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从“两个三十年”到“三个三十年”

作者：丁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04-25 847

　　【核心提示】处理五四运动，或者说处理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关系，需要某种表现为历史观的、真正的政治智慧。这与处理新中国成立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实质上并无不同。

　　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我曾就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五四运动研究与评价史做出如下概括：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一些重要关头，对五四运动的每一次探讨与评价总能带来新的历史兴趣与现实效果，甚至可以说是某些重大历史转折的先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关于五四运动出现了不同于正统的史学描述……另行回顾过去是为了走向别样的未来。无疑，新描述并不出于所谓单纯的客观史学兴趣，其重点也并不在于对五四运动进行孤立的评价，而是试图突破革命的历史目的论，探索另外的历史叙述框架与社会建设蓝图。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五四运动所引发的一切论争的实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将自己指认为接续新文化运动的新启蒙运动。这固然意味着它对五四运动政治激进主义面相的温和反思与潜在拒绝，但另一方面却也同样表明它继承了后者激进的反传统文化话语……1990年代以来，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先后兴起，几乎将批判的锋芒一致对准了中国革命复杂的激进主义思想资源，中国与欧洲的启蒙运动同样遭到检讨……由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遭遇双重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史地位大抵降到了诞生以来的最低处。”

　　时隔五年，这些话大体仍然有效，但当前的研究又表现出新的方向。一是保守主义倾向的继续发酵，对五四运动的否定从部分转到了整体。这种倾向大概是五四运动研究史上从未有过的。二是在“五四”启蒙与儒家传统之间发现某种辩证关系，让“五四”精神和传统文化相互限制、彼此融合。这大概算保守思潮里颇具现实感的中道派。三是把“五四”放到了20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和中国革命史、建国史的背景下，特别是从新中国的奠基和道路回看这一运动。这个方向努力的人比较少，但也许最有前景。

　　如果说，李泽厚试图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来区分“五四”的不同面相，并选择继承启蒙精神的话，那么新兴保守主义对启蒙本身的尖锐批评，实际上是把李泽厚终结革命的逻辑贯彻到底。启蒙是救亡的前提，救亡是对启蒙诉求的实现。“五四”青年的救国并非源于士大夫的朝堂意识，而是属于全民国家意识。现代国家意识及民权意识的普遍化和实体化，才是“五四”启蒙的最终目的，是新青年的“爱国主义”不同于传统“兴亡有责”的关键所在。虽然理论上双方或可有所调和，但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儒家制度与文化的某些特征(君权、父权、夫权、绅权、宗族制度等)，以及某些尊孔的政治势力(例如旧官僚及地主阶级的政治集团)，和“五四”一代兴起的新爱国主义仍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这是中国革命精神在“五四”时期不得不与儒家传统明确决裂的重要缘由。

　　“五四”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组成部分，对待“五四”的态度包含着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这是保守主义思潮批评“五四”的隐秘出发点。但某些鲁莽的保守派忽略了人民共和国是中国革命的产物，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也影响了对待共和国的态度。五四运动是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是不折不扣的共和国基石之一。否定五四运动不可能不触及共和国。从否定革命出发，导致寻求某种“革命”，从而走到自己的反面。这就是鲁莽保守派的“辩证法”。

　　处理五四运动，或者说处理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关系，需要某种表现为历史观的、真正的政治智慧。这与处理新中国成立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实质上并无不同。1949年上推三十年，正是“五四”之年。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者(the founders)，正是从“五四”一代中分化出来的、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精英。五四运动虽是知识分子运动，但其历史归宿已是唤起、整合和组织民众的运动。没有对人民的唤起、组织，没有国族意识的建立，现代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基于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的内在起源无非是：具有传统背景的精英突破传统，打破或改革旧的、狭隘的政教秩序，全面组织民众。哪个政治派别能动员和组织更多的民众，哪个政治派别就有更强大的建立新中国的能力。

　　启蒙不可或缺，但本身不是目的。宗教改革与启蒙是将传统臣民组织为国家主权者、进入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五四运动只能背负起比欧洲启蒙更沉重的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社会改造者必须把围绕宗族祠堂建立的传统社会重组为普遍同质的政治体(这就是“反封建”的真正含义)。由于没有教会传统，他们必须白手起家，直接向最具组织能力的布尔什维克学习。儒家虽无一神教构建普遍同质组织的经验，却不乏通过非神学的理性教育选拔平民精英的优良传统，这在列宁主义的组织构架下可以得到有效的挪用。这同时也是五四运动中的温和派(如冯友兰和沟口雄三在梁漱溟身上发现的所谓“另一个五四”)在儒家那里找到的，可与启蒙理性传统对接的地方。

　　今年也是“一战”爆发100周年。五四运动乃至俄国革命都属于“一战”的后果。作为帝国主义国际均衡体系破裂的产物，“一战”促使中国比晚清时更彻底、主动地卷入了国际体系。老大的东方帝国(俄罗斯、土耳其等)为避免败亡，只有快速工业化。这必然导致破坏旧的土地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贵族—士绅政治及文化。变革是惨烈的，需要强大的中央政权和意志坚定的改造者，需要全盘重塑人民。俄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厘清这些历史情境和脉络，多少有助于回应对五四运动的学究式批评。“反帝反封建”、“科学与民主”等在语义上引起许多争论的口号，是应该而且可以获得“语用学”论证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