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李捷来源：乌有之乡 2015-01-27 971

今年1月，是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逐步实现了三大转折，即：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从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此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

　　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并非偶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从这里化被动为主动并逐步开始走向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从这里逐步拨正航船开始找到正确方向的。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是从这里逐步形成开始走向成熟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从这里逐步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发展完善的。

　　纪念遵义会议，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那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看，遵义会议给我们哪些重要的启示呢?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然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遇的难题。怎么办?只有靠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自己探索。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曾经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结果并没有成功，相反地还使中国革命在1927年和1934年两度遭受到严重挫折。惨痛的教训告诉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革命需要这样的领袖，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果然应运而生了。

　　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逐渐总结提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①就是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但又是带有根本性的道理出发，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革命中学习革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拜群众为老师，深入调查研究，初步总结出了扎根农村建立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人民军队、通过土地革命发动群众等一系列进行中国革命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制度。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经验和做法，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央所接受，反而被作为“狭隘经验论”遭到否定。然而，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反复证明，中国革命胜利的真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边，而不在那些在苏联“取过真经”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边。这种认识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实行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血的代价换来并在生死存亡考验中反复确立起来的基本经验，对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从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第二，必须坚持独立自主。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范例。这里面，固然有同共产国际失去无线电联系的偶然因素，但这种偶然之中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正如陈云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和中央红军长征情况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反复挫折中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很多同志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表现出很大的不自信。遇到问题，总是希望从经典作家的论断里寻找答案，总是希望从共产国际的指示里寻找依据。这种思想上的依赖性，缺乏独立自主地作分析、作判断的自信，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障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③实际上，毛泽东同志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起，一直在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道路的探索。他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实现的同时，就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

　　遵义会议，翻开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也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以后，尽管还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但是独立判断形势、独立作出决断、独立解决党内矛盾、独立根据国内矛盾变化作出重大政策调整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应付各种风险挑战的基本方式。独立自主精神，终于在全党确立起来，中国共产党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赢得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主动权、自主权。

　　第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陈云曾经这样描述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⑤

　　在长期复杂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深深地懂得研究问题切忌从抽象的概念和定义出发、切忌从主观臆断出发的道理。他始终注重调查研究，注重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注重根据实际情况作决策、定政策。他在1925年12月大革命进入高潮时期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8年10月井冈山斗争时期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30年1月和5月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先后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⑥延安时期，他在回顾这个时期的思想斗争时，还曾坚定地表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⑦

　　遵义会议，翻开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红军长征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内时局顺利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于1937年写成《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

　　第四，必须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坚强领导核心周围。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⑧他还指出，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⑨这段论述，深刻地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功经验。

　　能否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是否真正成熟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样一个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的形成，是在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反复实践中产生的，是在群众性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反复锤炼产生的，是在中国革命反复经历从胜利到失败再从失败到胜利的痛苦磨难中产生的。这个历程的转折点，正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这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对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些人提出疑问。其实，历史资料确切无疑地证实了这一点。1935年10月，陈云同志在苏联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和中央红军长征情况时指出：“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⑩他还说：“我们这次西征(按：指长征)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胜利和失败的长期比较做出的历史性选择。这是遵义会议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从遵义会议开始，又经过10年努力，到党的七大，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党的领导更加成熟，党的力量成倍壮大，党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核心力量。

　　如今，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正确领导下，带领中国各族人民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总目标，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从严治党、严惩腐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奋力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注释：

　　①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②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4页。

　　③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④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⑤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⑥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112页。

　　⑦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⑧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309页。

　　⑨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⑩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