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究竟什么是历史真相？

    核心提示：这些年来，不断有一些“历史真相”面世。不过也毋庸讳言，有些真相虽然一时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一翻翻权威的国内外史书，有的甚至只要看看有关原始资料，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真相是子虚乌有的。下面就来盘点几个典型事例。

    这些年来，不断有一些“历史真相”面世。不过也毋庸讳言，有些真相虽然一时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一翻翻权威的国内外史书，有的甚至只要看看有关原始资料，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真相是子虚乌有的。下面就来盘点几个典型事例。

    事例之一。关于抗战时期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抗日功勋”。前几年有几家门户网站推出的历史专题称，中美合作所对抗战作出了“巨大的”或者是“重要的”贡献。配合此说法的还有几位重庆方面的党史、历史学者的文章。他们主要举出了三个方面的功绩：一是给美方提供了情报，帮助击毙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和帮助歼灭了日本海军的主力。不过你只要翻翻国内外的所有的关于二战的和抗战的历史书，就会发现，那里关于情报的说法是与中美合作所无关的。二是中美合作所发起的心理作战动摇了日军的军心(没有提供具体事例)。不过，凡是看过抗战史的都可以发现，要找到几个日本兵被攻心攻到使他们投降的例子还真难，倒是国军有60万人降敌变成了伪军。第三是中美合作所陆续培训了五万人武装人员，靠游击战歼灭了大量的日军。不过，歼灭日军的的数字笔者真的不好意思说出来，因为实在大得难以想象。这里只简单讲一句，抗战时国军正面战场的任何一场大战，包括动员二百五十万兵力的豫湘桂战役中所歼灭的日军数量，都赶不上中美合作所武装人员歼灭日军的数量!

    要问这三项战绩出自何处，一看那些有关文章才知道，基本上都来自当年中美合作所人员回忆中的部分内容，特别是中美合作所美方副主任梅乐斯的回忆-----因而这些战绩在史书上是查阅不到的。顺便提一句，这位梅乐斯，很喜欢胡吹乱侃。抗战胜利后，因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被美方诊断为神经不正常，于1945年9月29日强行押送回美国。还要顺便说一句，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抗日功勋”的详细解读，笔者已有专文，将于下月在刊物上发表。

    事例之二。有位老历史学家，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中的《国民党人中的“持久战”思想》中认为，蒋介石的部下蒋百里、白崇禧和陈诚，都在毛泽东的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发表以前就提出了“持久战”思想。

    但是这位专家在提出的史实，除了引用了蒋、白和陈三位一些碎片式的言语外，就告知：蒋百里的持久战之说“均未形成文字”，白崇禧的的持久战之说“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是“应该”在1938年1月27日至29日之间说的。至于陈诚，他在1936年10月底就就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有“相关问题”的报告，但是，“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见。”后来西安事变期间，陈诚失掉了随身携带的两个皮箧，因此关于“持久战”的文件也“可能”失落了。

    针对这位学者的“真相”，笔者先后写了关于蒋百里、白崇禧和陈诚的文章，用史实说明了他们的“持久战思想”是怎么回事。这些文章，有的已经发表在《文史天地》、《党史博采》等期刊上，有的即将刊发，在此不赘。在此只讲下面一个问题。

    那篇流传在网络和纸媒上的标题为《抗日“持久战”思想究竟是谁最早提出的》的文章，是《国民党人中的“持久战”思想》中的主要部分。该文有这么一段：“通观全文(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笔者注)，完全没有谈到空间、时间、小胜、大胜之间的关系。同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中，也不曾谈到相关问题。”

    事实果真如此吗?那下面这些内容又是什么意思呢(节约篇幅，只举两例)?

    “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论持久战》第483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

    “但是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就是说的这一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第410页)

    赞同这位学者观点的也有一些文章。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有人发现了一本出版于1937年11月14日的《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早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日期。一看书名，大发议论的纷至沓来。但没有几个人真正认真看过这本书的内容。看过后你就会明白，这本书是多篇文章的合集，而无论从篇幅上还是内容上，主要是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和中共游击战的。

    事例之三。前几年，由最大的官方门户网站发布的《毛泽东讲核战争吓倒一大片：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迅速被多家网站和媒体转载，流传甚广，引起大量的议论。有位在中央电视台讲历史成名的教师，拿来此文编成段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还有一位资深法学家在其《新中国人权60年》的文章中，将这篇文章列为“1955-1976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残害人权时期”的证据之一。

    但是，只要查查毛泽东所有言论，就知道毛泽东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至于这个说法的始作俑者，一位有名气的历史学者，过了很久以后才从侧面作了间接的澄清。关于这个“三亿人”的话题，笔者也有专文，发表在某期刊6月号，很快就会出版。

    事例之四。近年来，还有些宗旨为“实事求是、以史为鉴”的报刊杂志，经常发表一些具有回忆性质的文章。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有的文章是无法真实起来的。比如中央文史馆和某地方文史馆合办的期刊《XX》，自称该杂志“有一支高素质的作者队伍。作者中有资深史学专家，有阅历丰富的各界精英，也有具备家族渊源的有识之士，他们从各自角度讲述历史故事，描述近代以来的各种人物和事件。他们追究史事真相的勇气，是《XX》颇具史识和史德的基本原因。”

    但是，笔者偶然拜读了一篇报刊转载的该杂志的文章，就使人大跌眼镜。该文讲的是一次发生在1967年的批斗会的故事，作者是某省级文史馆馆员。该文讲述了一位大学副校长在会上发言，“可能紧张过度，他刚一开口读毛主席语录”，就把个别字读错了。结果“在一片喊打声中”“被几个红卫兵揪下了讲台”。但是这个发生在1967年的批斗会，所读“错”的“毛主席语录”却是毛泽东1969年才讲的和发表的。而且这段语录竟然还是这篇文章背景的“主题词”。不知这种“追究史事真相的勇气”是从何而来的?

    该杂志的这篇文章标题为《口误惹大祸》，因为后来被某报转载而流传更广。笔者考证文章的标题为《毛泽东没有为王杰题过词》，发表在《党史博览》2014年第四期上，后来被《人民网》转载。这两篇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搜索到。

    事例之五......

    时不时出现的这些“历史真相”，究竟是个什么问题?杨虎城的嫡孙，历史学者杨瀚说：“这是一个小儿科的问题。这些人就不懂历史，只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可能是共产党镇反的时候杀了他们家人或者文革的时候斗了他们家人了，对共产党不满;台湾的人也是，坚持以反共为己任。”

    杨瀚说得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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