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历史贡献

 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建立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是多少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视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一批仁人志士，为了摆脱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的命运，曾经纷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先生总是侵略学生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人们学习西方的迷梦。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带来了新的希望。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多方比较，认真思索，选择了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道路。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开始了领导人民改造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当时，虽然没有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明确概念，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后来又在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斗争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把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统一起来。这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就成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阶段。因此，我认为，论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贡献，眼光不能局限于社会主义建设本身，而应当追溯到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的历史时期。

本文拟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为谋求中国的独立、解放和富强而奋斗的整个历史过程，来论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卓越贡献。

　　一、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必要的前提。

　　这些前提条件包括：

　　1.政治前提。主要有三个：一是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二是建设一支由这个党领导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强大的人民军队；三是建立起由这个党领导的，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阶层人民亲密团结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依靠这三大法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的国家政权。可以说，没有这个前提，要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2.经济前提。主要是改变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毛泽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制定了三大经济纲领，并领导人民为实现三大纲领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三大纲领是：没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官僚垄断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废除几千年来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土地制度；保护民族工商业，使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得到广大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新的生产关系的保护下得到迅速的发展。没有这个前提，即使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会因受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压制和束缚，得不到广大的发展，更谈不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3.文化前提。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党和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的理论和政策，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胜利之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指导和政策保证。同时，他还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文化教育等项工作制订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说过，“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这清楚地阐明了社会革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也就是中国要发展必须进行革命、中国的出路在革命的道理所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想不经过革命而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是决不能实现而必然要破灭的。

　　二、领导人民完成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但这并不是说共和国一成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就已经具备。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人民政权是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推进一个地区一个地区逐步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解放。又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连年的战争破坏，新中国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严重任务。同时还要继续完成没收官僚资本等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特别是全国还有近3万万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没有完成土地改革。这些任务不完成，是谈不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民经济构成中，个体农业、手工业的比重约占90％左右，现代工业仅占10％左右，其中私人资本主义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经济结构同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及人民要求尽快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之间的矛盾，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逐步显露出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恢复时期行将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用大约3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伟大的变革，虽然在变革过程中存在着要求过急、形式单一、工作粗糙等缺点，但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农业大国中，完成这样一场伟大的变革，而没有发生苏联等国在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生产力大破坏，相反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生产力还得到了提高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粮食、资金、原料、出口、换汇以及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战胜自然灾害，改善经营管理，培养技术人才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本应认真总结经验，改进体制，调整政策，改善管理，完善措施，使新建立的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但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欲速则不达，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应当说，这并不是农业合作化的必然结果。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并不是注定不能解决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集中群众智慧，在农村实行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巩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又纠正了人民公社体制带来的问题，就是有力的证明。

　　三、借鉴国际经验，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从1953年开始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模式。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严重问题之后，毛泽东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以苏联为鉴戒，认真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概括出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和意见。目的在于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比苏联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突出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发展重工业和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发展重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协调发展，并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较快较好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多的改善。他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把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来论述，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说从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起，我们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建设道路。

　　四、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克服和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奠定了科学依据。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长期以来困惑着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思想界。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消失了，矛盾存在着。他认为这个思想需要发挥。斯大林长时间内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矛盾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直到他去世前才羞羞答答地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也存在着矛盾，说如果弄得不好，“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但是他没有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来，更没有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基本矛盾。而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同其他社会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矛盾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质同旧社会根本不同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逐步完善而不断得到解决。他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同时又有矛盾，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推动着我们根据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情况，相应地去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健康地向前发展。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十分重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是解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就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系到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能否调动好发挥好，能否形成劳动者和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在调整上层建筑方面，毛泽东强调要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克服官僚主义。他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不遗余力地倡导领导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平等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可以在群众面前摆架子耍官风。

　　毛泽东根据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生的问题，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情况，郑重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指出这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以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他指出：我国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现阶段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它表现在各个方面。上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实质上也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条件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好可以不致于发生对抗。因此要学会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都是十分必要的。

　　五、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战略设想，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指明努力方向和实施步骤。

　　将中国建设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是在建设实践中逐步明确和逐步完善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后来点明工业化也包括农业现代化，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农业国家。对现代化的内容，一段时间内也不大确定和规范，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才把现代化的内涵完整地表述出来，说现代化应该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文化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后来，在党的正式文献中，将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更准确地表述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需的时间，毛泽东最初的战略设想是，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后来他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联系起来，把它看作统一的过程，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需要几十年时间，可能需要半个世纪，即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1957年底，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我国钢铁工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英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情况，提出要用15年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在钢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回国后，根据有关方面的测算，又扩展为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显然超越了实际可能性。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形势作过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从当时发展的势头看，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已不需要原来设想的那么长时间，步伐可以大大加快，甚至一度认为只需几年的时间。但是他也很快发现了不少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头脑逐渐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仅恢复了原先的战略设想，而且进一步提出，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半个世纪是不够的，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间。他指出，如果我们用100来年时间赶上西方300多年达到的水平，那就不错了。在时间问题上，与其估计得短些，不如估计得长些，这样对我们较为有益。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他还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设想，曾经写入1964年底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重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将它发展为分三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六、提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

　　这些战略方针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从6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增产节约，勤俭建国；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结合中国实际，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现代化建设争取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毛泽东指出，在这些战略方针中，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全部调动起来，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基本方针。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贯彻这个基本方针，这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可靠保证。他说，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就是“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这样做，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尽可能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同时也有利于克服困难，少出乱子，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统筹兼顾的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我国有6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因此，要提倡节制生育，实行计划生育。

　　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只能主要依靠自己国家内部积累，因此要开展增产节约，实行勤俭建国。他说，“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会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迅速进步，而且有利于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毛泽东一贯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我们强调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不排斥争取必要的外援，包括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科学技术人才和先进的仪器设备，以及引进外资等。他强调指出，我们提倡向外国学习，是要学习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不管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只要是对我们有用的，我们都应当学习。但是要有选择地学，学人家先进的东西，不学人家落后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既要努力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又要坚决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同时，学习外国不能照抄照搬，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独创相结合，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新东西。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了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毛泽东为我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相应的国际战略，主张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与国之间存在的问题，一切国家都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维护民族独立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反对霸权主义，以保卫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七、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战线上来，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要造就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庞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以及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经济建设就将会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中心，我们应当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这个转移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强调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多次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强调要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因此，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上说，革命胜利后党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却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呢？究其原因，开头几年主要是由于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非常繁重，各级领导的主要精力用于搞革命去了。毛泽东自己就说过，1958年8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把重点放在革命、社会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则主要是由于指导思想发生“左”的偏差，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主导，使党的工作重心未能真正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向全党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他号召党的干部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钻进去，三年五年，使自己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的内行。毛泽东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他强调，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必须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这个任务完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毛泽东非常重视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他们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更好地发挥主力军作用。总之，他把这三支队伍的建设，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组织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八、强调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他还说，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鉴于我国历史上多次受帝国主义欺侮、被动挨打的沉痛教训，他还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毛泽东强调要制定长远的规划，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他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他综观世界历史和现实，许多国家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赶上发达国家的，认为我国也应当这样。因此，他一再强调我们要搞新技术、尖端技术，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他要求人们重视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他说，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人们为着要在社会里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自然科学的发展，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往往会受到阻碍，因此就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说，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九、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毛泽东始终重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设，重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坚持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以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主体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和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他主张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指出：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能用强制的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他希望在全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他总结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

　　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科学文化领域，毛泽东提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不要轻率地作结论。这样有利于促进艺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毛泽东认为，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因此要求所有的人都应遵守革命法制，党和国家干部更应带头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贯彻了人民民主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为我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

　　十、提倡学习理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逐步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一贯提倡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鉴于我党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毛泽东一再号召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并组织广大干部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至12章，同时在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中间组织阅读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著作，以便尽快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经验。1958年冬，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国经济建设工作中出现了严重问题，也暴露出广大干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关于读书的建议，提倡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新编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大家“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为此他还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结合中国实际宣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有关章节。针对许多干部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他提出了重新教育干部的问题，并指定编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和《关于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两本教材，对广大干部进行培训。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向全党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此，他提出并重印了新发现的自己于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供大家研究参考。毛泽东强调，学习理论、调查研究要同总结经验结合起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他自己在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其中谈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不少重要的启示。这些认识是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总结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形成的，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来源：《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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