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情局曾试图渗透中共结果损失惨重

作者：杨玉来源：上海译报 2015-06-12 1175

　　据中国香港特区《亚太防务》杂志报道，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美国情报机构曾秘密对中共及其解放区进行了一系列渗透活动，涉及中国国民党当局乃至苏联，其精彩程度不亚于谍战大片。

寻求与中共合作

　　早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军情报人员便经常以“使馆武官”的名义在中国各地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当时罗斯福总统曾指派陆军上校威廉·多诺万领导独立的情报协调局，负责研究一与中国联合对抗日本侵略的可能性。这一工作少不了中国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军统的协助，它在全国有300多个工作站，美国有意利用蒋介石的情报网从事对日情报工作。

　　为提升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在罗斯福的要求下，1942年6月13日，美国情报协调局更名为“战略情报局”(OSS)，专门从事敌后作战和情报搜集，它在远东战区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日军信息并进行研究，同时在日占区进行破坏活动。1943年，美中签署“特殊技术合作协议”，在34个项目，中进行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根据该协议，“中美技术合作所”(SACO)正式成立，美方负责人为海军上校马里·梅乐斯。

　　此后，美国战略情报局便开始在中国各地广布情报网。1944年10月，阿伯特·魏德迈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在华情报工作取得迅猛发展。最初美国在华特工仅106人，到1945年增至1891人，特别是纳粹德国投降后，美军将更多人力派到远东工作。1944年10月至1945年9月，美国在华情报工作由陆军上校理查德·赫普勒直接指挥。

　　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总部设在云南昆明，当时由陈纳德指挥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4航空队驻扎于此，因此战略情报局在该航空队参谋处情报科的基础上成立了独立的情报处，并在美中合作协议之外自由行动，不受军统负责人戴笠的节制。罗斯福总统之孙、海军少校昆廷·罗斯福被任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驻重庆代表，充当该局与魏德迈之间的联络官。

　　美国一方面与重庆国民政府合作，另一方面也认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对美国对日作战有帮助，因此美方应与中共建立联系。在罗斯福总统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美方在中共边区设立机构。1944年7月，美国在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派驻军事观察小组，这就是著名的的“迪克西使团”，它由16名军官和士兵组成，负责人为包瑞德上校，另有包括罗慕雷中校在内的5名战略情报局成员，以及谢伟志、卢登等两名外交人员，这两人的正式头衔为美国驻华使馆秘书。

　　迪克西使团的任务是调查中共武装的战斗力、中共对日情报工作、中共领导人背景、中共将采取的行动以及评估苏联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影响等。该使团从1944年起就与中共高层进行秘密会谈，讨论双方的军事和政治合作。根据美方1944-1945年的情报评估，中共最大的战略目标是在中国东北展开对日游击战，并与南下的苏联红军合作控制满洲。

　　二战期间，美国在华情报机构中出现了强烈主张与中共合作的声音，除上面提到的谢伟志和卢登外，还有在华工作多年的外交官卡尔逊、戴维斯及华盛顿的范宣德等人，尽管如此，白宫的对华政策仍倾向于支持蒋介石。据中国台湾地区《中国时报》报道，美方之所以将驻延安代表团称为“迪克西使团”，是因为“迪克西”是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脱离联邦的南方叛乱各州，就此而言，华盛顿没有否定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在华大建情报网

　　1945年初，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当苏联同意对日宣战后，美国在远东的作战计划便作出重大调整，美国与中共交往在军事上显得不再重要。此时华盛顿的当务之急是准备进行登陆日本本土作战，美国在华情报人员的核心任务是配合美军登陆日本。

　　1945年，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工作范围因战争需要扩大，美军在浙江省和陕西省设立分处，前者负责对华南日占区进行情报活动，后者负责搜集盘踞满洲的日本关东军的情报。远在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长多诺万高度重视在华行动，他曾三度来华视察，并拨出3700万美元作为在华人员的活动经费，而战略情报局当时全年的经费预算不过5700万美元。然而，当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完全出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预料，赫普勒上校在发往华盛顿的密电中竟表示：“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甚至来不及穿上裤子。”

　　日本投降后，美国驻华情报单位的工作对象逐渐改变。1945年9月20日，美国新总统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并将该局人员并入国务院，另有超过9000名海外特工并人国防部，缩编为“国防部战略情报组”。1945年11—月，这个新机构的驻华总部随着魏德迈领导的参谋部从昆明迁往上海。为扩大其工作范围，美方在北平(今北京)、天津、青岛、南京、沈阳、广州、香港、汉口及台湾等地设立分处。赫普勒上校下台，改由戴兰尼中校接替其在华工作。

　　由于情报搜集和分析的必要性，1946年1月22日，杜鲁门总统指示将战略情报组等特殊单位并人中央情报调查组，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它的主要工作不仅是搜集1946年5月3日前驻扎在满洲的苏联红军的活动情况及苏联在亚洲的军队部署，同时也负责监视中共武装的动向。当时该机构奉命对中共内部进行渗透，同时也对英法等盟国在亚洲的情报网进行渗透，例如美国对在香港的英国军情6处(Ml6)所属的情报机构进行过调查。

不是中共的对手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负责人赫普勒就要求魏德迈提供飞机;向满洲及朝鲜半岛紧急空降特工。赫普勒强调此举必须在苏军抵达前完成，空降的美国特工必须立即渗入日本关东军指挥部，先行建立一些永久性的情报工作站，夺取各种重要文件，同时敦促日军及伪满高级将领和官员向国民政府投降，而这项行动的借口是“抢救囚禁在满洲的盟军战俘”。由于该行动的每个特遣分队均以“鸟”为代号，所被称为“多诺万鸟”行动。

　　1945年8月16日，一支由7个人组成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遣分队空降在满洲最大的城市奉天(今沈阳)附近。同年9月中旬，他们在完成解救当地盟军战俘的任务后，丝毫没有撤退的意思。当时苏军奉天警备司令科夫通·斯坦科维奇(国民党文献称之为“高夫通”)少将对他们的行踪了如指掌，因为这些美国特工在当地的活动威胁到苏联的利益，于是斯坦科维奇向其发出“必须在48小时内离境”的通牒。该分队被迫于10月5日搭专机返回北平。

　　1945-1949年，中国内战如火如荼进行之际，美国政府决定全面支持蒋介石，将过去其所搜集的有关中共的各种情报和信息交予国民党当局。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受到蒋介石的委任，在中国各地战场上从事空中侦察和摄影;协助国民党军作战。至于由陈纳德所率领的第14航空队，变为中情局在华特别空运部队，专门负责为国民党军从事空运工作，并多次在中共解放区空投特工。

　　1946年4月，苏联红军撤出沈阳后，美国情报单位终于有机会在中国东北建立情报网。沈阳的美国情报站由辛洛伯领导，其代号为“海外研究第44 分队”，设在城内一家美国公司宿舍里，外面悬挂着美国陆军联络组的招牌。后来美国在沈阳设立领事馆，各种秘密情报行动便在领事馆的掩护下展开，例如 1947年美国派驻沈阳的总领事哈伯德就是一名中情局官员。中情局还在长春、安东(今丹东)等东北城市设有分处。这一时期，中情局在华的大部分工作站均以 “美军联络组”为名，依靠来自美国第7舰队的补给和支援，这些工作人员后来有不少人挤人中情局总部，成为重要官员。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中国东北情报网，美国特工不仅向中共解放区进行渗透，还企图混入苏联驻华机构，甚至经中国东北向苏联远东及蒙古国、朝鲜等国渗透。然而，中情局的驻华特工普遍没有前辈那样的工作经验，他们中一半是从美国本土“空降”来的官员，如哈罗德·雷特、胡戈·雷德蒙，另一半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如纽顿、麦尔等，难以应对情报战能力极强的中共。1948年解放军控制东北全境后，中情局在当地的特工无一漏网。1949年11月，被捕美国特工在沈阳接受了人民政权的公审。

　　在与中共的较量中，中情局低估了这个具有丰富革命和游击战经验的对手。由于中共多年来致力于地下工作者的训练与培养，建立起几乎无所不在的情报网。他们不仅打入国民党的各级情报机关，甚至连美国驻华机构和中情局在华工作站中都有中共的地下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地下党还进入美国驻重庆使馆，那里是美国负责对中共进行情报战的中枢机构。

　　有专家指出，在对美情报战中，中共之所以能占上风，主要归功于周恩来。早在建党之初，周恩来便一直负责地下情报工作，其助手包括叶剑英、王炳南、李克农等中共要员。周恩来早在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时便成立“特务工作处”。回顾中共派遣地下党前往国民政府和美国中情局渗透的历史，最成功的是潘汉年、熊向晖、阎宝航等人，他们为中共情报工作立下汗马功劳。▲