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作者：梅黎明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2期 2014-12-03 1009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过程中,井冈山斗争时期无疑是它的奠基阶段。正是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引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艰难斗争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进一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对于科学把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群众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孕育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土地革命等问题的一系列光辉思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构架。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从工农武装割据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同时,这声炮响也送来了十月革命的模式,即通过城市武装暴动夺取革命胜利。“走俄国人的路”,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苏共领导人以及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极为一致的认识。这种认识,成了幼年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不二法则。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重新鼓起了共产党人同国民党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左”倾思想以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党应该作出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于1927年8月12日回到湖南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参与改组湖南省委,研究部署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走向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可见这个计划本来就是脱离实际难以实现的。所以,暴动一开始,参战的各团就先后失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各路人马齐聚文家市,原来的5000人已经锐减到1500多人了。在当晚的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为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于是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发出《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关于执行长沙暴动计划问题》,指责湖南省委对于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之退走“亦取放任的态度”是“临阵脱逃”,“中央认为长沙暴动虽已不幸的失去很好的机会,但客观上湖南暴动的前途仍然尚有希望,此时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兹特派任××同志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①。但是,中央这封信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剩余的部队早已开拔南下,湖南省委也就无法执行这个命令了。

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后退,其实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1978年在谈到中共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②。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还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③邓小平的这个论断,是有深刻的历史内涵的。

第二,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探索出政权建设新办法———建立工农兵政府。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如何建立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并没有现成答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并成立县人民委员会,派部队中的谭梓生担任县长,其他人员仍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旧人,一切按旧政府模式,如升堂审案、收税派饷等,衙门还是原来的衙门,群众对此十分失望。毛泽东得知后深感问题严重,立即指示新政权必须废除国民党旧政府那一套,于是推举一个工人代表、一个农民代表、一个士兵代表组成湘赣边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④。政府成立后马上发布布告,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建立工农武装,打土豪分田地,惩治土豪劣绅。之后,又建立起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县和新遂边陲特别区苏维埃政府。各区、乡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颁布了反映劳动群众要求和愿望的政纲,确保工农兵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这种新型的工农兵政府深受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欢迎,是在周边白色恐怖下存在局部红色工农兵政权的“局部人民执政”的新政权模式。这是“毛泽东对近代中国民众心理的探索”,“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准备了社会必要条件”⑤,也成为新中国政权建设的雏形。

第三,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确立了党的建设新途径———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党的主体从此置身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并处于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乡村,建设一个具有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大量表现为封建的家族观念、地方主义、土客籍矛盾、雇佣思想、军阀作风、自由散漫、书记独裁、“农民党”倾向、“独立国”现象等等。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因此“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①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思想建党。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加强边界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其建党学说的核心和基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

①《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12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

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36页。

⑤李祥营:《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民心观及其当代启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十分重视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特别指出:“在党的改造当中,应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极力注意讨论和执行党的新政策,坚决与过去党的小资产阶级、自由独立、浪漫的分子(原文如此———笔者注),严密防止‘独立国’的倾向。”②同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加强党内教育,不断灌输无产阶级思想。井冈山斗争时期先后创办了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和军地党团活动分子训练班,教学课程除了学军事,就是学政治,③毛泽东还亲自给大家讲政治课。

经过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重大问题,探索了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奥秘,初步形成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

第四,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解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诉求———土地问题。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后不久,通过在宁冈、永新等地广泛的社会调查了解到:“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④他清醒地认识到,党和红军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必须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192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三次到永新领导分田运动,并详细总结塘边村分田经验,亲自起草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把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作为巩固、扩大根据地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拉开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序幕。此后,他又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来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将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作为主要办法⑤。这部土地法不仅直接指导了湘赣边界的土地斗争,也为后来中央苏区大规模的土地斗争提供了鲜活而宝贵的经验。后来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更加细致和切实,不仅进一步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富农和地主,还提出“富裕中农”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概念。

以上几个方面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特别注重调查研究。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动员广大民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壮大人民武装。中共早期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略,有的是问共产国际要指示,有的是向“马列本本”找答案。毛泽东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实践,无论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还是根据地建设,对他自己和全体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毛泽东比别人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道路探索的过程中,他既注重理想,又注重国情。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对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怀疑和指责,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又对湘赣边界各县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随后,他利用开展游击战争的空隙,深入实际,调查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起草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新型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毛泽东后来还在江西寻乌县作了他所有社会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他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多字。经过这次调查,毛泽东了解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客观依据。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页。

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89页。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8页。

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60页。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特别注重提炼总结。他曾经坦言,共产党是靠总结吃饭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既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又善于集中大家智慧,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和部署。1927年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后,毛泽东对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首次宣布工农革命军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①。这就使部队的政治工作、军事斗争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而“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二字诀也是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实践经验的结果。这十二字诀成了后来十六字诀的最初蓝本,奠定了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对井冈山斗争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从理论上阐述并回答了中国革命如何发展的问题,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有力的理论武器。

从1927年10月率部来到井冈山,到1934年10月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毛泽东先后进行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况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撰写了大量调查研究报告。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能够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共了解中国国情,制定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基本的客观依据和理论指导。

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