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的挑战，应首先从宏观背景来理解。
第一，自文革后期开始,从当时的社会心理看，从干部群体和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都发生了普遍的迷惘和怀疑。这种心理和情绪一直存在、延续和滋长，到改革开放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出现动摇，并通过理论的、文艺的形式表达于社会。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直接依托于马列毛学说，因此对于这个学科或理论体系来说，上述情况就不啻于釜底抽薪。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的挑战，首先来自其核心价值观的危机。
第二，由于主客观原因，新中国的前30年，学术理论受到国家的较高程度保护，缺少直接面对有份量敌手的短兵相接的论战、碰撞、锤炼的经历，这就难免要影响到自身知识、视野和理论武器的更新，削弱了实战能力。这突出表现在，面对现实中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经验、新问题，越来越缺少令人信服的解释能力，不能争取广大受众。这样，在改革开放，国门洞开的情况下，各种西方理论蜂涌而入，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术理论被迅速边缘化，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对比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民党统治的环境下，就是在理论交锋中战胜对手，掌握了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论话语权，也由此奠定了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科学的基础。
第三，新中国前几十年，党对文艺的领导一再发生极左的偏差，文艺界一直有怨气、怨言。文革结束后，很快形成强劲反弹，突出表现是1980年赵丹的临终遗言，所谓“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次谈话经整理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产生了广泛持续的影响。当然，文艺界对极左偏差的反感和反抗，都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在全面否定文革，以往革命的逻辑与合法性发生动摇的大环境下，客观的结果，就不再是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而是在理论上彻底否定、在实践上基本中止了党对文艺的实际领导。因为要摆脱党的领导，所以文艺必须与政治脱钩，所谓“不屑于作时代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80年代，文艺转向自身，叫做“向内转”，从以往的人民文艺变成“纯文艺”，热衷于模仿欧美同行，特别是那些个人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家作品，文艺日益脱离现实、脱离群众。因此，核心文艺观的改变，同样抽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内核。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首先受到从自然科学简单挪用来的理论和方法的挑战，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代表人物是刘再复。这些理论和方法很机械、很肤浅，但在当时却风靡学术界。这种情况，值得反省。80年代后期，更年轻的一代学者，引入、使用精神分析、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学说，代替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与当时流行的纯文学和先锋艺术实践相呼应，从理论到创作，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传统现实主义挤出了主流位置。这个过程，在80年代末实际上就已基本完成。
凡事物变化，内因是根据，起决定性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边缘化，首要原因还是在自身。
90年代以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成为潮流、趋势，中国社会的某些状况逐步与西方接近。90年代后期，西方学界极为流行的文化研究传入中国。文化研究是源于英国的一种学院左翼理论，主要以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为对象，广泛涉及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广告、畅销书、流行歌曲，乃至室内装修、休闲方式等，剖析其背后的虚假意识形态。以这种方式，国内学界，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学者，逐渐走出了纯文艺的局限。
目前，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内容，如党领导文艺、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等命题和范畴，的确很少有人继续关注。但是，像文化研究这样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泛左翼理论和方法，却有很多人借鉴使用，在年轻学者中间甚至成为某种时尚。他们的不足是，止于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缺少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学的探究，缺少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历史和国际问题等联系起来考虑的总体性分析和方案。顺便说，马克思主义不存在于单一学科内，它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每个单一学科内的学者必须在一定程度掌握这个综合的社会科学，才能真正让马克思主义作为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
目前的策略是，一方面，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必须面对现实新问题，更新知识理论，以强大的解释能力，重新获得人们的信服。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专家，多年不读作品，不接触文艺现实，不进行文艺批评、文化批评的实践，局限在原理和基础理论的层面，自说自话。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另一方面，应该团结受到现实教育，正在向马克思主义立场靠拢的青年学人，帮助他们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使其从自发状态上升到自觉状态，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鲜血液。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这几年一直在举办青年文艺论坛，聚集了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他们关注现实，思维活跃，有鲜明的家国意识，许多人才华卓著。怎样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及其他各方面扶持、帮助他们，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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