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三千万的谎言
人民需要的是了解真相，反动派绝不会在事实面前低头!
——孙经先教授对“饿死三千万”谎言的有力驳斥
巩 献 田
再过几天就是九月九日，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六个年头了!
毛主席离开我们的时间越久，越显出其伟大和高尚;他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随着世界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和实践的检验，其科学性和正确性并没有因反动势力的诋毁而失去丝毫的光辉，反而越发显示出真理的光芒和科学论断的灵验;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从心底里热爱毛主席，呼唤毛泽东，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这是在原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据我所知，在某些资本主义复辟了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普通群众面对社会的混乱、无序、倒退和自己的不幸遭遇，只是埋怨自己的命运不好，发发牢骚，对于党变修、国变质这一要害问题，几乎很少谈论到;是其执政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造成社会变化的恶果，那就更少认识到了。
多年以来，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为了搞垮中国共产党、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演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罪恶的矛头无不对准毛主席、对准毛泽东思想。从中外反动势力在1994年炮制出笼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到2005年英国乔纳森·凯普出版社推出的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文版)为典型代表，它们都是打着写“真实的毛泽东”的幌子，对毛主席的伟大人格，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捕风捉影，捏造情节，散布谎言、编造故事，竭力诋毁。一切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和打倒了的阶级敌人，包括新生的流氓、地痞、无赖和社会渣滓，统统勾结起来，为了他们一个肮脏的目的——妖魔化毛主席而呐喊和拼搏。对自己开国领袖这样的态度，甚至连一位美国教授都说是已经越出了一个民族的道德底线。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所反对的，正是人民所热爱的;敌人反对得最越厉害的人，就是对人民最有贡献、最值得人民拥护和爱戴的人!这是中外历史一再验证的一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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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直到今天在《炎黄春秋》这本杂志上还有人继续散布这一谎言。因为，只要这一谎言成立，他们就可以说，是毛泽东“错”了，是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错”了，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的逻辑就成立了!那么他们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就找到一个不小的借口了。
且慢，谎言毕竟是谎言!谎言就怕揭穿。
反动派绝不会在事实面前低头，指望反动派用事实来说服，是痴心妄想!但是，人民需要的是了解真相，辨明是非，用确凿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破解谎言，以正视听。
山东大学数学教授、徐州师大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孙经先先生，对六十年代我国人口变动问题近几年来进行了认真、严肃、深入和详细地研究。这一研究得到了山西大学数学教授、原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梁展东 、山西大学数学教授、山西省数学学会会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李胜家和南昌航空大学数学教授宋福民等同志的赞成和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曾经发表孙经先教授的《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一文，下边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进展情况的介绍。
据我所知，这次孙经先教授的研究，主要是在原来成果，即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与实际人口严重不符，而造成不符的主要原因是1960年的户籍变动(遇到经济困难，减少城镇人口)，即户籍迁移漏报造成的;这次的研究发现，“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由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原因，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死亡漏报率在15%——18%之间。据此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了死亡漏报人口约710万人左右。”
请诸位仔细阅读孙教授的文章，并提出您的意见。
2012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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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报告
(部分内容简介)
孙经先
从2011年1月开始，我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对“饿死三千万”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一系列结果，已经基本搞清了与“饿死三千万”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部研究报告(全文约30万字)。现将我的部分工作简要介绍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年—1982年我国人口数据。这一数据表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人口大幅度减少的情况。随后在国内外出现了“饿死三千万人”的说法，这一说法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饿死三千万”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个关键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
(1)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存在着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
(2)196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是1958年和1962的两倍半。
我们的研究重点对这两个关键问题给出了我们的回答。
(二)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研究上述问题必须注意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49年以前我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全国范围内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长期以来我国的人口状况是不清楚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了逐步建立新的户籍管理制度的过程。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只是一个临时性法规，并且只适用于城市。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要求“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代中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实施《户口条例》的时间恰恰是“三年困难时期”。随着《户口条例》的实施，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人口全部进行户籍登记、统计。这一重大事件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包括人口死亡数据)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一重大事件被几乎所有的研究这问题的学者完全忽视了。
(三) 结论一
我国在1953年和1957年进行了两次与人口问题有关的抽样调查，依据这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我们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结论一：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由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原因，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死亡漏报率在15%——18%之间。据此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了死亡漏报人口约710万人左右。
在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已经建立后的1983年到1985年，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我国也出现了高达13%左右的死亡漏报率，所以在户籍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的1958年以前，出现15——18%的死亡漏报率，是很容易理解的。
上述7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约650万)在“三年困难时期”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以死亡注销户籍。由于这一原因，造成我国1960年前后我国户籍死亡人数增加650万人。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的变化，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四)结论二
结论二：1956年—1959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大批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合计约1140万人。(这一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表的文章中已经详细论证)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1959年年底我国户籍人口总数比实际人口虚假增加1850万人，即在1959年年底我国存在重报、虚报和死亡漏报户籍人口约1850万人。
我们的上述结论得到了下列事实的有力支持。
山东省在1959年进行了一次农村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应注销户籍人口高达152万余人，占1959年全省总人口(5402.5万)的2.81%。山东省这次普查的结果说明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对于人口统计数据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按照山东省的比例，全国应注销的户籍人口数高达67207万人×2.81%=1888.5万人，与我们上述研究获得的的数字(1885万)高度吻合。
山东省1959年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证明了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并为科学的解释“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
(五)结论三
结论三：1960年—1964年我国由于经济困难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约有1515万人的户籍在市镇被注销，但他们在农村没有办理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在1965年—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上述1515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这一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表的文章中已经详细论证)
由于以上三个结论中所叙述的原因，造成我国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字(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66万人。国内外一些人就把这一人数的减少解释为我国有三千多万人“饿死”了。这就是“饿死三千万”这一数字的来源。
(六)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
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统计死亡人数为3608万。这3608万人是由以下部分组成的：
(1)在1958年以前漏报死亡，在三年困难时期补报死亡登记约650万人左右;在扣除了这650万人之后，我国这三年中实际死亡人数为2958万人，平均死亡率在15‰以下，相当于我国1953年的水平。
(2)以1957年的(经过调整的)死亡人数(810万人)为基准，则“三年困难时期”的基准死亡人数为2430万人;这表明“三年困难时期”我国过量死亡总人数为528万人左右。
(3)由于非饥饿原因造成的过量死亡人数约为278万左右。这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三年困难时期各种急性传染病在我国许多地区广泛流行，造成了大量人口过量死亡;
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期间各种慢性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不包括营养性疾病)和年老体弱等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的增加;
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直接或者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幅度增加;
由于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规模兴修水利，由工伤等原因造成死亡人数有所增加;
在少数地区由地方官员严重违法乱纪行为造成各种意外死亡人数增加;
在“代食品活动”中由于食物中毒等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
以上六方面原因造成的过量死亡人数约占总过量死人数的一半左右。
(4)由于饥饿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50万左右。其死亡原因主要有：
水肿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这种情况占多数);
单纯水肿病、干瘦病死亡、低血糖休克死亡;
完全性饥饿死亡(饿死)。
在由于饥饿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中，属于“饿死”(即“完全性饥饿死亡”)的是少数。
(七)对几类研究的批驳
“饿死三千万”之所以在国内外广泛传播长达三十年之久，一些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以美国安斯利·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第二类是蒋正华的研究;第三类是以杨继绳、金辉、曹树基、王维志等人为代表的研究。
我们从学术上对这些研究逐一进行了分析，指出所有这些研究的方法和结论都是错误的。(其中部分内容已经在网络上公布)
(七) 几种广泛流传的说法
(1) 关于甘肃“饿死一百万”的问题
这种说法来源于傅上伦等四人合写的《告别饥饿》一书，这部书完稿于1981年，出版于1999年。
在这部书中写到：“我们专程调查了这片挣扎在贫困死亡线上的农村——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
傅上伦等人的上述说法是错误的。
根据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1953年上述各县人口共计136万人;根据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1964年上述各县人口157万人。
这些地区1953年仅有136万人，到1958年也不过有146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傅上伦等人的说法，三年困难时期这些地区饿死了最少近百万人，那么到了1961年底这些地区就只剩下不到50万人。然后仅仅过了两年半，到了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这些地区人口竟然奇异的变成了157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到，傅上伦等人的说法是多么的荒谬。
那么傅上伦等人的数字究竟是怎么得到的?我们专门查阅了傅上伦等人的书，发现傅上伦等人在书中的说法是：“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这是这部书中关于这一地区饿死“最少已接近百万”的唯一根据。除了这一句话之外，书中没有关于这些地区饿死“最少已接近百万”的任何调查材料、统计数据、具体实例、计算过程和说明。
仅仅凭着傅上伦等人一句“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没有其他任何说明材料，没有任何统计资料，甘肃省这一地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最少已接近百万”，就广泛流传开来，被写入《墓碑》中，成为“甘肃省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的最重要的依据。
(2) 关于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问题
关于山东省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这就是“山东省1960年人口减少500万”。
这一说法来自于曾经担任过山东省省长的赵健民先生。赵健民1960年12月15日在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中说：“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在一些人对山东省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问题上，这一说法起了重要影响。
山东省在这一期间的人口变动中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情况，这些情况对山东省1960年的人口数量，起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方面，在1958年到1960年期间，山东省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
在这几年大规模的跨省人口迁移活动中，由山东省各级政府组织的到边疆(主要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移民垦荒人数高达达到81.3万人。
在同一期间山东省出现了数量巨大的向省外的自发性移民(包括招工和因自然灾害产生的外流人员)。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的数据，这一期间全省向省外的移民总数为244万人。
这就是说，赵健民所说的山东人口减少的500万中，有244万是由于1958年到1960年期间山东省出现的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造成的。
第二方面，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
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的数据，与1054年——1057年比较，山东省1958年、1959年和1960年合计少出生人口203万。这就是说，赵健民先生所说的山东人口减少的500万中，有203万是由于出生人口减少造成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第三方面的原因。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山东省1959年年底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由于这一原因可以估算山东省1957年的实际人口总数不是赵健民5400万，而是5317万。按照赵健民先生山东省这一期间每年人口应该增加100万的数字计算，山东省1960年的人口数为5617万。这一数字比山东省1960年的实际人口数人口(5219万)仅少了400万左右。由于这一原因，赵健民先生所说的 “山东省1960年人口少了500万”应当改为“少了400万”。而这减少的400万人是由这一期间山东省出现的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迁出244万)和少出生人口(少出生203万)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而《墓碑》一书则依据赵健民的这段话断定“山东省饿死了300万人”。
我们还对我们能够搜集到的与“饿死三千万人”问题有关的所有有代表性的观点都进行了分析，所有这些观点没有一个能够站得住脚。这样“饿死三千万的”的说法就成为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了。
(八)对《墓碑》的批驳
杨继绳2008年在香港出版了《墓碑》一书，该书长达1208页，一百多万字，全面的宣传“饿死3600万”，该书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们用了比较长的时间仔细阅读了这部书，并且对《墓碑》中提供的每一个“饿死人数”的数据都进行了仔细的查对和分析，发现这部书中的大多数关键性数据都是错误的和虚假的，这部书中几乎所有的计算都是错误的。
(九)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
我通过查阅大量的有关文献，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类地区：北京、上海、黑龙江、吉林、山西、内蒙古、宁夏、浙江、江西、辽宁、陕西、河北(含天津)、福建、新疆、西藏。这15个省、市、自治区1960年的人口总数合计为24137.6万人，占这一年全国人口总数的36.46%。
这些地区由于饥饿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很少，或者说这种现象较轻。上述地区“三年困难时期”由于饥饿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合计约为10万人左右，占人口总数0.04%。
第二类地区：山东、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这7个省、自治区1960年的人口总数合计为24107.1万人，占这一年全国人口总数的36.41%。
这些地区由于饥饿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在全国范围来说属于中等，上述这七个省(自治区)“三年困难时期”由于饥饿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合计约为50万人左右，占人口总数0.2%。
第三类地区：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甘肃、青海。这6个省1960年的人口总数合计为17962.3万人，占这一年全国人口总数的27.13%。
这六个省是我国这一时期由于饥饿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的地区，上述这六个省“三年困难时期”由于饥饿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合计约190万左右，占人口总数的1.06%。
以上全国由于饥饿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合计约250万。
欢迎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我的E-mail地址：jxsun7083@163.com
附录：我的研究报告目录如下，全文约30万字
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报告
目录
第一章 引言
第一篇
第二章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及其理论分析
§1 人口平衡公式与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
§2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在整体上满足人口平衡公式
§3 实际人口和户籍人口
§4 死亡、出生登记与人口异常变化无关
§5 人口异常变化的真正原因
§6 迁移导致的异常户籍人口
§7 人口异常变化数平衡公式
§8 怎样分析户籍人口统计数据
§9 1954年—1982年我国人口异常变动分析
§10 关于1954年—1982年我国人口异常变动的基本结论
第三章 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异常变动的社会原因
§1 1956年—1959年期间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2 1960年—1964年期间人口异常减少的社会原因
§3 1965年—1979年期间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4 我国20世纪50—70年代人口数据的第一步调整
第四章 我国1953-1959年人口状况分析
§1 调整“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基本思路
§2 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根本性变化
§3 我国1959年之前的人口死亡率分析
§4 我国1953年到1959年期间人口死亡率的调整
§5 我国1953年——1959年人口数据的第二步调整
§6 我国1953年到1959年人口变化特点
第五章 我国1962-1982年人口状况分析
§1 由第二次人口普查导致的重大矛盾
§2 第二次人口普查中的重大遗漏
§3 1964年岁末人口数的调整
§4 我国1962-1982年人口数据的调整
§5 我国1962-1982年人口状况的变化特点
第六章 我国1959—1961年死亡率构成分析
§1 1959—1961年人口数据剧烈变动的社会原因
§2. 1959—1961年死亡率构成定性分析(一)
§3. 1959—1961年死亡率构成定性分析(二)
§4. 1959—1961年死亡率构成定性分析(三)
§5. 1959—1961年死亡率构成定量分析(一)
§6. 1959—1961年死亡率构成定量分析(二)
§7 我国1959年至1961年的死亡率调整
第七章 我国1959年—1961年人口状况与变化特点
§1 1960年户籍人口异常减少1000万的原因分析
§2 我国1960年到1961年人口数据调整
§3 我国1960年到1961年人口状况的变化特点
第二篇
第八章 蒋正华先生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1 蒋正华先生的研究情况
§2 蒋正华先生的数学模型是完全错误的
§3 蒋正华先生的研究违反人口学基本常识
§4 关于死亡漏报问题
§5 关于蒋正华先生公布的三组有巨大差异的数据
§6 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
第九章 以科尔为代表的国外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1 科尔研究的简单介绍
§2 科尔研究中的若干重大误区
§3 科尔所依据的基本数据是不能作为研究基础的
§4 科尔研究中的其他重大失误
§5 国外其他学者的研究
第十章 以王维志、杨继绳、金辉、曹树基等为代表的研究
§1 关于王维志、杨继绳的研究
§2 关于曹树基的研究
§2 关于金辉的研究
§3 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公式
§4 其他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十一章 对一些广泛流传说法的分析
§1 关于甘肃“饿死一百万”的问题
§2 关于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问题
§3 关于“四川省饿死1000万人”
§4 “遵义事件”中死亡人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5 关于我国统计局人口数据是篡改伪造的问题
第十二章 “饿死三千万”的来龙去脉
第三篇
第十三章 各省(市、区)的情况分析(一)
§1 引言
§2 吉林省
§2 浙江省
§3 北京、山西等十省(市、区)
§4 河北省
§5 辽宁省等四省区
第十四章 各省(市、区)的情况分析(二)
§1 山东省
§2 云南省
§3 湖北省
§4 广东省
§5 江苏省
§6 湖南省
§7 广西省
第十五章 各省的情况分析(三)
§1 河南省
§2 四川省
§3 甘肃省和青海省
§4 贵州省
§5 安徽省
§6 全国各省(市、区)情况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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