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金春明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4-08-19 485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光辉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思想。从基本原理方面说，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忠实地继承和坚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典范。从表现形式方面说，毛泽东思想又完全是中国式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给予科学的总结，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前叶出现于神州大地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其诞生地欧洲向全世界范围发展、特别是向东方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社会冲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束缚向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中国人民为求独立解放而不断探索的强烈愿望的最大报偿。正如毛泽东所恰当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理论，没有客观需要就不会产生，也不能发挥其作用，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方面，则是任何真正的革命和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不能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离开了正确理论的指导，革命就不能胜利，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通理。中国近代历史，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一次次失败的惨痛教训，一再向人们昭示了这个真理。而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特别是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创性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之后，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记录，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的新中国在今天世界普遍不景气中的英拔挺立，如此等等不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又富有说服力地昭示人们，正确理论的指导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不仅是中国革命从挫折失败走向胜利成功的关键环节，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展。单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来说，无疑是开辟了一个新阶段。“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这一预言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一　

　　一门独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体系产生之后，常常会相伴而产生以这门理论体系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例如，有哲学就有哲学史，有天文学就有天文学史，有科学技术就有科技史等。毛泽东思想既然以一门独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体系出现于世，也必然会出现以它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新学科。

　　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是以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历史行程和总体结构为其研究对象，通过对它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它的萌芽、形成、完备、丰富、发展和挫折，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核心、灵魂，它的完整独特的理论体系，以及发展新阶段等的历史条件、阶段特点、内在规律以及经验教训的研究，帮助人们更充分和深刻地理解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并从总结历史实践经验的角度为这门理论科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它同分门别类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某一组成部分，如毛泽东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军事思想史，哲学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党建思想史等学科，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

如果上述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理解是准确的、可以站得住脚的话，那么这门学科从基本性质上看是属于理论发展史或思想史。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因为毛泽东思想既是一门理论科学，又是一门同中国革命的命运紧密相关的指导思想。它的发展行程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难以分开的。这种双重的特点决定了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应该有既不同于一般思想史，不同于毛泽东思想概论，也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特殊面貌。它比一般思想史的政治性更强，与革命实践斗争联系更紧密，而不是远离革命实践地作纯思想理论的研究；它是以历史为线索，从纵向发展的角度，研究和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像概论那样作横断面的展开；它离不开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但侧重点在理论本身的丰富完备和历史发展，而不着重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当然，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二

　　作为中国革命指导理论的毛泽东思想，虽然就总体上说，它的发展进程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但是它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那样，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既经产生，那么它就具有一种相对的独立性，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它当然离不开中国革命实践，但与革命实践的关系绝不是亦步亦趋的。理论可以超前于历史行程，也可以滞后，并不是对于实践的一种机械的同步的划一的反映。毛泽东思想同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关系也是如此。因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阶段划分必须反映其自身的特点，而不应照搬中共党史时期划分的框架。

　　例如，党的创立在中共党史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独立的时期，而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研究就有所不同。毫无疑问，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基本轨道的毛泽东思想，在党的创立时期就已经在酝酿和准备。正如毛泽东在1941年的著名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但把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相比较，结合的工作虽然在日益前进，某些问题的认识上还有不小的提高，不过从总体水平上观察，属于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渐进的积累过程，并没有质的飞跃。因此，党的创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都可以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孕育和产生时期。

　　又如，《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在一般中共党史读本上都是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总结。无论从时期上还是从内容上，这样一种安排都是有道理的。但从理论史的角度观察，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大理论成果的民主革命时期的独特道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与政策，则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已得到全党确认，又在同年底的瓦窑堡会议得到充实。作为理论史的阶段来说，实在没有必要再后拖两年。而作为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之后的理论总结，以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代表的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新认识，那一系列理论著作，恰恰是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哲学先导的。

　　又如，抗战８年，作为中共党史或中国现代史来说，无疑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角度观察，理论体系本身的完备形成和有了一个科学的命名并得到全党公认、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其地位和作用显然是有质的重大区别的。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明确提出，成为一个有特定内涵的专用名称，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之中；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得到确认并写入党章，是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所以能够达到这样一个辉煌的高度，则是由于延安整风对王明路线的彻底清算和在整风基础上达到了全党高度的思想统一。因此，把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单独列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的一段，对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独特风貌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

　　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从哪里开头，也是一个颇费思索的大问题。按照惯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是不大会引起异议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它既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又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明确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因此，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是完全适当的。但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出思想史的特点，可以作另一种考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毛泽东思想关于政权理论的光辉实现。这种光辉实现是经过长期的思想酝酿、理论准备和大量其他工作相配合的结果。因此，其理论准备决不是始于1949年10月1日。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整个民主革命都可以说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准备，不过从思想发展史角度来说，这样则失之于过长。我们认为，1949年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适宜的标志。这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的报告和全会决议，规定了革命胜利以后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构绘了宏伟蓝图，是毛东思想从指导民主革命转向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标志。全会后，毛泽率党中央机关胜利进北京，标志着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政权的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完成中国革命第二步的新道路的探索已经开始。因此，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社会主义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开篇，能更好地表现出思想史的特点。

　　又如，以粉碎“四人帮”标志“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结束无疑是正确的。但从思想发史的角度来看，“两年徘徊”中的指导思想体系，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本质的差异。“两个凡是”的方针指导下，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研究工作仍处于不正常状态。因此，两年应划入“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不应作为新时期的开始。

三

　　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既然是从历史的角度，纵向地研究毛泽东思想产生、完备、发展、丰富和曲折的进程，那么，忠实于历史，如实地勾画出历史进程的本来面貌，就成为首要的、基本的要求。这既是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坚持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不应有任何疑问的。但是，要全部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之难的。

　　历史实际，首先是第一手的可靠的原始资料。就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来说，首先是毛泽东的全部文章、讲演、手稿、电报、信函以及其他种种文字记叙资料。众所周知，现在我国还没有出版毛泽东全集，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出版。当然，目前除《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外还出版了毛泽东的军事文选、书信选集、哲学批注集、农村调查论文集等专题文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也已陆续出版，较之过去只有“雄文四卷”的状况已经大有改善。应该说，研究条件好多了。但同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尽可能占有大量的丰富的可靠的材料，最好是全部原始材料的要求来说，仍是有较大距离的。

　　其次，既然是思想发展史，就需要研究不同时间出版的同一文件的不同版本，从文字的“增删突调”中，找寻作者认识发展变化的脉络，从而勾画出清晰的发展轨迹。这就要求研究工作不能局限于五、六十年代定稿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众所周知，《毛泽东选集》出版时是对一些文章作过相当修改的。作者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这是不容怀疑的权利。但这种修改本身，又给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造成了相当的困难。仅从选集的文章研究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二、三十年代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同五、六十年代的认识处于同一水平上。如此，也就看不出有什么发展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不如马克思、恩格斯之对于《共产党宣言》。他们对本文一字不改，而是写作多篇序言。从这些序言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对某些问题认识逐步发展的脉络，给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留下可贵的资料。

　　还有个别重要观点，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不适当地删掉了。如《论联合政府》的原文中有一段肯定外国投资的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欢迎的。”这段经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具有方针意义的话，今天看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考虑50年代初期的国际形势而不适当地删除多年之后，在研究发展史时加以恢复并给予适当的地位，我们认为是必要的。

　　再次，毛泽东思想本身发展的历史途程也是不平坦的。虽然从最终结果来说，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错误与曲折已经被排除在外。但是，从思想理论发展的历史来说，错误和曲折又是必须承认的客观存在。如何处理好正确与错误，胜利与挫折，飞跃与停滞，也是能否坚持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一个考验。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几次大错误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前发生的，而民主革命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以辉煌的胜利而结束的，因之比较易于处理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时期的情况就复杂多了。

　　从建国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近30年的历史发展是曲折的、复杂的。其中既有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辉煌成就，也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严重挫折。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胜利还是挫折，无不与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紧密相关。一些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甚至被赞誉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新发展、“顶峰”、“最高标准”的理论，后来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是“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的东西。而一些曾被认为是“大毒草”、“资本主义毒素”，遭到“革命大批判”、“火烧”、“炮轰”、“彻底砸烂”的东西，后来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为毛泽东思想增添了重要的新内容。这就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带来特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已经过去了，那么它就成为一种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闭眼不承认事实，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一律不加分析地否定，则从根本上违反了辩证法。因为，真理和谬误常常是相伴而生的，有时甚至混杂在一起，不是可以简单地判断清楚的。而且，“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自然，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规律。因此，正确的态度只能是如实地反映它，科学地分析它，谨慎地对待它，以便从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曲折的历史发展中，尽可能多地总结经验，吸取营养。

四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是由人来总结、概括、见诸文字，形成架构的。可以由一个人独创地完成，也可以是集体的成果，或者在一个创造性集体中由一个人领衔。不管是何种情形，每种理论总要有自己的代表者。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集中代表者却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他的贡献最大、创造最多、水平最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是当之无愧的。问题是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如何充分体现这种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何处理好毛泽东同党的其他卓越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多种因素而形成个人崇拜狂潮，造成一种极不正常的气氛，只能出版一个人的著作，学习一个人的著作，宣传一个人的思想，为此甚至不惜歪曲历史，贬低、抹煞其他卓越领导人。似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是群星璀灿，而只有一个大放光明的红太阳。党的历史上一切卓越领导人都被淹没在红太阳的万丈光芒之中了。在那个年代，如果敢提出某个领导人曾对毛泽东思想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原理作出过某些贡献的话，就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让某人同伟大领袖“平起平坐”，为什么人“树碑立传”……总之是犯了大不敬罪。在这样的政治高压气氛下，对毛泽东思想如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出冷静客观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党的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明确肯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肯定其他卓越领导人也为之作出过可贵的贡献。这不仅给正确研究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使对毛泽东著作的研究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而且为研究党的历史上其他领导人的著作扫除了禁令，开辟了通道。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党的各代卓越领导人的著作纷纷出版。不仅出版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的选集及其他著述，而且出版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张闻天、任弼时、李维汉、王稼祥、陆定一、李先念等的文集，还发表了大量介绍和回忆这些领导人的生平和活动的文章资料，为全面理解集体智慧的方方面面提供了重要条件。

　　不过由于这些著作出版的时间不久，大多是在８0年代以后，开展研究的时间较短，加以人力、物力和其他方面条件的限制，较之对毛泽东著作的研究还有很大差距。虽然在不少问题上，已出现富有价值的成果和某些突破，但就总体上看，对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和贡献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这是有待今后继续努力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五

　　毛泽东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主要代表人物的自然更替，客观地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毛泽东阶段和毛泽东以后的阶段。不少人称这后一个阶段为邓小平阶段；甚至有人称前一阶段为毛泽东思想，后一阶段为邓小平思想。因而，如何认识和处理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正确地把握好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就成为既有重大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现实政治意义的一个大问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毛泽东以后的阶段，确实同前一阶段有显著的不同。不仅主要代表人物不同，而且理论阐述的着力点和导引的方向也有重大不同，这是众所公认的。邓小平作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变的指导者，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作为改革开放路线、方针与政策的制订者，是无愧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称号的。那么，能否称之为“邓小平思想”，并说这是一种独立的与毛泽东思想平行的理论体系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以的。因为邓小平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与毛泽东思想平行的、并列的、独立的、不同的另一种思想。理由起码有这样三条：首先，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指导思想，这是七大以来几次党的代表大会都载入党章的，一直到十四大，党章上仍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章是党的最高法规，是全党公认的，也是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的。这一准则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不会改变的。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马列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思想也没有结束真理，同样在实践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它的蓬勃生命力。其次，从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本身来看，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邓小平的思想也是如此，二者都是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沿着正确结合的同一轨道产生的，而不是创立了什么新的轨道。这说明“邓小平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它也符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再次，邓小平本人多次强调自己的东西是毛泽东思想之内的东西。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就是说，邓小平本人也不认为自己超出了毛泽东思想。他还多次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丢。西方有些人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称为“后毛泽东时代”，认为是“非毛化”的结果。邓小平几次讲话中都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从毛泽东思想中把“邓小平思想”独立出来，与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表面上看是抬高了“邓小平思想”的地位与作用，这样做的主观意图尽管是好的，但实际结果却有可能产生一种危险，即陷入西方有人讲的“非毛化”理论之中。这是很值得考虑的。

　　把邓小平的思想看成毛泽东思想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是把邓小平的理论贡献估计低了，估计不足呢？如果认为是一般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普通的阶段，那显然是估计低了。应该承认，邓小平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煌辉而又重要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概括地说就是：“继承、坚持、改正、发展”八个字。所谓继承，就是指邓小平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首先是继承的关系，突出表现于“四个同一”，即在同一轨道（马列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进行的同一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向同一目标（实现共产主义）前进的同一理论体系。所谓坚持，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中正确的科学理论、立场、观点与方法。比如，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人民服务的我党宗旨，这与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党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毛泽东的错误在于他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而邓小平恢复和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原则。所谓改正就是改正毛泽东晚年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对这种偏离进行的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早讲过，只是晚年背离了它。邓小平则紧紧把握这个唯一标准，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把毛泽东晚年的背离改正过来，剔除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所谓发展，就是邓小平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制定了新的路线，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邓小平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揭露了旧的体制与模式的种种弊端，首次阐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等种种重大理论问题。

　　邓小平的思想内容很丰富，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有人概括为８条，有人概括为9条、12条等等，不同的概括在探索阶段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研究的。但是，邓小平的思想最突出的中心内容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今天研究、宣传、评价邓小平的理论贡献也应以这一理论为主。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是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的。但是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的探索，则始于毛泽东。早在195６年，毛泽东先在《论十大关系》，然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就开始了这项找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探索。只是毛泽东的探索后来偏离了正确方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从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那里继承过来的，又作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是对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科学总结，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党智慧的结晶。在此过程中，邓小平的贡献最大，论述最多，观点最正确，所以他成为这一理论的杰出代表。

　　邓小平的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相同的共性，也有特殊的个性。概括地说，邓小平的思想，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脚踏实地，真正做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晚年脱离了实际，而邓小平则不然。表现在思想理论上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不受旧的理论原则的束缚。经实践检验后，邓小平敢于突破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阐述过的某些过时观点、理论，还有我们党自己附加的东西，如“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等。二是不受理想主义的诱惑。毛泽东晚年多了一些理想主义，而邓小平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他的“猫论”思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的思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不能同意有人把邓小平的思想归结为实用主义。邓小平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第二，邓小平关注世界变化，顺应时代潮流。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跟上世界潮流，长期用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为主线的模式来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则注意世界潮流的变化，主张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变化。第三，恢复和强调了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晚年犯错误，也与他轻视科学、忽视新技术革命有关。邓小平看到这一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著名观点，正在积极纠正这一错误的后遗症。

以上就五个问题，即：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阶段划分，如何在研究工作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杰出代表和集体智慧的关系，如何看待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贡献等，谈了一些看法。尽管这些认识还是初步的，不成熟的，还可能包含错误，但还是把它写出来，以就教于同行专家和各位读者。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