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

    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中还说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我们抚今追昔，学习邓小平上述关于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论述，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当年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评价完全正确。此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党中央和邓小平当年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试想，若是当年我们党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很难想象今日之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毛泽东生前曾几次夸赞邓小平懂辩证法。邓小平科学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说明他对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我们只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些浅显分析，就能对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尽可能科学地历史地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笔者认为，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要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对党、军队、政权建设实践的十分重要的运用，是我们党、军队和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体现。我国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特别是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充分说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今时代更加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他深邃的目光，往往穿透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风云。对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结合当今国际国内实践，不断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就必然会遭遇重大挫折和灾难。我们决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轻率否定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按照《决议》这一精神，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不应包括“文化大革命”理论，必须把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与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甚至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量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严重混淆了敌我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和处理方法，加上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助长，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惨痛悲剧和教训。我们要时刻引以为鉴。右倾错误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倾错误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高度重视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发生。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无疑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看到毛泽东所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党和人民作出的其他重要甚至是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晚年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不同的概念。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对毛泽东晚年所做的全部工作进行全盘否定是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毛泽东晚年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同志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力，把握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外交战略和我国永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革”内乱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与毛泽东的决策贡献和影响作用分不开。

    毛泽东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包括他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所进行的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在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缴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宝贵的“财富”。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权力之争”，是毛泽东“人品问题”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早年就说过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民主人士章伯钧曾经与其女儿章诒和有这样一段对话，可以为毛泽东关于“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作注释。章诒和问其父亲章伯钧：“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章伯钧用一句话回答了章诒和：“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笔者认为，毛泽东一生中，有判断和斗争的失误，但都“无私人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但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毛泽东的伟大让我们世世代代崇敬；毛泽东不是神，但也绝不是普通的人，绝不是常人甚至是一般伟人所能企及的。我们党和毛泽东个人所犯的错误，有的是在探索和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有的属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个人可以避免的失误。对这些错误，我们一方面应引以为鉴，力戒重犯；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分苛求于领袖个人。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再说，他人难道没有感情用事或犯错误的时候？为了进一步说明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这里需要回答的还有以下四个问题：

    其一，“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和毛泽东的初衷相矛盾的。比如，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长期不满，但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借群众运动帮助这些干部改掉他们身上的官僚作风，“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他对刘少奇、邓小平一开始也不是采取完全打倒的态度，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之前他就明确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当时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对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所以，毛泽东采用各种方式办法发动群众，甚至提出“来一个放任自流”。但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不同宗派等各种新老矛盾都充分表现出来，特别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1967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设想：“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但结果，“文化大革命”整整进行了十年，风浪一个接一个涌来，无法了结。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一方面把全国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估计得过于严重；另一方面，他对无政府主义泛滥带来的恶果又严重估计不足。大乱并未转化为大治局面，最后，甚至出现无法驾驭的局面，这令毛泽东处于十分无奈甚至尴尬的境地。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张耀祠回忆说:“1975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强调指出，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总理感到这是一个解放老干部问题的机会来了。这天他来看望主席，并向主席报告了有无数的老干部挨整，他们一直没有工作等情况。主席说:‘你说打倒了那么多老干部，我也是无意地把他们打倒嘛，我并不知道有那么多老同志受罪嘛！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烧糊了就不好吃了。’”从中可见，毛泽东当初的良好动机与实际结果是严重相悖的。

    其二，在评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强调其动机是好的，并不是把主观动机作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强调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主观动机往往会产生相应的客观效果。但是，有时也往往会出现效果与动机完全相悖的情况。我们常说的好心办坏事就是指这种现象。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当然应该坚持实践检验标准，同时也应兼顾历史人物的动机。对其动机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肯定。与此同时，不仅要把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放在当时历史环境里进行考察，同时也应放到历史和时间的长河里，放到更为广阔的时空里加以检验。这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才是真正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才能真正反映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

    其三，毛泽东在晚年已经部分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有所纠正。尽管毛泽东在晚年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反思与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1968年10月1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并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在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他对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作了检讨，他说：“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成员时说，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1975年10月至1976年2月，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明确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等等。

    其四，要正确总结认识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原因。黄克诚在1980年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说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探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也是我们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来源：《新华文摘》，2014-22；摘自《毛泽东研究》2014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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