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毛泽东的民主遗产

 毛泽东时代的民主，不仅具有政治内涵，同时也具有经济、文化内涵，普遍的社会保障，教育的普及，工人农民对文化活动以及文化事业广泛参与，都是空前的。

　　对毛泽东为中国和世界留下的遗产，主流精英的看法，以《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的表述最为典型，他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这一句话，等于把整个毛泽东时代一笔勾销了，同时也把自1840年以来几代中国仁人志士的努力奋斗给一笔勾销了。

　　关于所谓“经济上贫困”，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一个谎言，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成就，可以和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快速工业化时期的成就相媲美。但由于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是由本国人民自己来承担的，即“高积累，低消费”，从牙缝里挤钱置家业，所以这种成就没有明显地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尤其是没有体现在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化基本完成，外患基本解除之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换言之，无论有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改革开放，1980年代之后，都将是一个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历史时期，这个道理，和还清了房贷之后，就可以用更多的钱来买肉吃，是一样的。

　　顺便说一句，快速工业化，其实并非中国自己的选择，而是西方代为选择的，在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格局中，非西方国家面临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要么工业化，要么沦为殖民地，甚至亡国灭种。

　　而所谓“政治上专制”的说法，就更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其实是一个初具雏形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即“人民民主体制”。中国在政治上走向专制，是在毛泽东逝世数年之后逐渐演变的而成的。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决不是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也不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后进行政治改革，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是先进行政治改革，后进行经济改革。严格说起来，中国在政治上的改革，应该是从1976年10月开始的。正是在政治上的改革基本完成之后，经济上的改革才成为可能。

　　1、为什么说毛泽东时代是民主的？

　　看一个政体是不是民主，不能只看形式，而应该看实质，民主的实质就力量平衡，没有足以相互抗衡的力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正是深刻洞见了这一点，在民主问题上，毛泽东一向注重力量对比，也就是说，更重视实质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民主。

　　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在国家机器内部，实际上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两股互相制衡的力量：一个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再一个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造反派-文革派”，“四人帮”其实就是中央的造反派。毛泽东在世，两派获得权力，或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主要靠诉诸于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不在，从逻辑上说，则主要应该靠诉诸于群众的支持。

　　在文革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束后，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后，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老干部-官僚派”掌握国家的实际行政权力，而“造反派-文革派”则负责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守护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官僚派有执政权，但缺乏话语权，处于一种时刻被监督的状态。当时，一位军委副主席送了几个高干子弟走后门上大学，居然会被郑重其事地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就是这种监督高度有效的一个表现。

　　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工人阶级利益的最大保障，这一点，这经历了下岗运动之后，大家对此都应该深有体会；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是绝大多数人民福利的最根本保障，这一点，当我们面对今天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也不难明了这一点。“造反派-文革派”VS“老干部-官僚派”，这是一种制衡的机制，也是一种民主的机制。由于这是一个权力中心监督另一个权力中心，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横向的纠错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权力体制中，还存在大量的“工农干部”，以陈永贵、吴桂贤等为代表，他们不属于官僚派，与“造反派-文革派”也有距离，他们实际上扮演了体制内工农利益看护者的角色，我们很难想像，如果体制内始终有这样一些人存在，那些严重损害工农利益的政策，如“下岗分流”，强拆征地等，能够顺利出台。

　　在体制外，人民群众则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这种自由并没有任何门槛，民众也不会因为行使这些权利本身而受到法律的追究。在公有制的制度背景下，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无权解雇员工，群众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并无失去饭碗的顾虑，因此，这些权利对监督本单位的领导特别有效。这种监督由于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的，因此可以概括为“纵向的纠错机制”。

　　必须指出，“造反派-文革派”和官僚派之间的相互制衡，同历史上发生过官僚内部的“党争”是不一样的，因为“造反派-文革派”崛起路径与传统官僚完全不同，其所依赖的合法性也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他们视为官僚的一部分，他们属于体制内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而工农干部则由于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原单位劳动），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官僚的一部分，而只能把他们视为工农在国家机器中的政治代表。

　　总之，体制内两派或三派相互监督与制衡，实行民主集中制，体制外人民群众可以以“大民主”的方式来监督、参政议政，在这种格局下，再通过不断的吐故纳新，把新鲜血液输送到共产党内部——这难道不是一种民主体制吗？它不仅是民主的，而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只有狭隘地把“三权分立”看作是唯一正确的民主模式的人，才会否认这是一种民主体制。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民主，不仅具有政治内涵，同时也具有经济、文化内涵，普遍的社会保障，教育的普及，工人农民对文化活动以及文化事业广泛参与，都是空前的。

　　2、政治事变中断了毛泽东时代的法统

　　这种格局，如果假以时日，将完全有可能成长为一种新型的中国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民主，为全世界人民在欧美的民主模式之外，提供一种新的、更好的选择。遗憾的是，这一模式被1976年10月发生的一场政治事变中断了。

　　严格说来，这场政治事变中断了毛泽东时代的法统，开创了以军事暴力解决政治分歧的新法统（这一点在1989年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把其后出现的政治上的专制，归罪于毛泽东，这是不公平的。

　　毛泽东时代的法统有两个，一个是党内民主，即通过在党的会议上多数解决政治分歧，毛泽东的所有政治决定，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在历次党的会议上得到了多数支持；再一个就是政治运动，直接诉诸于人民群众。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在毛泽东去世后，如果后人真的“按既定方针办”，不中断毛泽东的法统，继续按这两个“游戏规则”玩下去，结果会如何？

　　答案只有一个：中国将从此走向民主。因为此后的任何人都不再具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因此他要获得权力，都必须靠“多数的支持”。

　　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走向专制的进程是这样展开的：　　首先，是用暴力清除政治反对派。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就事件本身的性质而言，主要是因为官僚派不能容忍“造反派-文革派”的严密监督，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实现对权力的垄断。

　　其次，是自上而下清理“三种人”，即从中央到地方的“造反派-文革派”。全国涉及数千万人，远远超过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数量，这些人分别被判刑、开除公职和党籍、控制使用，完全被赶出政治舞台；

　　在清洗了“造反派-文革派”后，以陈永贵、吴桂贤等为代表的大批工农干部也随即被逐出体制，基本上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此后，真正有能力在制约官僚的力量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官僚派处于不受制衡的状态，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取消了四大自由和罢工自由，民众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最有效途径，完全被排斥于政治进程之外。

　　至此，中国政治体制从民主化向专制化的改革基本完成，无论是“横向的纠错机制”还是“纵向的纠错机制”都不复存在，正是在这一起点上，中国开始了以“市场化、私有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并一路走到了今天。

　　3、民主应该建立在力量均衡的基础上

　　当然，在大的格局基本奠定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小的调整：

　　比如，在党内，提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无条件保持一致的口号，实际上已经不再允许党员独立思考，党内民主不复存在；

　　比如，1980年代，在体制外崛起了民运派，但这股力量主要由少数知识精英组成，远不能和当年的造反派相比，无法对官僚派构成有效制衡。而在私有化的问题上，民运派反而和官僚派形成分进合击之势，客观上为官僚侵吞国有资产提供了合法性论证，这体现了右翼反对派的历史局限。

　　再比如，文革虽然在1980年代初就被“彻底否定”了，但“文革”的灵魂，即人民群众直接关心、参与国家大事，还继续在神州大地上游荡，并成为一场又一场学潮的深层原因，这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民主的表现。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文革”的历史分期，有这样一个看法：“文革”从来就不是十年，所谓“十年文革”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如果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标准，则应该是一个“短的文革”，即从1966年到1969年的“三年文革”；如果以人民群众积极关心、参与国家大事为标准，则应该是一个“长的文革”，即到1989年结束，为时23年。

　　总之，民主应该建立在力量均衡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空洞的“制度”基础上。毛泽东时代民主之所以夭折，最大的教训也就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原因，制衡官僚的“造反派-文革派”及其他力量还来不及成长壮大，和官僚形成“均势”，这使得官僚可以轻易地用暴力将他们清除，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历史反复之前，也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成熟挺身而出捍卫已经获得的民主权利，毛泽东创建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由此得而复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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