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衡量国共抗战表现要用两把尺子

　　原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70年前，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宁死不屈，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赢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抗战胜利重振国人信心，重铸民族魂魄，确立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70年后，为纪念这一伟大胜利，参考消息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联合策划推出“胜利的启示——军事名家谈抗战”大型专题报道，邀请享誉国内外的军事名家撰写纪念性反思文章，与读者一起回望气壮山河的抗日史诗，多角度、全方位解读抗战胜利的意义与启示。 

　　今天的作者是国防大学技术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焰。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蒋介石的国民党，抗日是浮于表面的口号，即使有零星抗日斗争那根本目的也不是为了中国人民。实质上是假抗日真卖国，投降干伪军的比日本兵还多，只能说比汪精卫赤裸裸卖国好。因为蒋介石假抗日的逃跑主义，所以才会有共产党的全国抗日根据地。蒋介石的国民党，腐败是重要原因，根本原因是卖国。正是如此，才会被中国人民抛弃，结果，三年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毛主席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原文： 

　　衡量国共抗战表现要用两把尺子   

　　近些年来，社会上有些关于抗战的历史宣传只突出民族斗争而淡化国内正义和反动之分，导致国内许多人尤其是中青年人对抗日战争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片面化倾向，即简单地认为抗战时的任务只是打日本而不区分国内进步和反动，一些颂扬国内反动人物和贬低中国革命力量的舆论也在网络等媒体上有了市场并造成部分思想混乱。 

　　当年进步的中国人其实都知道，抗日战争进行的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民主两个革命——“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 

　　衡量哪个政党、哪支军队或哪个政治代表人物在抗战中的贡献，同样要用这两把尺子，即一方面看其是否积极抗日，另一方面看其是坚持社会改革进步还是维护腐朽的黑暗制度。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同国民党当局片面抗战的根本区别，正在于很好地完成了这双重任务，不仅在敌后打鬼子战绩辉煌，也建立了代表中国光明未来的广大解放区，这就名副其实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日需革除腐朽社会制度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内忧外患交织。过去被清朝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举侵华，除了其自身的狂妄和凶悍，也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极度腐朽和无能，否则偌大的中国也不会如此受尽欺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人数仅2万的日本关东军在几天内便轻取东北多数城市，在南京政府和东北军首领的不抵抗命令下，当地20万以上的中国驻军或降或逃。关内抗战初期，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长驱直入一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内，面对几十万日军入侵，国民政府丢失了东部2亿人口的最富庶地区。直至1944年春至1945年初，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面对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进攻，国民党军仍在豫湘桂大败，丢失了6000万人口的地区。直至抗战胜利时，仅从中国战场上看，日强中弱的形势并未真正改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年中国受日本欺负，外在原因是新兴的法西斯国家特别具有扩张性和疯狂性，内在原因则是国内社会条件造成一些人的媚外心态，长期封建宗法思想又导致重家庭个人、轻民族社会的恶习，导致一些只知个人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的人投靠日本。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中忏悔道：“我从懂事起便只知祖宗基业而不知民族国家。”国民党内二号人物、副总裁汪精卫率20多名中央委员和50多名将官投日，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还以降敌的国民党军为基础建立起数量最多达90万的伪军，也是一个社会腐朽群体对抗战失望而想降日自保的表现。后人常唾骂抗战时期国内“汉奸多”，伪军数量有时超过侵华日军，这不能仅仅用个人品质来解释，而主要是旧中国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中国要有效抗日，除了大力抗击民族敌人而不能妥协外，还要对本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其措施就应该是改变代表官僚买办和封建豪绅的专制体制，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抗战时期，蒋介石也谈“抗战建国”，提倡强调“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 

　　不过国民党高层同社会上腐朽的既得利益集团关系紧密，自身权贵家族势力又在战时继续膨胀，未搞任何社会改革，这使国统区的经济日益恶化，党部、官场和军队的腐败更为严重，其控制面积至抗战末期还大为缩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人口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至1945年夏天发展为拥有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其根本原因就是将民族、民主两个革命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深入的社会改革。这一改革恰恰又代表了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人类进步大潮，因而受到国内进步团体和人士的一致称赞，连1944年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报告都预言中国的未来将属于共产党。 

　　共产党改善民生赢得民心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高超之处，当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主要方式便是避开日军正规战之长，以游击战攻敌之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在装备最落后、条件最艰苦的条件下以弱抗强。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的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支过去缴获的杂式枪，每支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在这种艰难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游击队自然不可能同有绝对优势装备的日军硬打硬拼，而是靠发动群众打游击战，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巧妙的斗争形式。 

　　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解放区能在严酷的战斗条件下得到大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人民战争的胜利。通过充分动员人民，就能弥补武器条件的不足，就能长期牵制并拖垮强大的侵略者。当年中国共产党人能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靠的就是将民族、民主这两个革命相结合。 

　　以游击战打日本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当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又占绝大多数。发动人民抗战，主要的内容就是动员贫苦农民参军和支前。 

　　如果解决不了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还要因战争增加人力、物力负担，就不可能得到这一最广大群体的拥护。当年八路军、新四军走到哪里都能发动起群众，得到老百姓拥护，就在于不是只取之于民，而是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群众纪律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这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 

　　抗战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停止土地革命，援引了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不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这在保证不当汉奸的地主还有一定收入的前提下，大大减轻了贫雇农的负担。如同一些边区领导人所说的那样，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大幅增税却仍不减贫农租赋，同时还征走大量壮丁，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逃兵役成为普遍现象。而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内却出现另一种情形，虽然农民支援战争有不小的负担，却由于减少了地租，并通过减息摆脱了过去地主的“阎王债”，大多数人反映生活比战前还改善了一些。当时解放区不抓壮丁而实行自愿参军，到处是踊跃报名，是一幅“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得人心者得天下，打击侵略者时也要给群众以实际利益，这就是抗战时敌后根据地能开辟和坚持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建设根据地时，还注重发动群众监督政府，建立共产党员、群众积极分子和开明士绅组成的“三三制”政权，斗争汉奸恶霸，真正实行了清廉政治。除了众多知识青年向往陕北，纷纷投奔延安外，连海外有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考察了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后也说：“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 

　　“抗日名将”一俊不能遮百丑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其为何还坚持了八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却不能解释国民政府为何屡战屡败，并且因严重丧失民心而在战后被人民推翻。 

　　当年中国抗战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打日本”，还要荡涤腐朽的旧制度的污泥浊水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因而从宏观的角度看抗日战争史，就不能单纯地使用军事行动这一把尺子，单纯计算谁在抗日阵营中拥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而要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的两把尺子来衡量。除了看抗击日军的数量外，还要看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若从抗击日军的表现看，国民党军的许多将士确曾浴血奋战，但其高层却存在着许多指挥笨拙和腐败无能的现象，正面战场的会战多数失败也有这方面的主观原因。若是从中国社会进步的角度考察，国民党当局更有负人民希望。在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思潮兴起时，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却同纳粹德国结成非常密切的关系，并学习其法西斯统治方式。那时国民党军队主要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和购买德械装备，在日本侵华时还让德国居中调停，直至1941年因希特勒承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而与重庆断交才中止了往来。 

　　国民党当局抛弃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沿袭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许多传统，又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而形成了新专制主义。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不给其他政党以合法地位，实行特务统治，导致各阶层进步人士(包括国民党内的部分开明者)在抗战期间便掀起了“反独裁、要民主”的运动。 

　　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不仅不进行社会改革，不改善民生，当权者还大发国难财。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时号召不抽烟、不喝酒，力戒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亲属和心腹的极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战消灭和排斥异己更激起内争不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讽刺之词，可谓当时的社会对国民党当局最流行的讽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搭上美英战车，虽停止了对日谋和的试探，大后方腐化之风却急剧滋长。如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自肥，而“孔二小姐”(孔祥熙、宋霭龄之女)则以走私暴富，卖官鬻爵，连孙连仲升任上将军衔也要向她疏通。著名经济学者马寅初公开谴责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结果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 

　　从历史的角度看，评价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和一个人物，不能只看一时一事，更不能“一俊遮百丑”。人们承认国民党当局及其一些将领在抗战中做过有益的事，却不能以此掩饰其黑暗的一面。例如蒋介石在抗战时的爱将汤恩伯因在南口抗日打过硬仗一时全国有名，然而他在管辖河南时民谣有“河南四殃：水、旱、蝗、汤”之称，豫籍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又称以“汤”害民最甚。 

　　当时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回忆，他接到控告汤恩伯部掠夺民财、民田、民女的状纸都厚达盈尺，而蒋介石却放纵这个心腹爱将。如今一些网络上的“国粉”、“蒋粉”大力吹捧一些有名的反共将领，以他们对日本打过仗为借口称其为“抗日名将”一味吹捧，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就是否认中国革命的合理性，这就不是史学争论则是意识形态的现实斗争。 

　　当年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主要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胜利本来为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只是国民党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机会。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最大历史错误，便是拒不进行社会改革并加重民众痛苦，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感叹，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如仇雠。 

　　1945年8月，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中国的抗战以日本投降宣告胜利。然而，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权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在“劫收”时进一步横征暴敛，结果刚享受过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便迅速崩溃。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记者协会讲话时对此解释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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