西、鄂西地区;另一块是西北三线，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全部或大部以及豫西、晋西地区。

　　1964年8月4日和5日，周恩来在听取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说：“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但是，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是二线三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此外，各省又都划分了自己的一、二、三线，其中的三线称为“小三线”。

　　可以这样说，1964年提出三线建设决策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可能侵略中国的主要假想敌是美国，包括其控制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及日本、南朝鲜;其次是构成潜在威胁的苏联。

　　以后，这个概念曾发生过小范围的变化：1970年2月通过的《“四五”纲要(草案)》指出：“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和甘肃、青海的大部分地区，中南的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和山西大同以南地区是我国的大三线。”

　　9月4日，国务院在《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指出：“全国大三线，一般来说，是在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具体来说，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是我国的大三线。”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就三线建设进一步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我们要注意越南南方的游击战争。那里只有一千几百万人口，还没有我们一个省的人口多，但是能打仗，游击战争打得非常好。难道我们就不行?假使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地方，怎么办?我们一个省能不能打游击战争?我看各省都可以打。

　　我们沿海各省要搞手榴弹厂、炸药厂、军工厂。讲了几年了，都没有搞起来。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你送去。每个省都有一、二、三线嘛!军工部署也要考虑一下，只搞大的不行。每个省，就是讲沿海的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还有黑龙江，那是对修正主义的，都要搞点地方的，属于地方所有的军工厂。现在地方不搞军事了，反正中央包了，打起仗来怎么办?子弹、轻武器、炸药，武装民兵都不够。打起仗来，要搞地方部队，第一、二线的省都要搞。不然，事情一来，措手不及。第二线就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吉林、河南、山西、宁夏。敌人可以空降，但总是孤立的，到第二、三线总是困难的。一打起仗来，准备打烂，准备丢掉城市，各省都要有办法。

　　光有武器，没有子弹、炸药怎么办?就是这一点，请你们各大区、各省注意。现在没事，打起仗来怎么办?将来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土，我敢肯定，不如南越。现在省、地、县委都不讲武了，只讲文了。

　　还有个问题，要搞第三线基地。那些地方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一些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黄色炸药以大区为单位搞。

　　此后一段时间，毛泽东多次从多方面阐述了加强三线建设、准备打仗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指出：“地方党委要搞军事。由大区领导，各省要作个计划，包括民兵、军工厂。省委第一书记都是政治委员嘛，不行使职务。你们可以作顾问。多少年来，政治委员是空头政委。太平世界了，不搞军事了!一旦发生战争，就会手忙脚乱。”

　　事实上，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决策时，是从多方面考虑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把三线建设当作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整个战略布局考虑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支援内地工业，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这对于改变我国旧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的全面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8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在17日、20日两次讲话中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北京大学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经过研究，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第三线，现在就搞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第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明后年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第一线，一、二线企业要有重点地搞技术改革。

　　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转向以三线建设为中心这一过程的完成，也是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的动员令。

　　三线建设的第一次高潮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1964年至1966年掀起了三线建设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重大建设成就。

　　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三线建设全面铺开。当时是分为大三线、小三线同时进行的。所谓大三线，是专指西南云、贵、川和西北陕、甘、宁、青地区，是国家的腹地、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中西南又重于西北。相对而言，各省、市、自治区自己的腹地即小三线地区。总起来说，大三线的目标是“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

　　为了保证三线建设的重点，国务院进行分工，成立了三线建设的各级专门机构。一是三线地区新建、扩建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二是一、二线向三线地区的迁移，主要是位于一线的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为三线地区配套生产所必需的工厂，由国家建委负责;三是组织全国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材料、设备，由国家经委负责。

　　三线建设开始时，在西南地区有三大建设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攀枝花钢铁基地。

　　攀枝花地区属于亚热带半干旱气候，生长着漫山遍野的木棉树，每年春天盛开火红的木棉花，俗称攀枝花。地名攀枝花由此而来。由于这里群山起伏，平地很少，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农业生产很落后。要不要将此处作为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定点地址，存在两种意见。一种同意在此建设，另一种主张选在靠近城市的地方，比如乐山。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听了汇报，对犹豫不决大为不满，说：“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

　　毛泽东一锤定音，选定了攀枝花。

　　1965年1月25日，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向中央报告1965年100多个项目的排队情况，提出48个项目作为打歼灭战的重点。选择原则：一是保成昆、襄渝铁路;二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配套;三是发展与农业相关的重要项目。2月21日中央批示同意，指出应从准备打仗出发，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及为此服务的其他工业都必须尽早抓紧，全力以赴，协同作战，力争三年多一点时间陆续完成，能提前的尽量提前，特别是有关部门的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原料及其他配套工程。

　　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攀枝花特区”，并纳入计划单列，实行特区统一领导与国家各部委分工负责相结合体制，从资金、科技、人力、物力上予以充分保证。

　　2月6日，中央批准国家经委《关于集中力量在经济建设上打歼灭战的报告》，报告提出把西南三条铁路建设、川汉铁路设计和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列入打歼灭战项目。

　　第二个重点是六盘水煤炭钢铁工业基地。在贵州省西部、乌江与红水河分水岭上、乌蒙山与苗岭山脉交错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地方叫六枝。这里矿产资源富集，有煤、铁、铅、锌、镁、铜、金、银、白云石、石灰石、冰洲石、重晶石、大理石、黏土、萤石、石膏、汞、铀、锑、钴、镉、锗、镓、锢等30多种金属、非金属及稀有元素矿产资源。其中，煤炭储量极为丰富，预测储量569亿吨，探明储量360亿吨。六盘水其他资源的开发潜力也极大。天然气储量惊人，水资源年拥有量为114亿立方米，水能蕴藏量达117万千瓦。

　　1964年秋季，中央决定将六盘水地区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至1966年10月，六枝矿区建设取得第一阶段胜利，提前9个月建成年产45万吨的地宗矿井。电厂扩建的3000千瓦机组10月1日开始送电，木岗矿井也于同日动工，大用矿井月进360米，创历史最高水平。

　　第三个重点是成昆、贵昆、川黔三条铁路。建设大西南，首先要解决运输问题。这三条铁路在1958年“大跃进”时都曾进行勘测和部分路段修建，但由于地势险峻，江河阻隔，地质情况复杂，加上中央财力严重不足，三条铁路同时下马。因此，在西南进行三线建设，首先要恢复这三条铁路建设。

　　根据毛泽东要求“成昆路要快修”，“川黔、贵昆路也要快修”的指示，中央批准成立以成昆铁路为中心的西南铁路指挥部，由李井泉任总指挥。铁道部在周恩来亲自组织下，布置了“三线”铁路大会战，集中力量修建西南地区的成昆、川黔、贵昆三条铁路，并确定了各线的具体通车时间表。

　　从1964年秋开始，西南各重点项目全面开始施工。第一批进行基地建设的施工大军从四面八方开赴攀枝花、成昆铁路、六盘水等工地，搭起帐篷，放炮筑路，沉寂的群山沸腾起来。他们中既有从中央各部、委选派的数千名部、司、处级干部，也有从各级科研机构和技术部门选调的上万名科技人员，还有从沿海地区内迁和从老工业基地调来包建的几千万工程管理、生产骨干，加上部属、省属建筑安装队伍，人数超过100万。加上民工队伍，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的高潮时期，在四川参加三线建设的人数，高达300多万人。

　　至1966年，西南三线建设基本形成了一个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中心，成昆铁路为连接，到东北部有重庆常规武器工业基地，东部有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的初步规划，俗称“两基一线”，即以攀枝花为中心，向北和向东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攀枝花的钢材运往成都、重庆、六盘水，成都、重庆、六盘水的机器和煤炭运往攀枝花。从大的布局范围讲，攀枝花地区成为“两基一线”这个宏大后方工业体系的中心。

　　那时，小三线建设也开始启动与规划。起源是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看了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报告，报告提出美国目前正在积极准备扩大对越南北方发动的侵略战争，广东省加紧进行战备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批示：“广东省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彭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需15亿左右，分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

　　周恩来与罗瑞卿联名起草了《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提出在中南、华东、华北、东北四大区的部分省、自治区要加强在一、二两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建设一批地方军工厂，包括枪支、子弹、地雷、手榴弹和炸药等轻武器的制造厂。为了配合地方军工厂建设和保证战时供应，要从大城市搬迁一些必要的配套工厂到省、区自己后方。同时搞好现有公路、桥梁、渡口和通讯线路，新建或改建一些相关工程。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报告。

　　1965年2月7日，罗瑞卿在《关于安排一、二线省市后方建设的报告》中提出：

　　(一)根据战时对敌斗争的需要，华北、华东、东北、中南四大区，规划了14个后方基地：1.东北东部山区，2.大兴安岭地区，3.冀热辽地区，4.太行山区，5.吕梁山区，6.内蒙古东部，7.内蒙古西部，8.大别山区，9.沂蒙山区，10.苏皖浙赣边区，11.闽浙赣山区，12.湘粤赣边区，13.湘粤桂地区，14.湘鄂赣地区。这些地区，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和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的根据地，经济资源比较丰富，大部分地区粮食可以自给。但是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交通条件差。

　　(二)建设一批地方军工厂。按照中央批准的第一步规划，三年建设154个项目，生产20个品种。

　　该报告所提建设内容纳入了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由此，小三线建设全面启动。

　　国防工业是三线建设和一、二线搬迁的重点。1965年2月20日，罗瑞卿在《关于国防工业在二三线地区新建项目布局方案的报告》中，提出了原子能、导弹、航空、兵器、造船、无线电工业六个方面的新建布局情况。指出，该布局方案实行后，将在三线地区(部分项目在二线)新形成一套原子能工业基地，四套导弹工业基地，六套飞机工厂，一套地面兵器生产基地和两个大口径炮弹生产基地、两个小口径炮弹生产基地，四个造船厂，八类无线电工业基地。这些项目共495个，争取在1972年全部建成，投资预算约为133亿元。届时，加上已有的国防工厂和科研机构的技术改造，“整个国防工业的面貌将大大改观，我国将有一个布局比较合理的、内容比较齐全的、‘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的国防工业体系，基本上可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

　　3月21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国防工业的三线布局规划基本形成。

　　在确立三线建设的同时，毛泽东多次提出一、二线重要企业向三线搬迁的措施。1964年7月15日，毛泽东说：“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不能。”

　　出于国防战备的考虑，毛泽东当时正研究苏联卫国战争时的经验。8月30日，罗瑞卿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我们要好好研究斯大林的经验。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由于斯大林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地建设，致使在卫国战争初期，惨遭巨大破坏和严重损失。即使如此，这片工业基地仍然在战争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战争打起来，没有强大的后方工业基地怎么行?”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的经验也要学，蒋介石没有搬家，只搬了少数的兵工厂。总之，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建委提出搬迁工作要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方针。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建设，有的还要进洞。

　　12月1日，国家经委发出《关于搬厂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随之，一、二线重要企业的搬迁工作，就在与战争爆发争时间、抢速度的紧张气氛中迅速而秘密地铺开了。

　　1966年计划搬迁建设的152个项目，确定的原则一是根据战备需要，选在较分散的腹地和山区;二是根据当地已有生产条件，与相似企业合并;三是照顾将来经济发展，填补一些空白。

　　除企业外，学校、科研机关也有计划地迁移了一部分。搬迁的有上海机械学院、唐山铁道学院、成都铁道学院。由原校迁出部分专业到三线的有：北京大学分校、清华大学分校、南京大学分校、华东化工学院分院、北京航空学院分院、北京工业学院分院、甘肃工业大学。迁往三线的重要科研机构，主要是兵器、航空、航天、电子、核物理等院所。

　　总计，全国由一、二线地区迁往三线地区的项目和企业，大约有520个。实际上，加上未统计在内和地方自行规划、计划外的迁移项目，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为此，毛泽东于1965年11月13日乘坐专列南下，途径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进行调查。途经天津时，毛泽东关切地询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

　　地方负责人回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毛泽东听了很满意。

　　经过济南，在火车上，毛泽东又召来谭启龙、杨得志等人叮嘱说：“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把这件事情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

　　在三线建设中，中央提出要注意综合开发，努力改变中国西部工业交通落后的不合理布局。毛泽东在第一次提出三线建设时就表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问题。东南沿海一带，西南、西北内地十分薄弱，工业交通极不发达。抓住战备的契机，同时提出建设内地的长远战略要求。

　　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指出：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支援内地工业，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

　　周恩来具体贯彻了这一思想。

　　在头两年的三线建设中，根据战备需要，边建设、边摸索，在三线建设的布局、厂址选择、工程设计和施工问题以及搬迁等问题上，形成和总结了一系列经验和制度。如布局上的“靠山、分散、隐蔽”原则;施工管理中取消合同制、实行军事化和现场指挥制;高度计划管理的全国支援三线、“三老带三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协作精神等。

　　从1964年到1965年，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在西北、西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到300余项。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2项，化学14项，化肥10项，森林11项，建材10项，纺织12项，轻工业8项，铁道26项，交通11项，民航2项，水利2项。

　　初期重点项目有攀枝花、酒泉钢铁工业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和造船工业基地，成都航空工业基地，陕西航空、兵器工业基地，遵义航空工业基地和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铁路，贵阳至昆明的贵昆铁路，武汉至重庆的川汉铁路。

　　1966年4月17日，主持计委工作的余秋里，对三线建设情况向中央提出一个《汇报提纲》。提纲说：“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

　　面对大好形势，计委向中央提出修改“三五”计划草案的补充设想：一个是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到1970年，三线的钢铁生产能力将接近现在东北的水平，煤、电、有色金属将超过现在东北的水平。这样，三线就比较硬了”。另一个是大抓农业，解决南粮北调和吃进口粮问题，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来源，扶持社队工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五年计划三年完成，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完成计划之后，再腾出手去抓好农业，将出现解决吃穿用和战备后方建设两大任务的双赢局面。

　　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扬言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在严峻的战争威胁面前，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号召：“要准备打仗。”随后全国迅速掀起战备高潮，因“文革”而停顿半停顿的三线建设很快得到恢复和扩大。

　　中央明确强调，要“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为适应战备需要，中央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三线建设的规划、机构，加强对三线地区的投资;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发布通令，整顿生产秩序;针对一批三线建设重点工程存在的问题，组织军队参与接管，严令限期完成;解决三线建设职工队伍中存在问题等，积极推动三线建设重新在全国大规模铺开，并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于1969年至1971年掀起了第二次建设高潮。

　　三线建设的多数项目是在这一时期投入或建成的。以国防工业和为其配套的一大批民用工业新建工程为主，还有因“文革”干扰而未能完成的一批续建工程。包括：成昆、湘黔、襄渝、南疆、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阳安、京原、焦枝、枝柳铁路，湖北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秦岭火力发电厂，乌江渡水电站，渭北煤炭基地，湖北江汉油田，陕甘宁地区长庆油田、河南油田，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厂，四川西昌航天发射基地，西南核燃料生产基地，江西直升飞机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业基地，江西九江船舶工业基地，湖北宜昌船用动力工业基地，云南昆明鱼雷基地等等。

　　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一年的努力，1969年国民经济扭转了1967年、1968年连续两年出现倒退的趋势，有了较大恢复。

　　1970年是“三五”计划最后一年，因“文革”动乱，多数经济指标没有达到年进度。为了尽快扭转这种状况，适应战备需要，经济建设掀起了一场以高投入为主要方式的“跃进”行动。到1970年底，“三五”计划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但是也造成严重负面后果，基建规模过大，使积累率过高，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军事工业严重冲击民用工业，给国家财政支出和市场供应造成很大压力。

　　军事工业的高速发展和军事尖端技术的突破，在短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其他工业和科技尖端产品的产生起了强刺激作用。但必然会排挤和压制民用工业发展，使之缺少量和质的增加，走上立足不稳的畸形道路。因此，周恩来在提出军工第一、三线第一的口号后，又用心良苦地增加了配套第一、质量第一的要求，力求防止片面地、泛滥地发展军事工业。

　　1971年8月3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再度提出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目标，并在“四五”计划的设想中，具体写为“要求一个适应战备的合理布局”，“一个稳固的农业基础”，“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业”，“一个比较发达的交通网”，“一个城乡交通、内外交流的商业网”，“一个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

　　国家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对一、二线和三线地区的划分进行了较大调整。《“四五”纲要(草案)》指出：“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和甘肃、青海的大部分地区，中南的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和山西大同以南地区是我国的大三线。”与“三五”计划时的三线地区划分相比，一个明显的差别是，由于中苏发生武装冲突，中国面临着对美、苏两条战线作战的局面，其中抵御苏联的军事威胁又成为重点，三线地区实际上缩小了，一线地区扩大了。一线地区除原来的沿海地区外，又出现了针对苏联的“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原来作为三线的华北、西北部分地区的建设项目，也需要向更靠内的地区迁移，战备气氛更加浓厚。甘肃乌峭岭以西和宁夏银川以北，被视为“反修前沿地区”，不再作为大三线地区。这些地区的酒泉导弹基地、钢铁厂等项目不再继续扩大，而开始在四川西昌新建导弹基地，酒泉钢铁厂的一些项目也转移到其他地区。

　　以战备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四五”计划，是一个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计划。执行结果，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限度，导致全国职工人数、工资支出、粮食销量“三个突破”，造成多方面不良影响。

　　从1972年到1974年，国家开始修改“四五”计划指导思想和指标，对前一时期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摊子过大问题进行了几次调整。一是大力加强农业。二是对三线建设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方针性指导，采取降低指标的措施。

　　1975年11月2日，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要点》，谷牧在开幕式上指出：经过“三五”、“四五”计划的建设，现在三线战略后方基地初步形成，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骨架已经搭起来了。在大三线地区建立起了上千个大中型的工业企业，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小三线。今后10年国民经济发展，要着重搞好三件事：一是建立比较稳固的农业基础，二是建立比较强大的钢铁工业，三是充实和加强战略后方基地，把大三线建成为“硬三线”。

　　所谓“硬三线”，是针对当时三线地区基础设施已经建立起来，但经济效益、管理配套、原材料、生活供应还没有跟上去，因此生产能力还是软的状况而言的。

　　谷牧强调，把三线建成一个“硬三线”，首先要下大力量把农业、轻工业搞上去，尽快改变农业拖后腿的状况。同时要切实搞好工业内部、企业内部的填平补齐，尽快把现有生产能力发挥出来，认真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把军工生产的主力逐步转到大三线地区。这样一来，一旦打起仗来，就好办了。

　　12月，中央制定《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按行业大致分为：一、建立比较稳固的农业基础;二、建立比较强大的基础工业;三、加强轻工业和石化工业;四、加强国防工业和科研;五、充实和加强三线战略后方基地，进一步发挥一、二线作用。

　　至此以后，随着10年三线建设规划的基本完成和国内外形势变化，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方针得到全面调整，并随之而结束。

　　建立起巩固的战略后方

　　三线建设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大决策，它原本的出发点是在军事上防止外来敌人的突然袭击，但实际上它的经济意义远大于它的军事意义。三线建设使我国建立了巩固的西部战略后方，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过大的状况。

　　三线建设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巩固的西部后方，成为保卫祖国、反对敌对势力入侵，打击分裂主义活动的坚强保障。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选择川、贵、云、陕、甘、宁、青和鄂豫湘西部作为大三线战备后方，东部沿海地区是作为主要抵御外敌入侵方向的。这个战略立足于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特点，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经验教训，适应和利用了中国周边关系。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具有长期稳定性，因而这一战略对于中国国防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建立巩固的西部后方，开辟了与世界交往的新通道。经过三线建设，西部铁路、公路、水运、空运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如内(江)昆(明)铁路，到21世纪初已经全面通车，成为连接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国际通道。再加上改革开放时期与西北、西南邻国关系的调整修好、增进贸易，在东部一旦发生战事遭到封锁的情况下，可以设想，西北部由新疆、内蒙古至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西部由新疆、西藏至巴基斯坦，西南部由云南、广西至东南亚国家的三条国际通道联系将迅速得到扩大，有利于建立广泛的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

　　在三线建设中建立的强大的西部国防工业基地，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行动中，将发挥极为重要的军事作用。

　　对中国潜在的未来外敌的军事威胁，主要仍在东部沿海。一旦外来的侵略战争爆发，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及港澳，包括机场、港口、电站、基地等将可能受到敌对国家导弹、飞机的空袭。现代军事技术的发达，使其破坏的精确度、纵深度、覆盖面大大超过20世纪60年代。

　　同时，敌对国家将再次试图对中国实施海上经济封锁，扼杀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从近年发生的局部战争看，实施侵略他国的国家多半都不再采取直接出兵入侵别国领土的方式，而是通过持续的大规模空袭军事、政治、经济要地，造成被侵略国家能源供应和通讯中断、金融市场崩溃，社会各方面出现恶化乃至瓦解，最终达到接受侵略者的城下之盟或重组傀儡政府的目的。

　　现代战争实际上是在摧毁综合国力上的比拼较量。所以，有无可靠的强大后方军事基地，是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国的西部后方，拥有丰富的石油、铁矿和铀、钨、锑、锡等稀有金属战略矿产品及电力资源，作为三线建设重点得到开发的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一旦遭遇战事，将通过西气东送、西电东输等给予前线充分的支持。

　　三线建设时，在西部建起的近千个国防工业企业和研究机构，战时能够迅速扩大军事生产或从民品生产转入军品生产和研制，满足前方武器的需要。

　　1964年以前，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薄弱，只能生产一般的轻兵器、电子器件、雷达通讯导航设备和小批量生产型号单一的歼击机等。在十几年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中，国防科技工业成为重点，西部初步建成了常规兵器与高科技尖端武器共同发展、原料工业与制造工业相配套、国防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一大批军事工业基地，形成了可靠的战备大后方，并在核武器、空间武器等尖端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常规兵器工业方面，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和豫西、湘西、鄂西生产基地，形成了内地常规兵器工业体系，在湖北、四川、陕西、山西建成了军用汽车、坦克厂，加上各地小三线建起的一批常规兵器工厂，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各种型号的枪支弹药、轻武器和防空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坦克、装甲越野车辆、火炮、战术导弹等先进重武器和装备。

　　现在，三线地区常规武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一半多。在各省区也建成了小三线常规武器生产基地，能够生产自己需要的枪炮弹药。

　　国防电子工业方面，在四川、贵州、陕西建起了大规模的军用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软硬件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生产体系，研制成功了亿次银河电子计算机，经过技术更新和改造，能够适应从微波导航、低空警戒、潜艇攻击、雷达预警、大中型炮瞄、电子指挥系统、导弹制导、卫星跟踪到电子对抗战、信息战等高科技现代战争需要。

　　核武器方面，生产、科研、试验设施大部分都在三线地区。继在甘肃、陕西建立的核武器研制、试验基地得到加强之后，在西南四川又建立起更高水平的中国第二个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并成功进行了多次核试验和高能物理试验。

　　航空工业方面，在贵州、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建成了航空工业生产基地，新建和扩建了125个项目，成为我国航空、航天研究与试验的主要基地。

　　战略导弹和火箭方面，中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甘肃酒泉发射场建成两个新的发射工位，发射能力大大提高;四川西昌建成我国发挥巨大作用的卫星导弹发射基地，加上山西太原的第三个导弹发射基地，形成了布局合理、比较完整的中国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研制基地，多次成功地发射了包括洲际导弹在内的各种导弹和长征系列战略火箭及军用卫星。

　　船舶工业方面，在重庆至万县沿长江中上游地区和湖北宜昌、江西九江、云南昆明建立起了内地四大军用船舶工业和科研基地，能够生产研制常规潜艇、核潜艇、驱逐舰、鱼雷等水下兵器和军用船舶的新一代发动机和部件，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空白，为1974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交通电讯方面，建立起了连接各国防基地、战略要地的铁路线(其中有高铁)、国防公路网及战备物资仓库，建成了北京、西南、西北之间的微波通信干线、分布各地的卫星地面通讯系统及独立的地面战备通讯干路，保证了国家在战时的指挥信息和情报流通，加强了军用物资运输和部队快速反应作战能力。

　　到1975年，国防科技工业在三线地区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相当大地超过了一、二线地区。与“一五”计划时期我国主要在东北、华北建成的军事工业基地相比，三线地区的军事工业基地具有技术先进的优势。在三线建设基本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三线地区国防工业许多企业的产品能够代表70年代的世界水平，与世界差距大为缩小。

　　毛泽东的三线建设决策，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错误判断当时国际形势的一时冲动，而是有远见的战略举措，将在中国国防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着长久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释：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9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25～226页。

　　同上，第229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4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96页。

　　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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