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之后的红四军将士们

 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将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党和人民军队的创立者们，仅用1年半的时间，即以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不懈追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学说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自此，这支军队有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有了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动力。

　　从红四军到后来的红一军团，这支英雄部队的将士有260多位成为开国将帅。他们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在历经磨难中不断创造辉煌，展现了各自多彩的人生。

　　他们的经历证明，古田会议探索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道德规范和军事指挥模式，虽争论不断，但这不是人物性格和情感道德上的纠葛，而是人民军队在前进道路上必须跨越的历史进程。

　　—写在前面

　　“围魏救赵”，朱德解了古田之围

　　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人多了，兵强了，也更团结了。

　　转眼之间就快到1930年春节了，朱德和毛泽东、陈毅等红四军的领导有点苦恼，闽粤赣三省敌人组织的“会剿”迫在眉睫，当前部队的给养越来越差，即将到来的春节总该让刚入伍的新兵吃上一块腊肉吧。朱德着急，毛泽东也有同感。

　　朱德提议到外线作战，让毛泽东和总前委率第二纵队留守古田，他率第一、三、四纵队出征。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朱德刚打完粤北，还未得到休整。

　　由于朱德的坚持，毛泽东只好同意。不料，朱德率部刚到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连城，国民党“会剿”总司令金汉鼎即率赣军穿插在连城与古田之间，就此切断了朱德所率的红四军主力与暂留古田的毛泽东所部之间的联系。

　　古田告急，朱德决定部队立即出动，但不是回援古田，而是向北闪击江西广昌。朱德用的是“围魏救赵”之计—广昌是金汉鼎的老巢，打下广昌，金汉鼎自然回撤由连城南下压往古田的部队。

　　军情紧迫，朱德快速带领部队北上宁化，日夜兼程翻越武夷山，突入到江西石城县境。1月16日，红四军主力部队向广昌发起猛攻，当日占领广昌县城。广昌一丢，金汉鼎在连城古田一线的部队，全部北上往广昌而去。不出朱德所料，打下广昌，古田之围立解。

　　毛泽东掐得很准，他知道金汉鼎的部队在连城与朱德的部队遭遇，朱德必会北上广昌掏金汉鼎的老巢，广昌一动摇，古田之围就不存在了。中国共产党这两位伟大的军事家，对付金汉鼎绰绰有余。

　　在朱德打广昌的同时，毛泽东也率第二纵队向北经连城、清流、归化，追着急如丧家之犬的金汉鼎北撤部队的屁股打。然后，部队在宁化转而翻越武夷山，去江西找朱德的红四军主力会合去了。

　　广昌战役后，朱德把部队带到宁都的东韶地区，等待毛泽东率部前来。部队在“围魏救赵”的同时，还搞了“副业”，把部队的给养、装备和年货筹足了。

　　国民党军的“会剿”，就这样在朱毛捉迷藏的战术过程中破产了。

　　毛泽东在作战斗总结的时候说：“这一次是咱们的朱军长立了大功劳。他不仅救了‘赵国’，还得到了‘魏国’，北出武夷山，起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吃不吃辣椒”，罗荣桓推进思想政治建设

　　古田会议以后，罗荣桓调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他和纵队司令员曾士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改变纵队的落后面貌不遗余力地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各级党组织健全了会议汇报制度，发挥了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原先存在的少数军官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军阀作风和赌钱、抽大烟等流氓行为得以肃清，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

　　罗荣桓的工作得到红四军前委的赞扬。1930年5月，红四军赴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二纵队过去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6月，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不久，又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罗荣桓一到任，就到特务大队进行调查研究。

　　罗荣桓发现，部队扩编以来，不同籍贯之间的战士的团结问题比较突出。大队长是湖南人，爱吃辣椒。政委是广东人，不爱吃辣椒。大队长的爱好得到了同样喜爱吃辣椒的江西籍战士的支持，却遭到政委和不喜欢吃辣椒的福建籍战士的反对。

　　罗荣桓又跑了几个大队，发现容易引发不团结的不仅有口味不同的问题，还有口音不同的问题。三纵队的战士大多是江西和福建的，相互讲话，对方都听不懂。因此，江西籍的战士说福建籍的战士是“土狗子”，福建籍战士说江西籍战士是“蛤蟆子”。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罗荣桓召开了纵队政治工作会议。他说，部队还会不断发展，五湖四海的人都会遇到。只有讲国语才能互相沟通，否则，指挥部队就会发生困难。至于吃不吃辣椒，这本是小事情，但它影响了团结，就成为大问题了。纵队政工会以后，罗荣桓要求各大队把解决这些问题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件一件地抓，直到解决为止。

　　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总前委任命罗荣桓为红四军政委、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军长是林彪。罗荣桓到任之初，就发动部队自己动手，改善生活，和大家一起挖竹笋、捉泥鳅、挑野菜。他在抓作战、抓训练、抓生活的过程中，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部队建设的灵魂和生命线。他要求部队要经常上军事、政治课，党团员要经常开会，通过这些活动，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要求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每个连队都要布置列宁室，出墙报，要听到嘹亮的歌声。

　　这些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的思想政治工作，使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情绪。

　　1932年三四月间，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罗荣桓兼任东路军政治部主任。4月19日晨，东路军对外围之敌发起进攻，20日进占漳州城。漳州是红军第一个占领的沿海较大的城市。进城以后，罗荣桓又以主要精力投入到城市纪律的制订，教育部队在繁华大城市里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始终保持红军艰苦朴素的本色。同时，还用了许多时间，让部队学会与民族工商业者和华侨人士友好相处，在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同时，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宗旨和主张。

　　“活捉张辉瓒”，谭政记忆犹新30年

　　古田会议期间，谭政是红四军前委秘书长。他协助毛泽东组织召开了古田会议之后，先后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十二军政治部主任。无论在哪个领导岗位上，他都坚定不移地把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在部队中认真贯彻执行。

　　谭政参加过长汀战斗、漳州战役，后折返江西，参加了南雄、水口战役，继又北上攻宜黄、乐安、南丰。然而，在这许多的战役战斗中，他记忆最深的还是活捉张辉瓒之战。直到1958年他在回顾红四军历史时，还坚定地表示，这是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打的第一个漂亮仗。

　　1930年12月上旬，国民党集中11个师、2个旅，总共约10万人，发动了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狂妄自大的“围剿”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根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带着他的总指挥部，一下子就突出冒进到红军的战略纵深。

　　总前委决定诱敌深入，搞掉张辉瓒，并把任务交给了谭政担任政治部主任的红十二军。朱德、毛泽东命令他们务必将张辉瓒由东固引向龙冈，并特别交代“只许打败，不许打胜”。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红十二军在军长罗炳辉的指挥下立即张开了一张大网，而谭政则带领政治部的人员进入最前沿，与先头部队赶到东固同张辉瓒部接上火，主要任务是约束部队不能打得太猛，以免吓跑张辉瓒。就这样且战且退，将张辉瓒引进了龙冈，张辉瓒的总指挥部和他的第十八师成了瓮中之鳖。

　　围歼张辉瓒的战斗打响后，各路红军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猛冲下来，红十二军部队也从敌人后背攻进龙冈。激战3个小时，围歼战胜利结束，先活捉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三旅旅长王捷俊。张辉瓒虽然换上了士兵衣服，但最终还是从俘虏堆里被抓获。张辉瓒，这位受到蒋介石器重派往“围剿”前线的总指挥，没等“围剿”全面展开，连同他携带的电台一起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红军东征”，刘亚楼率部缴获3架敌机

　　古田会议期间，刘亚楼在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学员队参加了会议警戒。古田会议结束不久，他从学校毕业，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兼政委。这位年轻的红军基层指挥员，坚决按照古田会议的要求展开工作。他所在的连、营官兵平等，民主作风好;干部战士斗志昂扬，战斗力强，减员也最少。

　　1930年秋，刘亚楼任红十二师三十五团政委。其后，他于黄陂围、石城作战中两次负伤，在攻打赣州的战役中升任红十一师政委。

　　红军东征，是一、五军团利用第三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间隙，为扩大苏区、扩大红军、筹备物资打的。由赣入闽，十一师一直是前卫师，一路上斩关夺隘，所向披靡。在部署东征最关键的战役—漳州战役时，毛泽东亲自选定十一师为主攻部队。在战斗中，十一师缴获两架国民党飞机，这在武器装备非常落后的红军中，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为了了解飞机的战斗性能，刘亚楼还让被俘的飞行员作了一次飞行表演，让飞机在漳州城飞了一大圈。刘亚楼也真是与飞机有缘，后来在乐安战役中，红十一师又击落一架敌机。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派刘亚楼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他是首任空军司令员，恐怕都与缴获这3架国民党飞机有关。

　　“强渡大渡河”，杨得志指挥下的英雄壮举

　　古田会议召开期间，杨得志先在红四军二纵队当战士，后在红十一师通信警卫排任排长。古田会议形成的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整个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杨得志对古田会议的这一评价，他从当排长一直讲到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古田会议之后，追随着红四军的战斗历程，杨得志参加了历次反“围剿”、长征到陕北的全部战斗。“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红一军团历史上脍炙人口的战斗经历，而“强渡大渡河”就是杨得志指挥红一团创下的历史功绩。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准备强渡大渡河。

　　安顺场渡口河宽300多米，水深流急，高山耸立。在红军到达之前，川军第五旅第七团一个营抢占了这一地区，正在构筑工事，凭险防守。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

　　24日晚，由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的红一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先遣队首长刘伯承、聂荣臻也已亲临阵地指挥。他们向杨得志、黎林交代任务，一起制订渡河方案，并强调这次渡河，关系全军成败，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经研究决定，由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二连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四名当地船工摆渡。

　　当晚，黎林率二营到渡口下游实施佯攻，杨得志率一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两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一只木船。

　　晚9时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突击队分成两批，熊尚林带领第一批8人先渡河，勇士们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快接近对岸时，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第一船突击队的9名勇士上岸之后迅速控制了渡口，为第二船的战友们杀开了一条道路。孙继先带领第二批的8人很快也渡河成功。

　　敌人见红军冲上岸滩，便往下甩手榴弹。勇士们利用又高又陡的台阶死角作掩护，沿台阶向上猛烈冲杀。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他们击退了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一个营，巩固了渡河点。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红军部队成功地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在作战中的英雄壮举，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为原《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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